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沈山 北京报道
1890年夏天，安东尼·契诃夫从莫斯科出发，踏上前往萨哈林岛监狱的旅程。萨哈林岛在当时是罪恶之岛，充满了被放逐的颠覆社会者、罪犯、各类堕落者。
作为告别礼物，朋友们送给他一瓶白兰地，在随后长达六个礼拜的漫长旅程中，他一直强忍着没喝这瓶白兰地，却在到达岛上的第一个夜晚将其醉饮一空。作为一种象征，他将这瓶白兰地视为对自己这趟萨哈林之旅的特别犒赏。当时的契诃夫，已经作为艺术家在俄罗斯取得了相当成功的社会地位，此次萨哈林之旅在众人眼里简直匪夷所思，他却试图通过这次堪称受难的旅行确立自己“想象性写作”的权力。
他意味深长地将此次旅行称为“对医学尽义务”，想由此赎回一种关于写作及其他言说艺术的必要的谦逊，而这趟文学史上的经典旅行，也预言性地暴露了写作自身在现代的原罪。
在论文《尼禄、契诃夫的白兰地与来访者》中，谢默斯·希尼对契诃夫的这次经典旅行有着异常深刻的记述与阐释。作为一位英语诗人，希尼对俄罗斯文学尤其是契诃夫情有独钟，或许是不无原因的。
终其一生，希尼都囚禁在由英格兰新教与爱尔兰天主教所构筑的宗教及政治夹缝中，正如契诃夫所面临的困境，让希尼一生都感到困惑的一个命题，是写作自身的正义，或者说合法性：诗歌包括其他一切写作，究竟是否应该与现实尤其是与政治发生关系？又该如何发生关系？
一位诗人的过去时
“我写诗/只为凝神自照/只为使黑暗发出回声”，在《个人的诗泉》中，希尼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今年8月30日，曾于4年前中风随后又奇迹般康复的希尼在都柏林与世长辞，这位试图让黑暗发声的吟诵者沉入永久的黑暗，在这个光明而混乱的尘世留下无数美丽、单纯的回声。
谢默斯·希尼，被誉为当今英语世界最重要的诗人，199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希尼去世后，目前仍存世的诺贝尔桂冠诗人只剩82岁的特朗斯特罗默和83岁的沃尔科特。
十多年前，另一个诺奖诗人、伟大的布罗茨基辞世时，希尼曾写过一篇悼念文章。“现在，全世界热爱希尼的读者，也必须用过去时来谈论他了。”远在海外的作家薛忆沩悼念道。
1939年，希尼出生于北爱尔兰德里郡附近的一个小农场，这是一个虔信天主教、世代务农的家庭。希尼自小接受正规的英国教育，获得奖学金得以进入德里的寄宿制学校圣哥伦布学院，在这里，希尼结识了比他高两级的约翰·休姆(北爱尔兰和平运动的领导人，并获得199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1961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英文系。大学期间，他成为“北方诗人”一代中的一员。毕业后，希尼当过一年中学教师，同时大量阅读爱尔兰和英国的现代诗歌，从中寻找将英国文学传统和德里郡乡间生活经历相结合的路径。
1966年，诗集《一位自然主义者之死》让希尼一举成名，在这部诗集中，希尼开始尝试以一种冷静而带有现代文明的眼光挖掘品味爱尔兰民族精神。1966年到1972年，希尼回到母校任现代文学讲师，亲历了北爱尔兰人为争取公民权举行示威而引起的暴乱。1969年，第二本诗集《通向黑暗之门》的发表，标志着诗人开始向爱尔兰民族历史黑暗的土壤深处开掘。1972年发表的诗集《在外过冬》，则是诗人基于爱尔兰的宗教政治冲突，寻求足以表现民族苦难境遇的意象和象征的结果。
1972年的“血腥星期日”，使英国新教徒与爱尔兰天主教徒间的冲突持续恶化。迫于政治压力，希尼携家人在这一年从英属北爱尔兰移居到南方的爱尔兰共和国，教书写作，陆续发表了《北方》《野外作业》《山楂灯笼》《幻觉》等重要诗集。
除了诗歌创作，希尼也是英语世界最重要和最具天才的诗歌批评家之一。自1982年以来，他一直担任美国哈佛大学修辞学的客座教授，1996年辞去教职。1992至1994年还担任过牛津大学的诗学教授。先后发表《舌头的管辖》《写作的位置》《诗的疗效》等诗学评论集。
希尼的中文译者、知名翻译家吴德安曾于1999年在希尼家中对其进行过专访，在吴德安眼里，希尼是一个非常友善而慷慨的人。“他有天生的诗才和非凡的智力。乱蓬蓬的头发，不修边幅。希尼对诗和语言的热爱与他对人的真诚热爱是一致的。他深爱着已结婚三十年的妻子和两子一女。”吴德安说。
