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和体制的双重压制，使一度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勃兴的摇滚乐日趋衰落，渐失锋芒，不断远离社会主流生活，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一批触觉敏锐同时依旧保留了理想主义情怀的摇滚音乐人，重新将目光投向现实，关注自身及普罗大众的生存境况，包括人类心灵与生俱来的困境。
摇滚本来就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具批判与颠覆精神的，逐渐恢复知觉的现代独立摇滚，正试图向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重新发出自己的呐喊。
揭开幸福药丸的真相
多数人对高晓松近期突如其来的转型有些猝不及防甚至颇有恶感：这孙子开始口若悬河谈起股票的利息，被我一脚踹倒在地，大喝一声你TMD……我要杀了你喂猪，杀了你们喂猪，一条人换两条狗命。粗俗，狂放，赤裸而汹涌的讽世浪潮，从《同桌的你》到化名矮大紧推出的《杀了她喂猪》，高晓松一改校园民谣曾经的伤感与小清新，突然转型为一个独立而愤怒的摇滚人形象，其间的反差过于巨大，不少网友因一时难以适应或不理解，在网上对高晓松群起而攻之，殊不知这种转型所隐含的或许是其表达策略的一个重大调整，也是高晓松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音乐人，对这个社会发出的真正有诚意、充满质感的声音。
长久以来保持着抵抗姿态的左小祖咒，则于近期推出了从声音到视觉都更为惊人的单曲《小小事件》：据了解，关于奶粉事件政府把责任推给三鹿，三鹿推给奶农，奶农又推给奶牛，警方正全力抓捕不法奶牛，责任奶牛已携二奶潜逃……
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摇滚，重点关注的是个体生命的内在感受与表达，那么最近兴起的这股摇滚浪潮，其表达锋芒已鲜明地指向外部社会，指向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外部世界，以及我们在这个纷乱世界中所面临的种种冲突、无奈与困惑。关注现实、承续地气，正成为当今一些依旧保持了严肃艺术思考的摇滚音乐人最主流的集体意识。
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虚假而畸形的时代，天赋敏感而直率的现代独立摇滚，若无法对这个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刻意收敛自己的锋芒，甚或刻意缺位或失语，那是没脸向后世音乐史家们交代的，后世所铭记的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懦弱与耻辱。或许，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急切而鲜明的时代意识，独立摇滚人向奕澎及诗人、摇滚词作者大海，联手以“今天主义”的姿态，宣告了自己艺术的诞生：
艺术家是验尸官，检验真实的尸体，并写出客观的验尸报告。穷老汉紧皱眉头棒打双雕，偷情郎一脸骄傲，负心女喜上眉梢。
今天已经足够好、明天会更好是骗人的鬼话，首先干好今天该干的事，让事情本身去计划发展……
麻辣、尖锐、苍劲，如此酣畅淋漓的表达，在发出这个时代最彪悍呼喊的同时，似乎也预示着中国摇滚正迎来自己一个新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下狂欢的摇滚音乐人们，正以最癫狂的姿态，揭开这个世界种种幸福药丸的真相。
用癫狂逼近清醒，或许这就是尼采笔下酒神精神的本质，我们也由此看到了真正摇滚精神的回归。
麻木的现实与艰难的复苏
大概在去年夏天的时候，一向身强力壮的向奕澎突然得了面瘫，带着可能从此歪嘴斜眼的恐惧，向奕澎几乎每天拖着一只半麻木半有知觉的腿，驾车来往于京津高速间，为的就是向天津一位据说治面瘫特神的大夫求治。
“靠，你丫真不要命了？万一你在开车途中面瘫发作、失去知觉咋办？”不少朋友事后听闻仍心有余悸，每每听到朋友此类担心的调侃，向奕澎都会报以自嘲式的微笑：爷宁死也不能面瘫。
