今年春节期间的某个夜晚，笔者无事在家乡小镇的一条小道上闲走。行至僻静处，突然听到一阵刺耳且略感熟悉的嘶叫声，不觉惊恐，又有些好奇，再仔细一听，原来是杀猪引发的嚎叫声，于是快步向前，约百十米后来到一座老旧的两层小楼前。大门紧锁，由铁栅栏向里张望，只觉门洞森然、阴暗。借着昏暗的灯光，门侧的牌匾使笔者意识到自己站在了本镇屠宰场的门前。原来，多年之后，镇上的屠宰场已由过去粮站附近的位置迁至本处，而离开小镇多年的笔者对此并不知情。
尽管就立于屠宰场门前，但那头正被宰杀的猪的嚎叫声，听上去虽更为真切、惨烈，但还是颇感遥远。笔者猜测，或者是因为屠宰作业在地下室进行，或者是因为屠宰场装了一定程度的隔音设备，所以如此，或是为了避免扰民——尽管地处偏僻，但周边还是零星分布了多户居民。
站在清冷的夜空下，想象屠宰场里正在发生的血腥行为，不觉有些毛骨悚然，且诡异，心中不由浮想：更应发起反抗与革命的，不是那些圈养在农场而是这些被押赴刑场的动物。
现代世界人与动物的关系：
看不见的兽园
乔治·奥威尔在1940年代出版的《动物庄园》（亦译《兽园》），以天马行空而又紧扣现实的想象力，虚构并叙述了一群反抗暴政的动物。
多年以来，这部经典的幻想小说一直被视为一部含蓄却强硬的政治寓言，这样的解读当然有其重要的社会价值，小说本身也有着浓厚的政治意味，然而考虑到一切政治行为都是某种标准的人类活动，以人本模式写作或阐释一部动物主题的小说，其本身或许就暗示了长久以来我们人类所习惯的人本主义或物种主义的思维模式——在这种物种优越感的支配下，我们常常从根本上遗忘了我们应该思考并观照的动物与人类的关系，更遑论动物自身的处境。
事实上，动物正日益从视觉上远离人类的生活。
久居城市的我们，与动物间的接触正日渐稀疏，不断兴起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正逐渐将我们与动物隔离开来。通常在城市状态下，可以想象的我们与动物的关系只剩下这样几种模式：
1. 动物园观赏；
2. 宠物/溺爱或虐待/一种不道德的情感寄托及斯德哥尔摩化的动物；
3. 更严重也是更普遍的，被严厉封锁在公众视线之外的，将动物无情地抛掷在工业化养殖、医学实验及以屠宰场为代表的食品产业链上。
以上种种无一例外都隐含了囚禁、压迫、奴役或玩偶化的主题，动物自身的本性被严重压抑，即便在相对亲昵的关系中，也很难看到动物天性的张扬，更多的只是人类自身情感的单方面诉求，其间还夹杂着众多虐待、宣泄的变态行为。笔者就曾亲眼目睹一个中年男性养狗者，在自己的卧室残酷追打、掌掴自己的宠物。
上述几种模式中，尤其是后者，人与动物的关系在这种条件下已被极度且大规模的体制化，它甚至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它的存在，而它无时不刻地不在影响我们的生活。
这种体制无所不在，我们实际就生活在这种体制笼罩的阴影下。这种体制为我们带来食物——禽蛋与肉类；为我们带来了毛皮与服装；为我们带来了不断改进的药物和医疗设备……然而，就在我们享受这种体制带来的种种利益的同时，也迎来了一次次的危机与灾难。远的不说，近代以来的几乎每次公共卫生危机背后，我们几乎都能看到了那些被压迫和剥夺了自身天性的动物的身影，从中也看到了人类的贪婪和无边的欲望。
或许，我们正以某种隐蔽的方式，在我们周边的世界营造了一座看不见的“兽园”——一方面我们在视觉上不断远离动物，另一方面又在饮食、健康乃至情感心理上日益依赖被囚禁、奴役、带有血腥意味的体制化处境下的动物。
如果将动物视为自然的隐喻，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人类与动物的割裂与压迫，其实就是对自然的背叛。这种背叛，必然招致实际孕育和抚养了人类的自然的报复和惩罚。
