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由此来看，王跃文所著《大清相国》一书大可一读。全书着墨于史，其意则用心良苦，作者借古喻今之心拳拳可鉴，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国家领导人王岐山的推荐固然是该书热销乃至数度脱销的原因之一，王跃文本人的文字底蕴与市场号召力，全书对中国传统官场文化及其制度的描述、分析与揭示，恐怕才是刺痛中国读者阅读神经更主要的原因。
官场咏叹调：
圣君和良臣都无法根治贪腐
《大清相国》其实并非新书，早在2007年该书即已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于2012年9月再版。王岐山曾于2007年该书出版后不久即推荐此书，近期再次推荐不过是旧事重提，然而此次推荐所引发的阅读风潮远非初荐所能及。这一来或许是因为今天的王岐山权位更重；二来则因为数年后的中国，其社会形势与民众心理已然发生剧变，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反腐倡廉成为中共新任领导层的执政主题，而王岐山恰恰位于当前中共反贪风暴的中心——中纪委书记对相关主题图书的推荐，当然牵一发而动全身，势必引发相关人群包括读书界的深切关注。
这并非王岐山第一次荐书。“他喜欢站在历史长河的岸边看问题。”一位采访过王岐山的记者表示。据悉，王岐山素来喜爱阅读，强调以史为鉴。2012年底他所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曾在无论学界还是民间，都掀起了一股重读法国史的风气。
王跃文的这部旧作，之所以一再引发王岐山的推介，一定是因为该书深刻表达并触动了他内心的关切所在。
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塑造了以康熙朝重臣陈廷敬为主要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和行为的艰难选择，再现了三百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康熙朝名臣辈出，其时官场关系复杂，几乎无人独善其身，陈廷敬却能入仕五十余载而善始善终，历任工、吏、户、刑四部尚书，享康熙帝师之尊荣，最后老死相位，且任上多有建树，助康熙完成千古一帝之伟业，并因此名垂青史。何以至此？带着这个疑问，王跃文曾查阅大量史料，最终写就《大清相国》一书。
“陈廷敬的主要功绩之一是整顿吏治，他为人刚正、清廉，处理公案铁面无私，同时非常注重策略。总体而言，就是自身过硬，对待问题也敢于硬碰硬。”从陈廷敬为官的主要特征和成绩来看，王跃文就很能理解自己这部小说为何能引起当今中国最重要的反贪推手的持续关注和青睐，“小说虽然叙述的是一位我所敬重的古人，但也表达了我对当代现实生活的思考，生活不断往前走，我相信历史中有很多值得现代人思考和借鉴的好东西。”
湖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龚湘海亦分析认为，该书之所以能畅销，首先是作品本身的文学品质；其次是小说主角陈廷敬有鲜明的人物特征，行走官场50多年，并善始善终；第三，该书对当代人从政、做事、做人都有借鉴作用。
不过，需要警惕的是，正如王跃文此前创作的《国画》、《苍黄》等数部现代官场小说，这部《大清相国》也很容易被误读为一部单纯的官场行为指南，这种厚黑学式的功利主义阅读诉求，绝非素有社会批判和责任意识的王跃文创作官场小说的初衷，更非王岐山推荐该书的本意所在。
阅读该书必须时刻清醒的一点是，圣君和良臣都无法根治贪腐，根治贪腐只能依靠制度——更完善的法制与更透明的监督。
中国秦汉以后的历史，大部分可视为一部“家天下”的历史，“家天下”的核心逻辑就是以社稷为家产。既然天下皆为家产，其社稷当然就不能为奸人所褫夺或侵占，因此中国历朝历代，无论明君或完臣，无不以反贪惩奸为庙堂重任，这本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每次反贪高潮，或能带来政治或社会的一时清明，但往往不久之后又会引发新一轮更大规模的贪腐浪潮，让人情难以堪。
为何如此？通行的答案之一是，这种运动式反腐缺乏持久的制度性保障，因此往往后继乏力，这就好比当前的房地产调控，行政式调控往往只能招致市场刚需的报复性反弹，而运动式反腐同样也会招致既得利益集团的报复式反弹。
更深层面的理性或具象分析，则可以想象，古代官场风暴必伴随激烈的政治斗争，任何一个君王或重臣，均不可能独力完此重任，而必团结并依靠身边一批官员，因此每次反贪风暴实际都是一场权力的重新洗牌，洗牌的结果是朝野上下诞生一个新的权力集团。即便这个新的权力集团的核心（君王或重臣），以社稷为重，恪守王法，也难保集团中有成员徇私枉法，暗中渔利，其行径即便被察觉，往往也因政治斗争的需要或利益关联而被掩盖，集团下层成员在政治斗争胜利后，因有来自上方乃至权力顶层的翳护，其贪赃枉法的行径也往往更有恃无恐，甚至因权力及心理膨胀而较之前的贪腐集团更变本加厉，于是新一轮贪腐浪潮开始滋长，以致泛滥。
