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而论道的知识生产

    孔子与诸弟子当年坐而论道，成果结晶终成《论语》；柏拉图与师父苏格拉底的坐而论道，诞生对话体《理想国》。不夸张地讲，2500年前的坐而论道，影响世界至今。
    但是，今天的人们好像已经不讲“坐而论道”了，在当下的中国，“坐而论道”甚至成了一个贬义词，讽刺一个人空谈理论，不切实际；大家信奉的是“起而行之”以及“理论联系实际”。在大学里，教授如果不让学生去实习简直是逆天行为。
    但是，在我抵达美国之后，在这个我曾经认为实用主义至上的国家里，所体验到的是另一种状态：在这里“坐而论道”是常态，是学生与教授的基本工作。文献研读、主题讨论、各种演讲、没完没了的对话、辩论、研讨会……学术活动日常化，非常普遍，活动简洁，没有繁文缛节，场面并不宏大，但是本领域世界知名的教授经常有。
    这里的教师好像没有其他事务，就是天天搞学术。理论上，大学教师不用坐班，每周只有一两个小时的office time，其实不然，他们几乎都是天天到场，参加各种活动。与我同来的中国学者在一起聊天，对比起国内的教授以及自己，都颇有感慨。
    这里有的老师或博士后写篇文章，论文投稿之前或者发表之前，会拿到课堂上讨论，或者组织全院老师和博士生做一个talk，请大家提意见。我在想，别管生产出来的东西具有多大价值，以及能管用多久，最起码别人的认真态度和开放状态以及尊重学术的精神，值得学习。
    博士生的任务就是读书、读教授指定的各种阅读材料、课堂讨论、写各种论文、参加研讨会。按规定博士生不能出去挣钱，想打短工，学校有规定累积不能超过一定时间，即使这样，他们一般都得四五年毕业，甚至更长，训练出来的效果，可想而知。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洋博士与土博士之所以价值不同，整体而言，确实是各有所值。
    世界各地的人到这里做演讲，大学的、非政府组织的、国际组织的，教授与博士生的参与热情都很高，或者说根本不能叫热情，就是常规。曾经在国内因《媒介事件》一书为业内所知的卡茨教授今年85岁，经常参加各种talk，并且提问，而那些演讲的，有的就是个副教授或者博士后。但是，提问者并不因为自己是大牌教授而口气略显不敬，都像是刚入学的博士生。卡茨教授的脑袋老是不由自主地摇摆，手也抖得厉害，时常将饭放不进嘴里，但却坚持到学校，并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我坐在他旁边时，每每感慨万千，有很多说不出的感觉。
    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王鸿飞，曾经在科学网发表《十有八九的博士和博导不合格》，“以我在Columbia的学术标准来衡量，我所在的研究所和中国最好的大学99%的研究员教授和毕业的博士是不合格的。以美国三流大学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大陆99%的研究员教授和毕业的博士是不合格的。”话虽严苛，却似乎并无不确。
    上周驱车去波士顿的哈佛大学，返回费城时途经坐落在纽黑文市的耶鲁大学，建筑之美不必多讲，虽令人艳羡，却也算不上是大学的核心，不过，一路听了不少故事，却令我常有触动。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耶鲁大学发表的《耶鲁报告》。
    19世纪初，美国的大学适应社会需求，开始设置名目繁多的实用学科和课程，包括常青藤大学在内的很多名牌大学也未能免俗。但是，注重培育人文精神的耶鲁大学对此作出了有力回应，在1828年发表了著名的《耶鲁报告》，其核心是肯定以古典学科为主的人文教育的重要价值而排斥科学的实用教育，反对过早专业化和职业化；高等教育应该注重心智训练而非职业训练，宣称，“没有什么东西比好的理论更为实际，没有什么东西比人文教育更为有用，大学里为本科生所开设的教学课程不包括职业学，专业化必须晚一点开始……心智的训练使学生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
    这让我想起在国内，经常有人问的问题是：“他/她研究的那东西有什么用啊？”还让我想起在这里经常参加的有些学术活动，正如别人问及的，好像没什么用；教授或博士生那么认真地写作发表一篇文章，好像也没什么用。但是，《耶鲁报告》里面有答案，不过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一套。
    像我这个年龄，虽然绝对不老，但来美国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激动和新鲜感，包括对美国地理的好奇心也不大。因为在这个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很多东西都已经通过媒体知晓了，特别是通过各种书本已经了解更多。不过，来到之后的体验，对他们坐而论道的学术生产过程与精神，此前虽有耳闻，但还是感到有点震撼。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