在《动物庄园》中，动物反抗威权的途径是暴力革命，而现实中，并不具备童话力量的动物们，对人类发起的反抗，则是病毒和疾病。动物对人类发起了一场又一场充满隐喻的病毒战。
疾病或瘟疫：
从动物到人类
1910-1911年，中国东北暴发大规模鼠疫，这是人类历史上三次鼠疫大流行中的最后一次，有据可查的死难者即多达6万，据称超过半数身处防疫前线的职业中医师死于此次灾难。
美国环保主义作家布鲁克史密斯所著《未来的灾难——瘟疫复活与人类生存之战》中，对这场鼠疫有过详细记述。
书中记载，这场瘟疫的病源来自生活在亚洲大草原的土拨鼠（学名旱獭）。土拨鼠是这场鼠疫病毒的携带者，当时新近到达中国东北的移民为获取其毛皮而捕猎它们。按当地习惯这种动物只应猎杀，并且有病的不许触摸，但新来的移民设陷阱捕猎，不分有病还是健康的一律捕杀，结果感染并传播了这场瘟疫。
作为基督教中人类七大原罪之一的贪婪，一直是人类历史上人祸导致的灾难的重要根源之一，暴发于中国辛亥革命前夕的这场鼠疫如此，整个八十年代带给非洲深重苦难的艾滋病大面积流行更是如此。
据推测，HIV病毒（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病毒）的原始携带者是生活于非洲的绿猴或长尾墨颚猴。艾滋病在非洲蔓延并大暴发的最初几年，腐败的非洲国家领导以保护民族名誉为借口，不但禁止或限制媒体对艾滋病的任何报道，拒绝各种海外援助的努力，甚至还完全否认艾滋病的存在，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所谓的民族荣誉，也不是为了国内民众的经济利益，而仅仅是为了金钱和财富能够继续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私人的腰包或海外亲友的秘密账户，这也使得整个非洲丧失了预防和限制艾滋病的最佳时期。艾滋病在非洲的大面积流行，是天灾，更是人祸。
仔细回顾近20年来，历次引发全球恐慌的各类瘟疫，从艾滋病到疯牛病，从非典到禽流感，从登革热到口蹄疫，几乎每次恐慌背后，我们都能看到饱受人类物种主义歧视的各类动物的身影。有趣的是，这些瘟疫涉及到的动物——鸡、鸭、猪、牛等——几乎都在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庄园》中出现过，我们几乎看到一个现实版的动物革命，正戏剧化地上演于人类现代生活的舞台。看上去这是一场永不谢幕的演出。
查阅中国动物疫病病种分类目录，可以看到中国将动物疫病共分三类，其中：一类动物疫病17种，含口蹄疫、猪瘟、牛瘟等；二类动物疫病77种，含狂犬病、牛结核病、马传染性鼻血等；三类动物疫病63种，含大肠杆菌病、毛滴虫病、绵羊疥癣等。
这些动物疫病原本绝大多数只在动物间传播，只有少数可在人畜之间感染，后来由于人类的过度接触与干涉，不少疫病开始在人畜间传播。
这些由野生动物或家畜所携带的病毒与细菌，究竟是如何入侵人类的呢？
以鼠疫为例。鼠疫的直接诱因是一种杆菌，叫做耶尔森氏鼠疫杆菌，它们在以吸食啮齿目动物的血为生的跳蚤肠道里滋生，最后跳蚤的肠子会堵满大量拥挤的细菌，当它吸血时便把细菌注射到它的宿主身上，而那些鼠类身上的跳蚤将继续把细菌带到同一聚居区的其他动物体内。
公元十四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鼠疫再次降临欧洲，而这一次的灾难对整个欧洲来说是毁灭性的。就在此前十余年，亚洲大草原上的野鼠经历了一次数量大爆炸，瘟疫从中暴发，并很快向各个方向肆虐开来。这场被称为“黑死病”的巨大瘟疫，仅仅在数年间就夺去了欧洲数千万人的生命，直接导致欧洲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余。