1995年，当诺奖委员会将获奖的消息通知希尼时，他正和夫人在墨西哥的海滩上度假。希尼夫人接到电话，她的第一反应是：“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灾难。”而这也正是希尼的感受。希尼和夫人都喜欢过低调的生活，多半时间待在自己家的花园里，见很少的朋友，安静地读书、思考、写作。希尼深知作家和诗人需要低调的、不受打扰的生活。很少有作家在获得诺奖之后还能写出超越自己的作品，原因之一是他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了，他要接受很多采访、对很多事情发表看法、接受各种邀约，他没有办法再回到从前的那种写作状态。
关于日常生活及
爱尔兰精神的语言魔法
诺奖委员会给希尼的授奖词是这样写的：他的诗作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理论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思考，并使历史复活。
的确，希尼很善于运用生活中某个平凡的瞬间或某个事件的细节来发微阐奥，由此引发读者情感乃至哲思的共鸣。
毫无疑问，希尼就是一位语言的魔法师，他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语言的权杖，重构或重现我们每天身居其中的日常世界，以及这个世界所蕴含的惊人的美。
热爱细节，但不仅仅停留于细节，也不仅仅停留于日常生活的堆砌与还原，而是用诗或者说语言的技艺，重新雕刻生活，拂去久遮其表的灰尘，将日常生活转化为一个异质的、陌生的、回响绵延不绝的世界，所谓“发之微妙而不可见，充之周边而不可穷，则圣人之妙用而不可知也”。
希尼强调，诗不是纪实内容在起作用，而是抓住耳朵的某种美感和惊奇的语言用法在起作用。在接受吴德安专访时，希尼提到他写诗时常常下意识有英诗中的抑扬格五音步诗、四音步诗和十四行诗那种ABAB韵的影响。他说：传统被“神秘地储存在你耳底深处，在一种听觉的地窖中，时候一到就被引进了记忆”。
由于太过执着于细节和瞬间，对于有的读者而言，希尼的诗可能失于具体、琐细，他写诗的方式可能也失于简单，很多诗都是开头叙述得巨细无遗，结尾收住用来说理，结构上缺乏出人意料的安排，但对于另一些读者来说，这种藏拙的手段和过于平静的叙述，恰恰是其宝贵之处，所谓你不所喜恰为我之所爱。
比尔·克林顿就是希尼众多粉丝中的一位。这位美国前总统的回忆录《希望与历史之间》，书名即源自希尼的剧本《在特洛伊治疗》。克林顿评价希尼“是爱尔兰人民和世界的礼物，是我艰难困顿时的慰藉”。
克林顿有着爱尔兰血统，这或许就是这位爱尔兰诗人如此打动他的原因之一。
希尼的诗具有浓厚的爱尔兰背景及其精神元素。他的诗常常流露出对自己在北爱尔兰乡村度过的童年生活的持久的恋情。12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他所出生的德里郡的木斯浜。童年时期的乡村生活一直密封在他的记忆中，当他开始写诗时，这些就变成了他的创作源泉，如他所说，“就像打成了古埃及的法老墓，它就在里边，现成的”。
希尼有一类诗被评论家们称之为“沼泽诗”。沼泽是爱尔兰的基本地形构造。
爱尔兰的考古学家和挖泥炭的农人，常常在沼泽地里挖出埋藏的金银财宝和炭化了的尸体。希尼把这一地形用作关于神话、历史、文学和政治的典故。《惩罚》一诗即属于这类。这首诗源于他曾在一张照片上看到过的一具2000年前的女尸：一个年轻的女子因通奸而被族人处以极刑，她的尸体却在今天作为考古发现呈现在人们面前。希尼把发生在这具女尸身上的史前暴力事件，与爱尔兰现实政治中的暴力冲突并列展现，他的诗也因此呈现出一种裸露而充满张力的真实。
对写作正义的追寻：
一种自由的政治诗学
数世纪前，英国吞并了爱尔兰，随即大量殖民并屠杀当地居民，迫使不少爱尔兰人流亡北美，以至于20世纪初爱尔兰南部独立时，爱尔兰北部的英国人数量超过了爱尔兰人，所以后来北爱尔兰投票决定前途时，当然是占多数的英国人要求留在英国。
