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晓薇 北京报道
7月10日，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美国国务院1号会议室，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开幕。中美双方代表试图在本轮对话中就两国领导人刚刚在一个月前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给出指引。
虽然主持此轮S&ED的中美双方四个代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美国国务卿克里、美国财长雅各布·卢都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一场合，然而新面孔的到来并没有让“对话”出现之前外界所预料的“客套”。
仅在开幕式的讲话中，中美双方就已经给出了各自的答案。
“我们两国的关系现在是，将来也仍会充满竞争（Competition）与合作（Cooperation）。竞争可以让我们两国受益，但合作是基础。”美国副总统拜登用“双C”概括中美关系。而汪洋则以“夫妻”对中美关系做了比喻。双方对双边关系的定义，既反映出中美合作密切的一面，也反映出了纠结的一面。
议程设置各不同
对话开幕前，美国似乎更注重中美“双C”关系中的竞争性。因此，“网络安全”问题将主导对话的猜测充斥媒体，而中方则立刻表明重点在强化合作性，而合作的渠道仍在经济领域。
7月9日，在当日出版的《华尔街日报》上，汪洋发表了题为《加强对话，促进合作》的署名文章。在S&ED开幕前一天，中方就已经积极参与到了本轮对话的议题设置当中。“为什么美国积极扩大就业，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却屡屡受挫？为什么美国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反复提及，却执意限制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产品？”两个“为什么”正是中国在本轮S&ED中的最大诉求——扩大中国对美投资。
中国目前拥有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以出口导向型为特点的经济形态并没有足够动力消化这些资本，必须去海外寻求投资机会。放开中国资本对美投资，正好可以平衡中美巨大的贸易逆差。与此同时，加大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对于中国目前正在积极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将会形成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对于解决中美双方分歧的最佳途径，美方却一直表现迟疑。在美国，负责筛选外国投资的主要是两个框架：一个是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负责调查该投资是否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另一个是司法部（DOJ）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负责监控潜在的垄断影响。此外的问题则留给相应的美国国内各监管机构，包括劳工部、环境保护或特定行业的规则制定部门等。而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往往在第一个框架下就已经因涉及美国国家安全问题而夭折。
就在中方呼吁扩大对美投资当天，中国双汇拟收购全球最大猪肉生产商美国斯密斯菲尔德的计划也正在美国参议院听证委员会接受质询。
扩大投资，已经成为了中美双方目前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中方诉求的紧迫性在10日举行的对话中也得到了体现。在对话开幕式结束之后，中美双方召开的第一个闭门会议即为“扩大贸易与投资合作”专题会议。在该会议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等问题成为讨论焦点。
然而，这些问题其实只是存在于中美投资瓶颈中的表象问题，更核心更为关键的问题则是为中美双边投资制定规则——即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
要待遇
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是中美之间为鼓励、促进和保护本国公民在对方境内的投资而签署的双边条约，其内容主要涉及投资保护的范围、投资待遇、征收与补偿、货币汇兑和争端解决等。也就是说，BIT就是解决中美投资问题的蓝本，而在这个蓝本中，“待遇”的确定又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按照国际惯例，投资待遇一般有两种形式：“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而其中，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者不低于本国投资待遇的“国民待遇”，则又被视作投资待遇中最重要也最能体现两国投资自由化程度的关键性指标。享有“国民待遇”的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财产收益保护以及被征收或国有化时的补偿标准等各个方面都享有与其国内投资者同等权利。
“国民待遇”的地位如此特殊，也成为了中美在BIT谈判时，争论的关键。“国民待遇”适用范围一般涉及投资准入和投资待遇两个阶段。美方的BIT草案希望中方在准入阶段就给予美国投资者“国民待遇”，这也意味着只要具有投资意图，美国投资者就能够在各个投资领域享有与东道国投资者同等的待遇，并且按照BIT中的“转移支付原则”，这些与“投资相关的财产”及其收益还必须能够自由进出东道国的领土。
然而，如果按照美方的BIT草案，当有投机性短期资金大举流入流出之时，中国的金融安全将遭受严重威胁。此外，中国已经与126个国家签署了BIT协议，其中大多数国家都享有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如果中国在准入阶段即给予美方投资者“国民待遇”，那么按照“国民待遇”条款所涉及的，外国投资者之间待遇相等条例，那么给予美国投资或投资者的许多“优待”也将自动链接，覆盖几乎所有进入或准备进入中国的“投资”。
在“待遇”上达成一致，是此轮对话的关键议题。11日，S&ED闭幕。中方同意了美方所提出的准入前“国民待遇”。中美发表的联合声明称，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就“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进行实质性谈判。
中美BIT谈判已经进行了9轮，“待遇”一直是双方分歧最大、最为敏感的问题。然而，如果将BIT视为解决双边贸易分歧的重要途径，中美似乎都应该看得更长远一些。
如果中国的对外投资有了实质性的增长，美国则可能是获得份额最大的一个市场，这一结果，将同时有利于中美两国经济。与此同时，通过扩大中国在美投资，引导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帮助中国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也同样满足了美方对中方调结构的诉求。在这一愿景下，中美投资协定所开启的并不只是中美双边贸易的新格局，同时还将开启中国加入TPP的通道，以及6月习奥庄园会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