有数据表明，整个人类历史死于各种鼠疫的总人口达20亿之巨，死于疟疾的人口甚至比这更多。
人与动物的战争永不停歇，如何与动物和谐相处依旧是一个看不到尽头的话题。
动物保护主义的两端：
人本主义与动物主义
《圣经》上记载，大卫王的儿子，贤明的所罗门王曾“言及兽、鸟、虫、鱼”（《列王纪》四章三十三节）。
在其经典科普名著《所罗门的指环》中，劳伦兹开篇即引用了《圣经》中关于所罗门王的这段记述，并将其界定为“大概是最早的一篇关于生物的演讲”。劳伦兹认为，所谓“言及”乃“提及”之意，而非传说中的“所罗门王能说各种鸟兽的语言”。一番辩伪之后，劳伦兹又出人意料地表示：“我却很愿意把这个传说当真……我愿意相信他（所罗门王）真有和鸟、兽、虫、鱼对话的能耐。”
劳伦兹于1973年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作为一名严肃的动物行为学者或者说科学家，劳伦兹有着强烈亲近动物的倾向，他之所以愿意相信所罗门王“真有和鸟、兽、虫、鱼对话的能耐”，并非因为他内心真有一种伪科学的冲动，而是因为如果真有这种能力，就能拥有更多与他热爱的动物亲近的机会。
尽管一生亲近并身体力行倡导善待动物，但劳伦兹并非一般人想象中的一个动物主义或者说绝对的动物保护主义者，相反，他会更多从人本主义角度即人的价值立场强调对动物的保护，他将一切单纯从个人情感诉求的角度宠养动物的行为都视为非道德的，因为“宠养”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优越感的表现，多数情况下都背离了动物主义者所标榜的“与动物身份平等”的立场。
“宣称动物胜过人类，简直是一种亵渎。对于严肃的生物学家来说，这种主张完全否定了生物界的创造性发展……如果因为对人类的弱点感到失望和痛苦而把对人类的爱转移到猫或狗身上，那将是犯了极大的罪恶，也应该是遭唾弃的社会性倒错行为。”
这依旧是典型的人本主义言论。
相对于此，或许是当今欧美最知名的哲学家之一的彼得·辛格，则持有更为激进的立场，他明确表示动物在某些方面拥有“比人类更高的道德地位”。
彼得·辛格思考了很多看似边缘的问题，并发表了诸多充满争议的言论。他于1975年出版了经典的《动物解放》一书，对于许多动物保护主义者来说，该书堪称现代动物权利运动的开山之作，后来的许多动物保护主义运动均奉该书为其理论指南。
尽管同以动物为主题，但《动物庄园》与《动物解放》显然是两本迥然不同的书，前者是一部幻想小说，一部政治寓言，其叙述目标全部指向人类自身；后者则是一部真正动物视角、旨在声张动物权利的现代读本。
总体上，彼得·辛格是一位具有较强立场的动物主义者，但某些方面又依旧保留了相对较弱的人本主义色彩，总之，他并非一个绝对的动物保护主义者，他将所有人之外的动物称之为“非人类动物”，同时又将这些动物区分为“接近于人的”与“跟人差异较大的”两种，主张对这两种动物要区别对待。
理性来看，在人与动物关系的问题上，绝对的人本主义与绝对的动物主义都是不可取的，持有一种弱人本主义的动物保护主义立场，或许才是最符合现代理性与道德诉求的。
笔者曾就动物保护主义问题在网上与网友讨论。讨论中出现的这样一个案例，让笔者颇为遗憾：在中国内地某市的高速公路上，一群动物保护主义者不顾交通法规拦截了一辆运送动物的货车，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
如果动物保护主义不是最终增进了人与动物间的和谐关系，而是严重干扰了人类的正常生活与社会秩序，这样的动物保护主义就是绝对的动物主义，就是劳伦兹批评的“社会性倒错行为”。
（作者为本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