按1921年的英爱条约，爱尔兰共和国独立后，北爱尔兰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加入爱尔兰共和国。北爱尔兰决定留在英国。大多数爱尔兰人（联合派）希望留在英国，但一个举足轻重的少数派（民族派）希望加入爱尔兰共和国。从1960年代开始，两派之间的斗争逐渐升级并趋向武装化。1972年1月31日，这个后来被称为“血腥星期日”的日子，14个天主教徒遭到英军屠杀，这一悲剧导致英国政府在这一年取消北爱尔兰的自治权以加强管制，但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从未真正放弃抵抗，直到1990年代中期，两派的主要半军事组织才达成一个不十分可靠的停火。
希尼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历史语境下成长和写作的，他目睹并亲历了1960年代以来爱尔兰及北爱尔兰的每一起重大政治或宗教事件，他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一方面肩负着沉重的民族使命，另一方面他从小接受的又是正统的英国教育，这一双重的身份无时不刻不在撕裂着他的内心。
1975年，也就是他背井离乡迁往南方的都柏林后的第三年，希尼发表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诗集《北方》，在最后一首诗《暴露》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希尼作为一位爱尔兰诗人深切的身份焦虑。
1982年，企鹅公司出版的《当代大不列颠诗歌集》把希尼誉为当代英国诗坛最重要的诗人，遭到希尼强烈抗议，他的内心一直坚守着爱尔兰的民族身份。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张剑认为，希尼的诗学困境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一个时代和那个时代所面临的整体困境，同时代的其他许多诗人同样也在寻找着自己的答案，最终希尼从自己的前辈、同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诗人叶芝那儿获得启示，那就是保持艺术的独立性，拒绝成为政治的工具或奴隶；文学与政治的接触必须“保持在一个切面上”，而不是沦为政治的传声筒。
希尼的这一政治诗学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启示，而他的这一立场在以《舌头的管辖》为名结集出版的“1986年艾略特纪念”系列演讲中，得到更明确的阐述：“我心里想到的是诗歌作为证明自身正确性的力量而存在的这一方面……舌头获得了管辖的权力。诗艺具有自身的权威性。”在这里，希尼以准确无误的语言向我们宣示，我们的舌头生来自由，自由的舌头天然就当为自由发声，舌头是用来管辖世界而不是被管辖的。
文学与政治既有关系又有距离，并不意味着文学就该逃避政治、逃避现实。在我们这里，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现象是，一些人打着艺术独立的旗号，远离现实，最终堕落为无关痛痒的风月文人乃至无耻的政治御用文人。
对于希尼而言，真正的文学使命就在于，当外部存在压迫文学、迫使文学放弃自由的力量时，代表自由的舌头的文学就必须奋起抗争，为自由而歌唱。
“诗歌与受难之间的界限可以因诗人赎罪与承担义务的行动而消除。” 在《尼禄、契诃夫的白兰地与来访者》这篇论文中，希尼将契诃夫与威尔弗雷德·欧文、曼杰施塔姆等这样一些充满抵抗色彩、终其一生都为自由而歌唱的写作者归入一个系列加以论述。
如果说契诃夫是代表囚犯写作，欧文想要告知人们的是一系列社会救赎信息，曼杰施塔姆的写作则没有任何直接的社会目的，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自由。
“这种与现实一致的形象，是以经受危险时代的考验为特色的……他们对此压力的抵抗在出发点上或许并非是政治的，那只是他们离经叛道的艺术行为的某种当然的副产品，某种涟漪效应。”谢默斯·希尼的这段话，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切言说艺术的一个最有力的注脚，尽管被注解的对象看上去仅仅是一片虚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