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于娜 李爱明 北京报道
旅美画家李自健因1992年创作的巨幅历史油画《南京大屠杀》而蜚声海内外。在这幅画被星云大师捐赠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后，李自健又原样画了一幅，即为此次在国博展出并捐赠的作品。在来到国博之前，李自健的巡展已经走过了国内23个城市，和世界上4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他的另一个传奇性标志。
扒火车学画
一个深秋的夜晚，一位少年背着画夹，爬上了一列路经华阴开往西安的火车，没想到车厢门竟然锈死了，他只能在凛冽的寒风中，死扣车把，与死神顽强搏斗了足足一个多小时。苦熬到西安站时，他一下跌落在冰冷的路基碎石上。
这个男孩就是李自健。1957年，在那场政治风暴中，他的父亲不幸被判十年冤狱。母亲一个人抚养8个孩子长大。艰难的日子里，酷爱绘画的他，只能靠着扒火车去向名师求教。
李自健的哥哥们摆小人书摊分担家用，小人书的封面经常被翻烂了，哥哥们就用毛笔蘸上颜料，自己画封面。李自健站在一旁看，看久了也学会了画图案，描线条。14岁时，李自健甚至能用九宫格画出毛主席头像。母亲对于儿子有这样的才能很惊喜，决心无论如何要支持他画画。
有一天，母亲给李自健带回整整一套全新的“马利牌”油画颜料，还有他期盼已久的素描画夹。又惊又喜的李自健问母亲怎么弄到这些宝贝的，母亲只是笑着说她发工资买的，可是话音未落，脸色苍白的母亲就跌靠墙边。原来颜料和画夹，是他的母亲用卖血的钱换来的。
十六七岁时，李自健谋到了一份到湘西山区修铁路的工作。在大山里修了一年半铁路后，李自健回到家乡，被分配到一家街道机械厂当钳工。随后在邵阳市举办的画展中，根据自己修铁路的经历，李自健画出一幅《湘黔线上三八桥》，一举成为当时邵阳市有名的工人画家。
1976年，李自健创作的两幅作品入选了全国美展。《人民日报》同时刊登了这两幅作品，国内许多杂志、报刊也开始介绍这位青年工人的艺术才能。虽然画作得到广泛好评，但李自健想报考专业美术学院的努力，两次都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落选。
这却开启了他外出求学的道路。李自健从邵阳跑到了长沙，接着跑出了湖南，到了广州、西安、北京。那时，身无分文的李自健经常忍饥挨饿，扒车到各地找画家求教。
云游的冲动
1978年，穿着一身油污工作服的李自健，终于在钳工车间里等来了期盼6年之久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他考上了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
大学毕业后不久，李自健画的几幅作品就接连入选了全国美展，还被送到日本、加拿大展出，在青年画家中，他在生活等各方面待遇都变得好起来了。但是面对艺术新思潮，画写实的李自健觉得很烦恼，跟着新潮走还是坚持自己的老路？他徘徊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怎样选择。
“去美国也是在这样一种心境下，想寻找一个出路。”1988年，李自健漂洋过海来到洛杉矶。
“那里现实主义题材也可以画，但它不是主流，主流是丹麦艺术。你必须向生活低头，就是迎合市场，不得不画肖像了。”不幸的是3年后，签约的画廊倒闭了，他陷入了穷困潦倒的境地。直到1990年3月，在好友的引荐下，结识了国际高僧星云大师。
李自健拿着印有自己作品的明信片给星云大师看，也讲述了自己来美国后一直为生活而画的境况。“李先生，我来支持你画100幅油画，好吗？”星云大师随后郑重地说。当时，李自健完全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大师接着又说了一遍：“李先生，我想请您在一年之中画出100幅作品，50万美元。”这时李自健才缓过神来。
他又惊又喜，但也有所担心，不会是要画佛像，画菩萨吧？然而星云大师笑着告诉他，不要他画佛像、菩萨，他就以人间爱心为题，画他感动的人和事物就好了。
星云大师的话让李自健安心了，在大师提供的居所中，历经400个日夜的呕心创作，李自健完成了包括《南京大屠杀》、《静静的河》、《姐姐的故事》等在内的近百幅充溢人性大爱的油画作品。
在洛杉矶西来寺举办完第一次个展后，李自健产生了带着作品云游天下，世界巡展的念头。“我从小崇尚云游四海的生活，我喜欢接触社会和人，从里面感受到创作灵感，去寻找画画的表现世界。”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星云大师，大师非常赞同，并且表示他画的这些作品随时都可以借去展览。
李自健买来一个地球仪，边转边选择巡展的国家，自1992年起，他将自己的油画创作集结在一起，自费开始了世界巡回个展。他没有跟画廊合作，也没有委托展览公司，“我就想自己可以去锻炼，要吃苦，要扛画，我都搞得动，那个时候力气大。”十几年里，李自健和妻子带着他的油画先后三次环球，走进了世界40多个国家与地区举办画展。
人性与爱的力量
原本在李自健的绘画计划中，并没有《南京大屠杀》这件作品，缘于有一天星云大师走进了画室，在沉思片刻后问李自健能不能画一幅《南京大屠杀》。星云大师就是这场惨剧的见证人，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只有12岁的他跟着母亲去寻找失踪的父亲，那横尸遍野、惨不忍睹的场景至今让他历历在目，从此他就失去了父亲。后来途经南京栖霞山时，他就出家做了和尚。