“朕就知道，银子由他们来收，这杀人的事由朕来做！”小说中，“皇上”在有陈廷敬意外涉身的山西科考案后发出的“冷冷一笑”，充分体现了缺乏持久制度约束的“家天下”官制模式下，维护官场清明的艰难与纠结，而这也注定了运动式反腐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旋生旋灭、循环往复的历史命运，尼采的“永劫回归”理念，在中国的官场文化与历史中得到了意外的印证。因此有网友在读罢此书后慨叹：贪腐之官就像那韭菜，割一茬冒一茬。
宦海陈廷敬：
清官不酷，好官不庸，
能官不专，德官不懦
山西晋城北留镇境内，有一组别具特色的古代建筑群，俗称皇城相府。整座建筑群落枕山临水，依山而筑，城墙雄伟，雉堞林立，蔚为壮观。有清一代名臣、《大清相国》故事主角陈廷敬即生于斯、长于斯。
皇城，原名黄城，后为旅游开发更名皇城。明清两代，皇城科甲鼎盛，人才辈出，述作繁盛，冠盖如林。祖居于此的陈氏家族更是明、清时期享有盛誉的文化巨族，从明孝宗到清乾隆间的260年中，共出现了41位贡生、19位举人，并有9人中进士，6人入翰林，享有“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之美誉。
在陈氏家族鼎盛期的康熙年间，居官者达16人之多，出现了“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父子同编一典《康熙字典》的盛况。陈廷敬的出现和腾达，则无疑将这个堪称北方第一的文化巨族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的陈廷敬，一生未有外任，一直在中央各部院为官。
在其前后约半个世纪的宦途中，陈廷敬曾经历过一次重大挫折。康熙二十七年，湖广巡抚张汧行贿案发，陈廷敬被牵连。小说中，张汧在开篇不久即已出场，与陈廷敬在赴京科考路上相遇，并结伴进京。史实上，陈廷敬与张汧确为亲家，故张汧案发后，京城人谓“张汧有亲戚在京为之营办”。法司审问张汧行贿何人，张供称：尚书徐乾学（徐海东）、少詹事高士奇，以及陈廷敬。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上述三人均被解任。
后李光地《榕村续语录》记有陈廷敬为己辩词，将事由悉数推及徐海东。陈廷敬向康熙奏称：“（张）汧虽臣戚，泾渭自分，嫌疑之际，尤臣所慎。”自谓遭人诬陷。解职后，陈廷敬仍留京照旧管理修书总裁事，他“闭门修书，忧窘异常，上（康熙）亦知之”。仅两年后，陈廷敬又起为左都御吏，此后更是备受重用。
已故清史专家王思治在其《陈廷敬简论》一文中论述，清初统治者，鉴于明季吏治败坏终致国家败亡，常常引以为戒。被誉为“既是守成之君，又是开创之主”的康熙帝，对于吏治整饬尤为重视。康熙有云“朕历观前史，于此等背公误国之人，深切痛恨”，其中当然蕴有“家天下”的全部执政逻辑。陈廷敬即为康熙朝的吏治重臣之一，并多有建树。
纵观陈廷敬一生宦途，其纵横康熙一朝官场五十余年，其间虽偶有起伏，但总体平稳、畅达，其总结的“等、稳、忍、狠、隐”五字官场韬略亦多为后世仿效。
王跃文撰《大清相国》一书，其笔锋由现代官场突然转向古代政坛，意图当然不在如何传递一种官场厚黑学，其中所寄托的还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或知识分子的庙堂理想。
“古人评价历史人物，多流行朴素的民间思维，不是大忠大善，就是大奸大恶。中国古典小说就惯用这种民间思维，刻画人物多走极端，曹操大奸，诸葛大智，张飞大勇，关羽大义。我写所谓的历史小说，不自觉地就落了这个窠臼。”在《大清相国》再版序中，王跃文这样坦言，“我其实是自愿陷入这种古典审美范式的，与其说是写了历史上真实的陈廷敬，不如说我希望历史上真有这样的人物。”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这与其说是王跃文对陈廷敬为官一生的溢美之辞，不如说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当下吏治更新的希冀。
活生生的现实常叫人无奈，寄托于历史文献与传说，或不失为心灵救赎、教化世人的途径之一。
陈廷敬其人
陈廷敬原名陈敬，二十一岁中进士，因同科进士中有两个陈敬，顺治皇帝给他赐名廷敬，从此声名鹊起士林。他从晋身官场之日起，就同后来权倾天下的明珠、索额图恩怨难断，又遭遇徐乾学、高士奇等康熙心腹的明争暗斗。君王如虎，同僚似狼。陈廷敬如履薄冰半辈子，慢慢悟透官场秘诀，终于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他入仕五十三年，历任康熙帝师，工、吏、户、刑四部尚书，至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字典》总修官等职，最后老死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