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有句名言：如果你早上起床不觉得难过，这表示你已经死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情况恐怕是：如果你早上起床不觉得焦虑，这表示你已经死了。
当然，这只是戏谑之言，不过戏谑之余，却不得不看到这样一个现实：我们是一个被生存及精神现状严重困扰的民族，我们正越来越深地陷入某种普遍的社会焦虑，来自食物、环境、就业、职场、教育、个人收入及贫富差距等个人或公共生活领域持续不断的困扰和丑闻，使我们日益挣扎在安全与幸福感的巨大缺失中。
著名学者、素有中国知识分子良心之称的茅于轼先生在其新著《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中写道，在中国“客观上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可是不满足感似乎越来越严重。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主观幸福感和客观指标之间分歧那么大”。
毫无疑问，表面的经济繁荣并未给我们带来想象中的幸福生活，相反却是难以穷尽的问题和困扰。
5月22日，有媒体披露，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通过电子邮件向《华尔街日报》发送的声明中称，自4月末以来其郑州工厂已有两名工人跳楼身亡，其中一名女性雇员于4月27日身亡，另一名男性雇员则于5月14日身亡，警方称两起事故均发生在厂区外。
来自美国的权益团体中国劳工观察此前曾在新闻报道中称，鸿海精密郑州工厂近期已有三名工人自杀。富士康解释称第三名死者非公司雇员。
继数年前N连跳的丑闻后，富士康公司再度连发跳楼悲剧，而就在此前数天，有媒体报道奥美中国北京分公司一名年仅24岁的员工突发心脏病猝死，同事透露此前他已连续加班一个月，去世前一周身体已有明显不适症状。目击者称，急救人员从奥美公司楼下抬出一名男子，“脸色蜡黄，瞳孔发散，僵硬地躺在担架上，连续被按压胸腔也没有效果。”此事随即引发网友关注，而该男子生前所发最后一条微博则像病毒一样被疯狂转发，这条微博吸引了无数其他工作过度的人们的评论，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过劳死第一大国。
该事件亦引发境外媒体关注，路透社援引一份报告称，几乎一半以上的中国人自称相比5年前，他们感到“更加焦虑”，研究表明很多中国人对他们的工作不满意，或者缺乏工作机会。“今年,数百万中国大学生即将毕业,他们将面对这个国家历史上大学生就业环境最严峻也最糟糕的一年。即使他们能找到一份工作,他们的焦虑也不会结束。雷格斯公司最近的一份研究表明，在80个国家中，中国的职场压力排名第一。”
腾讯网最近制作的一段视频，描述了中国人职场焦虑的来源：财政困难、人际关系和无休止的加班。这部短片包括了中国职场压力的事实和数据,但它聚焦的则是个体的故事——一个认为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富有到买得起一套房子的26岁年轻人和一位梦想移民的办公室低级职员。
如果说就业及职场困境还只是针对青壮年，那么来自教育领域的困扰则是隐藏在无数中国家长心中的痛。最近中国各地连续出现的诸多小学女生被教师或校长猥亵乃至诱奸的丑闻，使得中国家长在穷于应付升学压力及由此引发的焦虑的同时，又开始担忧对子女的人身安全问题。近几年中国社会不断掀起的移民浪潮，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些家长所推动的，他们热切盼望通过移民改善子女的教育及成长环境。
真正牵动每一个中国人脆弱神经的，则是食品安全问题，从前几年三聚氰胺、地沟油事件，再到最近的有毒大米、假羊肉、饮用水质超标等丑闻，层出不穷的食品危机，已严重威胁到中国人的身心健康。某专家建议最好在不同时期食用不同品牌和产地的大米，这样就能避免对某种单一毒素的过量摄取，很多人甚至认为这样的建议不过是一个笑柄：这等于公开承认中国的大米普遍存在质量问题。
如果认为这种不安和焦虑仅仅存在于中国的普通或底层民众，那就大错特错，中国的财富及权力阶层面临同样的心理问题，官员或企业家自杀现象，在中国不在少数。
首先，普通民众必须面对的不断恶化的环境、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富人或权贵同样必须面对；其次，在当前的社会文化及舆论环境下，富人或权贵必须小心翼翼地运用财富或行使权力，以免引燃一触即发的社会仇富、仇官心理。
由于普遍存在的仇富、仇官心理，在很多富人眼里，所谓慈善变得越来越不明智，因为做慈善并不能给他们带来财产安全和社会名望，而是恰恰相反。富人露富的结果是更不安全，名声更糟。这是中国富人不愿意出钱做慈善的根本原因。
在任何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慈善都是抹平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义、帮扶底层民众的一个重要路径，而在中国，慈善行动及理念却难以推行。
“中国的环境很不同于美国。在美国财富象征着个人的成功，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在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富人是挨骂的对象，是剥削的典型。不露富还好一点，露富是一点好结果都不会有的。”茅于轼在《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中这样写道。
社会焦虑之所以普遍蔓延，原因众多，其中既有因消费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盛行而导致的相互攀比的社会心理下的生存焦虑，幸福从来都是相对的，当我们感到他人比自己活得更幸福时，即便我们有着不错的物质生活，我们也会认为自己不幸福，这是社会心理层面的原因；其次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然的信仰缺失、过于实用的心理基因及当下以社会诚信普遍丧失为代表的巨大道德滑坡所构成的社会文化层面的原因；而更重要的社会根源则来自制度层面——由于法治的实质性缺失（大量造假者因此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惩处），由于权力的巨大膨胀而又缺乏行之有效的约束，权钱交易的法律成本几可无视，民众很难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足够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中。
所谓“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学者吴忠民在《学习时报》撰文《中国为何弥漫着社会焦虑》分析称，中国社会之所以弥漫着普遍的心理焦虑，原因大致有三：第一，社会经济整体利益结构要发生全方位大幅度而且是急剧的调整；第二，社会风险因素的空前增加；第三，许多社会成员信仰的丢失。
毫无疑问，我们正处在一个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不能不说2500年前的老子已经有着朴素的自由主义思想，吴思在其《我想重新解释历史》中也谈到，《中庸》或儒家是可以和自由主义接轨的，其实这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有着和现代文明相对接的因素的。当前有不少人很热衷提倡让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新儒家思想重新回归社会，这本身或许没有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真正具有现代意义、亦即与现代政治文明相吻合的价值主张与元素。
对于深处社会焦虑中的普通民众，那些手中掌握财富和权力的社会精英，如何重塑社会治理之术，进而重塑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文化及心理结构，让民众及自身乐之、安之，无疑是迫切且重大的课题。
（作者为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