当时李自健听完这段经历后，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一个画面：左边，两个日本军人在砍头比赛后拭刀狞笑；右边，哀伤的出家僧人在拖收尸体；中间，同胞尸体堆起来像是一个纪念碑，一个从母亲血泊中爬起的孩子在顶端对天嚎哭；后面，则是硝烟滚滚的中华大地和奔流不息的长江水。
由于《南京大屠杀》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赤裸裸的侵略罪行，在国外巡展期间，屡屡遭受日本右翼分子的阻挠。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在报道巡展受阻事件时，将李自健的名字写错了一个字，恰恰马来西亚有个画家叫那个名字。报纸一上市后，这位画家将报社告上了法庭，认为由于报社的失误，导致他遭到日本人的恐吓，害得他每天提心吊胆过日子，要求报社赔偿他精神损失费和人身保护费。
“人，活着就要活得痛快，活出个人样来，活得像条真正的湖南汉子，坦然大度，正气浩然。我要做的事，无论怎样的压力，也无法阻挡！”在李自健的眼里，这些阻挠都是可笑的，他偏要带着这幅画继续巡展世界。
他也看到很多日本参观者对他投以感激的目光，给他拥抱，给他鞠躬。他还看到一个小姑娘在留言本上写道：“李叔叔，我是小林幸子，我今年十三岁了，我来中国十年了。今天当我看到《南京大屠杀》这幅画的时候，我为日本曾经犯下的暴行感到羞耻，我要对所有的中国人说一声对不起。”
与《南京大屠杀》形成对比的是，“汶川娃”系列中淳朴、可爱、天真的乡土孩童。其中，有一组以汶川羌族小姑娘江竹为原型的组图，《听泉》表现的是震前小姑娘躺在溪边石头上歇脚的恬静场景；《听泉的汶川女娃》则是震后李自健在无法得知小姑娘是否还活着的情形下，连夜画出来的。
“这是继《南京大屠杀》之后，又一件含泪创作的作品。”他说，后来得知小江竹一切安好，便将《听泉的汶川女娃》拿去义拍，所得128万元全部捐给了灾区，慈善是爱的延续。
“我在尽可能地向自己命运里走，用通俗、亲近的语言，诉说我心里真实的情感。然后又通过作品传递到别人身上，让他跟我一样的感动、共鸣，艺术就产生了力量。”李自健说，“我的展览不是给大家看看我画得多好，多赏心悦目，或者什么技巧，什么流派，而是用作品展示我心灵的一种呼唤，那就是对人性与爱的精神力量的追求。”
《我是犟骡子》是李自健第二本自传的书名，“这是对我人生的一个写照，也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声音。”他至今“湘音”未改，“我觉得一辈子都要累下去，因为我的快乐就在这个累里。”
对话
脱离时代的作品徒有技巧
艺术界一直存在一个争议，艺术的时代性与艺术家的个性究竟是否对立，有的人认为如果艺术家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就失去了艺术的个性，难以在历史的长河中站在高点。但是也有观点认为，两者并不矛盾，一个艺术家在紧跟时代的同时，也可以有鲜明的艺术个性。艺术如果丧失了时代精神，脱离了时代，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华夏时报》：在绘画作品里，除了技巧，感动观者的还有什么？
李自健：不是说我在某一种技巧里边，我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任何一个来看展览的人，他是被你的情感所打动，你的绘画是有情感的。过去我们争论形式在前还是内容在前？你想怎么画画就怎么画画吧，最重要的是艺术是真诚的，能够把你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通过造型艺术表达出来，打动了别人，那你的作品就是有价值，就可以成长。
《华夏时报》：为什么说脱离时代的作品徒有技巧？
李自健：它都没有时代的意义，跟生活脱节，如果都这样画，今天的时代谁来表现？你都对这个时代没有感觉，我认为是徒有技巧，没有表达我们时代的感动。画古人你过两百年这样画也是可以的，任何时候都是可以的。有些作品是有很多的买和卖，让它成为一种股票了，而不在乎画面本身。
《华夏时报》：在你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红花被”，这是一种个性符号？
李自健：红花被确实成为了我的一个符号，“母女系列”那件白色的孕妇装也成为了我的一个符号，“家书系列”的白褂子也成为了我的符号，还有“流浪汉系列”里面白色的背景也成为我的一个特点。
这都是客观中的主观，主观又有客观，我就是用这些视觉的符号，组合成一台戏一个交响乐，大提琴、小提琴、贝司、小号一起在演奏一个东西，发出的声音一定要协调，通过不同的声部处理来感人。
《华夏时报》：一路走来，对你的作品和巡展有赞许也有争议，你自己怎么看？
李自健：我要做我的事，我想做的我都能做成，因为我懂得提得起放得下，该提起的，我一定坚持到底，不会放手，该放下的，我眼睛都不眨一下，跟我没有关系。我用所有的力量来做这一件事情，为什么做不成呢？反正我一生还有几十年，我以命相许，以身相许，以命相搏。我最后走完了这一生，那个时候我无怨无悔了，评价就是你们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