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水
白酒神话起源于高端白酒需求旺盛,投资性资金涌入白酒行业,囤积茅台等高端白酒等待升值,白酒经销商也调动所有资源大胆存货,助推价格不断走高,白酒类上市公司业绩和股价也随之飙升;这进一步刺激了投资性资金和经销商的神经,白酒信托也卖得非常火爆,从而成为高端白酒价格和股票价格螺旋上升的推动力。白酒超越了消费供需层面成为投资神话,股票市场闻酒必涨。
如今,中央整顿奢靡之风,禁酒令一出,高端白酒消费立刻受到冲击,茅台、五粮液等高端白酒价格开始瓦解,投资性资金撤出和经销商抛货,价格崩盘,巨大社会库存释放冲击了整个白酒体系。随之而来的是白酒类上市公司业绩巨幅下降,价格暴跌封杀了利润空间,销量急剧萎缩更是雪上加霜,在双重冲击下,二线白酒品牌沱牌舍得前三季度业绩下降了97%,茅台、五粮液和泸州老窖等上市公司业绩也出现大幅下滑。
白酒神话破灭了,用席勒的话说,白酒价格是非理性预期决定的,但这种非理性繁荣必然会终结,回归理性,回到法玛教授说的有效市场状态。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的3位经济学家都是研究资产定价和资本市场价格形成的。法玛教授的主要贡献是有效市场假说,把市场分为弱势、半强势、强势和有效市场。席勒教授擅长研究市场波动,曾以基本面分析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成功预测美国互联网泡沫。
有效市场构成中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投资者都利用信息力图获得更好的回报,第二个是证券价格能完全反映全部信息。白酒是一种市场定价且自由竞争的商品,按照法玛教授的分类至少应该算是一个强势有效市场,所以,白酒股价经历了非理性繁荣,最终市场还是发挥出有效性,进行自我调整和修复。
中国大多数商品和白酒一样都是市场定价,市场的有效性在提高,这是前30年市场经济改革的成果;在资产领域,我们却没有一个市场化定价机制,价格仍然处于管制之中。在股票市场、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债券市场、金融资产市场和公共服务市场都因为管制和半管制的原因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在这些中国经济最核心的领域存在各种门槛限制、身份歧视和定价混乱。按照法玛的划分标准,只能算弱势有效市场。
广东富豪、华美集团董事长张克强因为借用云南国有企业身份获得了盐湖钾肥的国有股权在二级市场变现获取了巨额财富。至今,张克强已经在云南被羁押了1000天,罪名当然是侵吞国有资产,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这家民营企业也因为掌门人被拘陷入了困境。另一个案例刚好相反,2010年,首都机场以16亿元转让民族证券控股权,设置转让对象的门槛是国有非金融企业,营业收入超千亿元;结果,首都机场转让给了民营企业北京政泉置业有限公司,如今,这家公司转手卖给上市公司方正证券套现,收益估计也相当不菲。
云南方面可能陷入了两难,迟迟无法判决张克强案。很多民营企业家担心财富安全纷纷移民,将资产转移到国外,民营企业往往面临身份歧视,生存环境在恶化,对公权怀有天生恐惧,处理不好会进一步打击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同时,一些民营资本和国有企业管理者利用政商关系和控制身份低价侵吞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这种情况甚至危及到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因为社会普遍担心国有企业改革最终会沦为权贵资本囊中之物。
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潮已经影响到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从表面上看是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竞争的同等身份待遇和市场开放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场资产定价的危机。在经济最核心的资产定价领域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政府权力对市场经济干预过多,我们经常设置各种门槛来限制竞争,管制导致社会不公,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不能享受同等待遇,同时,管制又形成很多漏洞被利用,让权力和资本享受着监管套利空间带来的非理性繁荣。
在股票市场,发行市场是管制的,二级市场是市场化的;在土地市场,土地是管制的,房价也是半管制的。债券市场也是管制的,金融资产的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债券反腐风暴已经充分暴露其中的弊端。资产价格的管制与上世纪80年代钢材和粮食等商品价格的双轨制运行差不多。
百度联合华夏基金进军互联网金融,推出收益率高达8%的首款理财产品,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基金销售资格,这样的身份歧视随处可见。尽管基金卖不出去,但销售基金的资格仍然是管制的。所以,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和股票市场的低迷都不能用法玛教授的有效市场来解释,这里是政府的力量占主导,一个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市场。而且,我们越来越热衷于各种管制,相信有形之手可以战胜市场。
如果当初盐湖钾肥的国有股权转让不设置门槛和身份限制,采取公开竞价拍卖的方式,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和外资都可以参与竞拍,张克强可能也不会有牢狱之灾。当然,这种转让还需要必要的反垄断和国家安全审查。正如经济学家法玛所说,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价格已经充分反映全部信息。一个有效的资产定价市场可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也没有人质疑谁赚钱是占了国有资产的便宜。今天倒卖钢材和粮食获利,再也没有人质疑他的收益的合法性。
但是,大量的国有资产是在一个定价信息不透明的管制市场中转让的,充满着利益的诱惑,各路资本都想方设法低价获得国有资产,然后倒手牟利。这类似上世纪80年代的“官倒”,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产物,资产定价机制缺陷可能造成国有资产被大量流失,甚至被内部人控制。同时,这也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和错配。
我们急需建立一个有效的资产定价市场,这是前30年改革未竟之业。未来10年的改革需要推进资产定价的市场化改革,无论是证券的发行重组还是金融市场运行都会变得更有效率,对下一步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发展都非常重要。(作者为本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