所谓面瘫，医学名称叫面部神经麻痹症，是一种比较复杂的面部疾病，发病原因大多由面部受凉、物理性损伤或病毒入侵所致，发病者通常会出现眼角下垂、口眼歪斜等典型症状。
“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就像一个面瘫患者，五花八门、无所不在的幸福药丸无时不刻不在麻痹人们的神经。摇滚的失语乃至沦丧、堕落，就是这个社会面瘫症的集中症候。”向奕澎说，“人类尤其是我们这个社会，不能失去摇滚。”
向奕澎的合作人、一向行踪难定的大海则坚持表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人性匮乏的时代，因此我们的艺术尤其应当表达人性。在这个时代，继续用艺术无病呻吟甚至粉饰现实，就是用艺术在犯罪。
“这个世界太麻木了，或许艺术家只能以更恶狠狠的鄙视和怒骂，才能让世界觉醒，才能揭开幸福药丸早已充斥我们日常生活与精神消费的真相。”大海说。
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的扉页就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把所有经济上的满足都给他，让他除了睡觉、吃蛋糕和为了延长世界历史而忧虑之外，无所事事，把地球上的所有财富都用来满足他，让他沐浴在幸福之中，直至头发根。这个幸福表面的小水泡会像水面上的水泡一样破裂掉。”
毫无疑问，将音乐视为匕首而非药丸的这群独立摇滚人，试图刺破和反抗这个病态的社会，然而商业和体制的现实，让摇滚的这种复苏之旅变得异常艰难。
无法抵抗的泛娱乐化？
由于盗版和互联网文化的冲击，唱片业在中国内地已基本死去，包括摇滚在内的各种流行或严肃的音乐形态，其生存正日益依赖商演市场。
目前内地的商演确实相当活跃、火爆，但也极为混乱。国内小的私营企业干不过大的国有企业，大的国有企业又面临外资演出公司的竞争，而无论是国有还是外资企业，能够举办一场商演的前提是必须拿到政府批文，这也使得随便一个批文的价格动辄上十万甚至数十万元，背后是各种暗箱操作和权力寻租。
音乐评论兼传媒人孙孟晋认为，这种从内容到资格审查都充满行政色彩的演出体制，其实质仍旧是计划经济那一套，陈旧的体制加上各种利益驱动，带来的是内地演出市场的极度混乱和腐败，它在帮助少数人大发横财的同时，又严重扼杀了一些真正优秀的音乐和演出。“一些优秀的演出，势必在这种商演市场的大跃进中被淹没。”孙孟晋说。
另一方面，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各类音乐选秀运动，也对包括摇滚、爵士在内的小众但往往有着真正严肃和批判趣味的音乐造成了排挤乃至破坏的效应。音乐与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传媒工业的私下联姻，并未催生出新的有价值的音乐生产力，而是形成一个又一个畸形的怪圈，编造出一个又一个廉价的“速成偶像”的神话。
通过电视等传媒工业，音乐沦为广告的奴隶，大众的审美趣味被各种商业动机主宰和扭曲，变得日益庸俗、低下，与国际水准严重脱离，这也从另一个维度约束和阻碍了国内优秀原创音乐尤其是摇滚乐的成长。
“娱乐本是无罪的，每个人都需要娱乐，但泛娱乐化是危险的。”孙孟晋说，“泛娱乐化下的音乐就是——炮制歌手的绯闻、编造小道消息、抄袭与内讧、雇用吹鼓手、被摄影术修整的脸蛋上封面、假唱……整个一条龙的生产与销售。”
泛娱乐化对青少年的真正毒害是，不是真正去热爱音乐，而是从小培养暴发户心理，期盼速成偶像，独尊明星，像买彩票一样赌博人生，却完全忽略了发自生命与内心的音乐体验。
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台湾在当年经济改革而造成价值观动荡的时期，诞生了黑色的罗大佑，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激荡的我们也催生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崔健，而这二十年的我们却几乎什么都没诞生。
“我们一部分人过早地落入怀旧的氛围，即当年听罗和崔的人成为成功人士，不问音乐现实，却以实用主义的人生态度，来问候当年内心深处的浪漫主义情结。”孙孟晋的这席话令人深思。
一个可悲的事实是，我们的现代摇滚，面临的是一个从制度到市场到大众的审美荒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