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江海波 广州报道
只差最后一步，历史就被改写。
今年7月，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简称深圳卫人委）将《深圳市医师多点自由执业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报广东省卫生厅备案后，广东省卫生厅主持医改的副厅长廖新波已经在文件上批示大力支持。但是，就在卫生厅即将向全省系统发文的前一刻，深圳市政府以深圳市法制办的名义，紧急将该实施方案的报备从省厅撤回。多方消息指出，深圳是在受到最高层有关方面的压力之后，而不得已中止此方案的实施。
新医改十余年来，“看病贵”、“看病难”、“医患关系恶化”等老问题仍普遍存在。而此次深圳探索试行“医生多点自由执业”，被视为最有希望成为打破现有医改体制僵局的“突破口”。但遗憾的是，在即将实施的前夕还是突然被画上了句号。
突然叫停背后
7月中旬，深圳卫人委已经将《深圳市医师多点自由执业实施细则》编制完成并报省卫生厅的消息在此间不胫而走，社会各界对这个料将触动全局的改革措施寄予厚望。
但颇具戏剧性的是，就在廖新波为刚刚批示过的文件感到由衷喜悦的时刻，深圳方面突然做出一个让人措手不及的举动——将报备到手的这份文件紧急撤回。
据包括接近深圳市政府人士在内的多方消息指出，此次深圳紧急撤回“细则”，应是受到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简称国家卫计委）方面的压力。有媒体报道称，在媒体广泛报道深圳的改革方案后，国家卫计委有关人士给深圳市政府打来电话称，在多点执业问题上，国家卫计委有整体部署，深圳的多点执业方案“步子迈得太大，要缓一缓”。
2009年9月，国家卫生部曾下发《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医生合法进行多点执业，该通知正是新医改的一项重大措施之一，也被外界视为医改的方向。但是，该通知要求，“医师受聘到其他医疗机构执业，应当经所在单位和相关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医师原则上应当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内执业，地点不超过3个”。
此后，广东、海南、云南、四川、北京、江苏等地相继展开了试点工作。数年来，正是由于上述限制条件的存在，医生的自由流动并没有预想中的那样出现“井喷”。从2010年1月实施至今，深圳申请获批多点执业医师只有36人，包括备案在内仅有100多人；整个广东省16万多名注册医师，仅有3800多人申请。
据悉，此次深圳报批的新方案，全文只有1100余字，共12条。不同的是，新方案中医生变换执业地不再受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之管制（仅需在深圳市卫人委指定网站先完成备案），且医生选择其他执业地，亦将不受数量限制。彼时，深圳市卫人委医政处处长廖庆伟对外不无骄傲地说，深圳的改革“将多点自由执业变成医生的天赋权利”。却不料，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后，深圳市卫人委宣教处人士以及廖庆伟本人在同一问题面前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开始三缄其口。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深圳方案被媒体披露之后，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还专程赴深圳调研，“但是，该方案在卫生部的内部会议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反对的声音认为步子迈得太大。”
“病人跟着医生走”
廖新波一直在体制内倾注于医改的推动。在他看来，深圳的改革一旦实施，让医生流动起来，对现有的医疗体制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廖新波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任何改革都会有不同的声音，但不能有不同的声音就放弃改革，如果有人认为步子太大，方案可以适当调整，但深圳方面不应该如此彻底地“临阵脱逃”，放弃全部改革方案的推进。
廖新波认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肯定希望更多的医生均衡地分布在所在辖区各地。医疗资源的均等分布，必须通过医生的流动来实现。但是，这种流动不能依赖‘对口扶贫’、‘上山下乡’等行政命令来实现，而需要通过一种机制来调节。”
在卫生系统的内部会议上，廖新波不断向别人反问，“假如你是卫生厅长，你希不希望全省的病人都集中到广州来看病？假如你是县卫生局长，你希不希望你县里的病人都跑到省里去看病？这种医疗资源分布不均靠谁来调节？”廖新波说，“病人跟着医生走”是国际潮流，而在现有的医疗体制与人事制度下造成的中国现状，却是“病人跟着医院走”。
廖新波认为，正是由于没有形成“病人跟着医生走”的合理机制，无法形成理性的社会医疗消费心理，反过来也强化了医生对体制（公立大医院体系）的依赖。他举例说，原广东省人民医院医生林峰，是肠道外科的全国顶尖专家，不久前从省医院离开后加入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却并没有马上出现业内普遍预期的“门庭若市”。“这就是现有体制造成医生对医院产生依附效应的一个例子。”
分析者认为，正是医生的流动性弱才会出现这种悲哀。这种弱流动性，使得社会只是简单地建立了病人与医院的信任关系，而病人与医生之间的对称性却无法建立起来。而本质上，医生与病人才是医疗的中心。
难于冲破的体制牢笼
据悉，不光全国各地的医生对深圳的改革方案普遍叫好，就连深圳本地的许多医院院长也都很支持。深圳方案夭折之后，引发了此间不少人士的惋惜和悲叹。
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深圳市政府此前说服了各界的意见，但暗地里“有一些大医院院长极力反对。体制的牢笼被冲破，引发了这些院长的担忧，他们认为这些医生是自己培养出来的，不能这样白白流失”。
对于这种担忧，高州市人民医院改革奠基人、前院长陈光炜认为“完全是多余的”。陈光炜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医生的流动无论是对大医院还是基层医院都是有利的，人才的流动不会削弱大医院的实力，反而会促使这些医院增强紧迫感，改善医院的管理机制，提高医院的效率；对基层医院来说，通过引进有高超医术的医生，带动一个科室的发展，将培育、传承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因此，医生多点自由执业意义十分重大。”
20世纪90年代，高州医院正是从北京等地将一些全国赫赫有名的专科医生请到高州医院指导、坐诊，才将其多个强科室逐步建设起来。很显然，高州医院并没有给北京的那些大医院造成丝毫损害。
陈光炜认为，医生的流动，自然会给医生带来更高的合理报酬。人为压低医生的报酬，也是红包回扣屡禁不绝的原因之一，医院自然也将因此而落入“以药养医”和高检验费的畸形收入结构怪圈。
在廖新波看来，更重要的是，医生自由流动回归了医生的尊严。“省人民医院的一个心血管专家，每天挂号超过200人，这相当于一个国外专家半年的工作量。病人排队几个小时，3分钟就要打发掉，这种靠低廉挂号费的‘薄利多销’模式，严重损害了医生的尊严，也无法保障病人的权利。”
廖新波认为，医生的多点自由执业，最终会形成一种市场机制对医生自身与病人群体进行分类，形成这种自然分类，就不会导致一个简单病也去挂号找专家看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