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兰晓萌 任孟山 北京报道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J.Sandel），是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他名满全球源于他在哈佛大学讲授的课程——《公正》（Justice），这个在哈佛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被制作成哈佛公开课之后，成为风靡全球的哲学公开课，已有超过1000万人次点击观看。他日前中国之行，主要是因其新书《反对完美》的中文版出版，此书被认为有着桑德尔式的迷人风格，即以各种各样的案例带你直面在基因科技，以及不可能回避的道德危机，比如给未来设计一个足够完美的孩子是否可行。我们与他做了一次关于科技与伦理的对话。
基因技术可能带来伦理难题
《华夏时报》：书名中的“ethics”（伦理）一词十分引人注目，尽管人们认为伦理应该是基因工程中的一部分，但它仍然十分难以界定，你怎么看？
桑德尔：新的基因技术为人们治疗疾病、解决医学难题带来很大的希望，但是这些技术同时也可能被用于非医疗目的，例如，克隆人类，或者被父母用来提前选择孩子的性别，以影响未来出生的孩子是男孩或是女孩。未来，这些技术还有可能被父母用于设计孩子的基因，例如让他们的孩子更高大、更强壮、更聪明、更有运动细胞或是更有音乐才华。基因技术的这种非医学用途带来一个伦理难题，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或是争论，来明确什么样的利用是合理、有益的，并以此防止不道德的运用。当然，人们对什么是符合道德的运用存在分歧。比如，我在上课的时候问台下的学生，有多少支持利用基因技术选择生男生女，又有多少人反对。结果大约是一半对一半。然后，我们又讨论支持不支持利用这种技术设计孩子的身高、智力，看法也是各占一半。所以，科学可以让这些技术得到发展，但却不能回答道德问题。我的书讨论的正是这个话题，即关于这些道德问题的哲学框架。
《华夏时报》：不同的国家对同一种技术有不同的应用，有时这取决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例如，中国人更喜欢生男孩，你对此作何评价？毕竟，你谈论的问题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情况。
桑德尔：是这样的。所以我很高兴有机会到不同的国家跟当地的读者、学生讨论这些问题，听到不同的看法。在课堂上，当我问大家对性别选择的看法时，学生们提出的一个反对理由就是中国人更喜欢男孩。其结果是中国人口中的男性多于女性。然后我们讨论了一下这是不是不好，为什么？多数人同意性别比例失衡是不好的，尽管性别选择不必然导致性别比例失衡。这又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假如性别选择在一个国家并未造成性别失衡，那么它是否依然是可取的？在场的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不道德的。事实上我认同这个观点。因为，如果父母努力想为他们的孩子选择某种基因特征而这种做法变得流行起来，那么就会出现令孩子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商品、变成某种生产出来的产品的风险。就像我们在选择一辆车或者一台电视机，我们在以消费者的角度看待某些特征。我们会对某个产品因不符合我们期望的特征偏好而感到失望。我真的不希望消费社会延伸到父母身上。这是我的担忧所在。父母对孩子的爱应该是无条件的，而不是建立在某些特征之上的。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对基因技术的不道德利用。
技术是一种工具
《华夏时报》：你有没有这种担心，像核技术一样，基因这种技术被用于邪恶目的，最终我们也会出现像核问题那样持续很久得不到解决的问题，需要靠政治领导人出面解决——例如运用制裁手段，禁止某个国家的人使用这种技术。
桑德尔：我认为类似这种担忧是存在的。我们应该有这种担忧。这是一个有趣的类比，因为二者都表明，技术是一种工具。如何使用这个工具、将它用于何种目的取决于我们。这不是科学可以解答的事情。就像核技术，有人对它加以善用，如和平使用核能源；还有人将它用于非常有破坏力的地方，如核武器。同样一个技术，既可以用于好的又可以用于邪恶的目的。生物科技也是这样。它们可以在促进健康、治疗疾病方面发挥重要用途，也可以用来设计后代或自己的基因，而后者我认为会带来非常有害的后果。因此，我写这本书的一个目的之一就是鼓励公开地讨论和反思什么是对生物科技适当的、可取的利用，什么是不道德的，这样就可以将二者区别开来。
《华夏时报》：政府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扮演什么角色？基因技术是一个涉及道德风险并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问题。
桑德尔：我认为政府对科技确实可以起到一些合法的监管作用，就像对核技术起到的作用那样。因为技术很有可能带来巨大益处的同时制造巨大的伤害。一些监管是应该的，例如，我支持许多欧洲国家禁止人体克隆之类的立法。我认为克隆人是应该被禁止的。性别选择则争议较大，因为一些人认为父母有权利利用技术控制生男或是生女。但我反对性别选择，也将会支持有关禁止通过技术选择生男孩的规定。尽管我知道有许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
《华夏时报》：那么企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毕竟基因技术很多掌握在企业手中。
桑德尔：我认为公司中的基因科学家应该将精力放在技术的医学用途上。在这方面，未来很多工作需要去做，例如发展基因疗法和干细胞研究、提高糖尿病等疾病的治疗方法等等。这才是基因公司应该去做的，尽管父母希望孩子更高或更聪明的需求可能产生一个市场。所以我认为企业应该有道德责任，这种责任超过了政府可以发挥作用的法律和法规框架。这个领域的科学家和企业都应该有这种道德责任。
《华夏时报》：你刚才提到企业的道德责任，但企业往往是由利润驱动的，就像企业的社会责任，总是有公司忽略这些责任。那么，应该由谁来做些什么，例如去设定边界，给企业动力去遵守这种责任。
桑德尔：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答案。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谈的，应该通过建立法律法规，对技术的某些用途加以禁止，如克隆人，全社会都必须遵守。但除此之外，我认为尽管公司受利润驱动，但它们依然应该秉持某些价值观和道德观，去指导它们的行为。并非所有人认同我的观点，不过我认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应该也为自己设定高的道德标准，高于法律规定的范围。不同的公司在这方面一定会有高低不同的设限，但具有高道德责任感的企业将会认真对待技术如何应用的问题，是用于促进健康、治疗疾病，还是用于帮助父母制造“完美宝宝”。
基因工程不会塑造真正的完美
《华夏时报》：我能否将你这本书的观点总结为“反对”——反对完美？
桑德尔：既是，也不是，这要取决于你对“完美”的定义。许多人认为，如果基因技术可以发挥作用，就要把孩子设计成高大、漂亮、聪明、身体健康、有运动细胞并且有音乐才华的，他们认为这就是完美。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是一种对完美浅薄的理解。通过基因工程塑造的不会是真正的完美。
《华夏时报》：就像你在书中所说，你的两个儿子已经够完美了。
桑德尔：是的（笑）。
《华夏时报》：那么你认为完美是通过后天发展得来的？
桑德尔：后天发展是一部分。成为一个优秀的人，需要通过教育、性格形成、品德培养等方面的发展，而不是通过技术。也就是说，父母如何培养孩子，还有学校和社会，都会塑造孩子的性格。因此我认为，真正的完美永远不可能靠技术实现，而只能靠道德教育、性格发展和才华发展得来。假如孩子可以生来完美，那么父母就不必去培养他们的才华与能力，学校也不需要刻意塑造他们的性格、教他们品德了。我不认为我们生来完美。我认为父母应该接受孩子与生俱来的任何特点，尽管这些特点是不可预知的。因为这种接受本身是父母无条件的爱的一部分，无论孩子高还是矮，有没有音乐素养，擅长不擅长打球，父母都应该接受。我们不能依靠科技发展（人类）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