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欧洲人试图向世人讲述一个伟大的神话：他们将以和平的方式建立起一个保障个人幸福、超越国家的政治共同体，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超越民族国家概念的伟大尝试。
之后，在人类的爱与自私之间；在有形的国家疆界和无形的人民权利之间；在现实的残酷和理想的曼妙之间，欧盟都曾不断地向我们展现出其美好的一面。
然而，当希腊最终将这些美好撕碎撒开来时，一幕希腊式的悲剧最终让这一神话破灭。欧债危机，将欧盟这一战后人类所勾画的最大理想国变为了乌托邦。
为了捍卫对幸福的追求，围绕债务问题，欧洲人展开了长达三年的救赎，虽然其中有博弈、谋划，但也有牺牲与包容，在信仰与坚持的驱使下，那个曾经一度幻灭的欧洲一体化梦想逐渐复活。
疏离的病毒在蔓延
距离2013年结束还剩15天，爱尔兰终于为失落中的欧盟带来了一丝快乐——宣布正式退出救助计划。爱尔兰人将这次退出与其100年前的复活节独立起义相提并论，这足以折射出债务危机为整个国家刻下的共同伤痕。
为了换得救助，爱尔兰人几乎做出了所有的让步——紧缩开支、延迟退休、削减福利，甚至牺牲掉了“凯尔特人”最看重的“骄傲”，但救助带给爱尔兰的不是危机的解决，而是挫败。“我们艰难地抹去了边界，但他们却轻易地将其重新筑起。一切都变得越来越让人沮丧。”布克奖得主、爱尔兰小说家安·恩莱特在专栏中如此写道。
爱尔兰的成功退出或许为仍处于危机中的欧盟带来一丝曙光和信心，然而，爱尔兰在获取救助过程中所产生的浓浓的疏离感也许更容易传染。英国人已经选择了与欧盟隔海相望、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人已经在考虑自治、2016年苏格兰将要就独立举行公投。病毒在蔓延。
在驱散疏离感上，德拉吉效应在经过职权范围内的两次降息后已经消耗殆尽，虽然在公开场合不断提及OMT和负利率，但在没得到默克尔点头前，基本属于“空谈”。欧洲一体化的推动者，默克尔目前只是将对疏离感的挑战写入了她的就职宣誓中——“欧盟一体化是我永不放弃的梦想”。但她却依旧并没有给出梦想实现的途径。
欧盟领导人已经习惯在静静的深夜里聚在一起探讨问题，在黎明之后却又无疾而终，匆匆告别。即使是2013年欧盟的最后一次领导人峰会，爱尔兰已经宣布退出救助计划，各国领导人依然没有决定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能做什么。
2014年，经过三年的紧缩，在全球经济转好的拉动下，欧盟或将获得逃离泥潭的动力。但是，没有单一清算机制、没有银行业联盟、没有财政联盟，欧盟仍可能会轻易被绊倒。
空心化特征外现
债务危机带给欧洲的不仅仅是信心的丧失，内心疆界的重建，它还让原本作为世界多极格局中的重要一极——欧洲——在内在机制上正显示出空心化特征。
20世纪90年代之前，德国是欧洲一体化的驱动引擎，而法国负责掌舵。当时的欧洲两大巨头在一股强烈的理想主义驱使下，抛弃宿怨，试图共同打造一个超越现代国家概念的“欧洲共同体”。“以欧共体”为名，曾让世界为之侧目。而今，随着战争伤痛的久远，欧洲理想主义光芒的暗淡，党派的轮替，“共同体”已然成为了欧盟领导人发表演讲的“形容词”，失去了现实存在的土壤。德法领导人的左右互博，南欧与北欧的“嫌贫爱富”，让欧盟内部陷入混乱的同时也让其外交迷失了方向。
地中海关系欧洲的切身利益，这已经是世界的共识，但却远非欧洲的共识。他们更习惯于以一种更个体的面貌体现自己的利益。在北非的动荡中，在埃及的动乱后，第一个到访的是英国首相；在利比亚战乱后，第一个对“反对派”表示支持的是法国；而在关于利比亚问题的173号决议举行表决时，德国投下了弃权票。曾经的欧洲“三驾马车”现在却在不同的方向上各自狂奔。时至今日，欧盟似乎也无法回答上世纪70年代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如果我想给欧洲打电话，该打给谁？”
在各说各话背后，欧盟一体化的坚硬“外壳”——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也逐渐变得不堪一击。欧盟曾计划在1999年建成一个有6万名可以上战场的士兵的“欧洲军团”。这个目标已被悄悄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规模在1500人到2500人之间的战斗群，缩水了24倍。而这一“战斗群”的实战经验也仅限于2004年的雅典奥运安保，和一些灾难的援救行动。除非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否则它们面临着“军事重要性集体消失”的风险，一名美国驻北约高级官员警告说。
布鲁塞尔的中心广场上，欧盟为其成员国所勾画的在擎天巨伞下风雨无阻的壁画已经剥落得有些斑驳，如今看上去更像是一幅漫画。“这不是结束。这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但，这可能是开始的结束。”1942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进入转折点给出的忠告在70年后听来依然十分受用。如果此次危机不能激发出欧盟领导人进一步深化欧洲一体化的激情，那么等待欧盟的也许将是一步步走向终结。
等待文化共性复活
经济的衰退，政治的疲态，这些都还只是此次债务危机带给欧盟的浅层影响，在更深的精神层面，危机所带来的长期且致命的后果是欧盟各成员国忠诚度下降。1973年，当爱尔兰加入当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时，孩子们在街上起舞欢歌；2004年，波兰加入欧盟，农业补贴和用于基础设施的大量资金从布拉格流入；2006年，当欧盟东扩时，没有任何边境限制的移民，让所有刚刚加入欧盟的国家都对其光明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但现在，习惯怀疑的欧洲再次开始思考，他们曾经深受感召的欧洲共同体梦想，是否已经在经济的一蹶不振面前变得毫无意义。在17%的失业率面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再成为欧洲一部分。暗淡的前途将他们送上了去往中国、美国、加拿大的飞机。在他们的心里，制度僵化、活力消失的欧洲只是故土，对这里他们有的只是眷恋而并非爱。
如何为欧洲一体化再次找到凝聚的理由，这是一个超乎体制设置之外但异常重要的话题，制度的漏洞可以通过后天弥补，然而一旦感情上出现缺失，欧盟存在的基座就将塌陷。铸造欧洲联盟，不但是一个政治愿望，而且是一种文化理想。欧洲文化中的自我批判与反省是让欧洲诸国在一次次衰落面前再次崛起的精神支柱，而包容，却是将欧洲所有国家连接在一起的最佳黏合剂。昆德拉谈到欧洲所提出的“在最小的地方实现了最大化的多样性”也许正是让欧共体继续向前的原动力。这样的奠基理念是欧洲大陆实现政治统一的必要条件。曾经统领一切的欧洲文化或将使那些不复存在的联系回归，在高度的包容下，爱尔兰人、德国人、法国人都将忘却世俗赋予的民族基因，从而转向共同演绎身为“欧洲人”的内涵。不过在目前，文化的共性机能还未复活。
在欧洲大陆，曾经诞生过“我是罗马人”；“我是柏林人”的自豪感，而在未来这一切也许将会由“我是欧洲人”所取代。
“为了要活得幸福，我们应当相信幸福的可能。”这是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对如何获取幸福的指引，这一指引同样也适用于那些所有对幸福心怀梦想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