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江林
“在我酗酒以前，我就有了一副酗酒的面孔”——这是杜拉斯独创的一种神秘、宿命的杜拉斯句式。
2014年4月4日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百年诞辰。她的一生犹如一部她不停创作的小说——这个故事充满着酷热、暴风雨、酒精、闪电般的爱情、反常、自我沉醉、雄辩以及不可阻挡。
“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无论写作、生活或爱情，杜拉斯抱有一种绝望的清醒，她理所当然赢得了当代法国的骄傲，并成为众多女性效仿的对象。
“独爱你容颜苍老时”
“在那个国土上，没有四季之分，我们就生活在惟一一个季节之中，同样的炎热，同样的单调，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一个狭长的炎热地带，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季节的更替嬗变。”（《情人》）
1914年，杜拉斯（意为雏菊）出生于越南嘉定。父母都是小学教师，一家虽是法国人，但贫穷使她根本不能融入法国的上流社会。她喜欢喝中国汤，喜欢吃熏肉和辣鱼，喜欢吃被潮水冲到河边的螃蟹。她不喜欢母亲给她的肉和苹果，来自诺曼底的青苹果会让人一下子就想起法国。
1929年，杜拉斯15岁，她被送到了西贡的一所学校就读。改变命运的这天终于到来，《情人》中写道：“在那部利穆新汽车里，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正在看我。”他叫李云泰，一个中国的富家子弟。这个人后来给予杜拉斯所希望的一切：金钱和做女人的体验。
他们在西贡的一个单间里，完全沉溺于肉体的欢娱。“城里的喧闹声很重，记得那就像一部电影音响放得过大，震耳欲聋……房间四周被城市那种持续不断的噪声包围着，城市如同一列火车，这个房间就像是在火车上。”这辆火车一开就是两年。
1932年，18岁的杜拉斯赴巴黎读书。她有种被引渡的感觉。轮船离开西贡港时，她带走了这块土地能给予她的，除了那段没有讲完的爱情故事。
令人震惊的坦率
1984年，70岁的杜拉斯发表了以自传为蓝本写就的《情人》，实质上讲述的是一名正值青春叛逆期的不良少女，与一位身体羸弱意志残疾的纨绔子弟之间的利欲纠缠。该作荣获了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被翻译成43种语言，至今已售出250万册以上，并被改编成一部大制作的商业电影。
这场湄公河上的相遇显然不是爱情——故事的男女主人公间只是一场各取所需的欲望交锋。杜拉斯将这段邂逅定为“年轻白人女孩失去童贞”。心是高高在上的，而身体在下。
她爱上他的钱而非他本人并不是她的错，就像他不能娶她而是服从包办婚姻一样。她混迹在看热闹的人群中看他珠光宝气的新娘子，眼神麻木不仁，继续着爱欲和游离。她还没有拥有一颗成熟到可以感知爱情的心灵。
他们是这样贫穷而饥荒的一对，她是真正意义上的贫穷和卑微，自尊心的麻木、真爱能力的匮乏，另一个是贫穷到只剩下金钱，连恋爱和婚配自由也没有的他。在他的资助下，她回国了。
杜拉斯有一句名言：“如果我不是个作家，一定是个妓女。”这种令人震惊的坦然——就是杜拉斯句式。其实，在我们现实社会中，何尝不充斥着这样的交易，但我们的女作家（女演员或其他女性）在重复了少女杜拉斯的行为后，却显得那么矜持，或干脆粉饰了这段经历，这是弱者往往采用的方式。
杜拉斯句式
“一个女人若一辈子只和一个男人做爱，那是因为她不喜欢做爱。”
“对付男人的方法是必须非常非常爱他们，否则他们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我爱男人，我只爱男人。我可以一次有50个男人”。
文学是从抒写自我的痛苦开始。每颗渴望倾诉的心灵，一定有着关于爱和恨的沉重足音。
杜拉斯的内心情欲世界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永不枯竭。酗酒，纵欲，她的自残来自于一种与生俱来的毁灭感。而这种毁灭感源于她的家庭。在她开始用一种性爱活动和酒精麻醉作为生活方式以前，她生存的世界已被重重天灾人祸毁灭。她的精神家园，意味着对生活的热情和对亲情的信心都不复存在。带给她这种颠覆性灾难的是她的母亲和当时特殊的殖民背景下，她母亲的霉运给这个家庭造成的所有不幸、困窘、贫穷，以及无休止的争吵。
“玛格丽特·杜拉斯，她写作，有的只是用来写作的铅笔和水笔。除此之外，她一无所有。”1988年杜拉斯接受吕斯·佩罗访问时说道。
所谓杜拉斯句式，就是文字在她笔下，自由飘忽。她可以随意地变换人称，变换叙述的时间顺序。相同的是一种绝望的张力，始终紧紧地绷在那里，无法松懈的阴郁和悲凉。
法国评论家米雷尔·卡勒-格鲁贝尔谈道：“承认或者隐而不说，是形成杜拉斯作品风格的魅力之所在：意旨的震颤波动——它来源于灵魂的力量，而灵魂附属于一个特定的肉体，老天，它怎么可以被随意模仿。”
但最后，她承认：“当我越写，我就越不存在。我不能走出来，我迷失在文字里。……写作是走向死亡，身处死亡之中。”
杜拉斯吞食了这个世界所谓美好的部分，到最后报应式地，她自己却被这个最无趣、庸碌的日常世界吞食了。
这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平衡。
她总想控制住那些痛苦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巴黎，杜拉斯几乎无处不在。她当时70岁，严重酗酒，1982年末她在美国纳伊一家医院戒酒治疗。就在人们认为她的肝和肾一定会衰竭时，奇迹般地，她起死回生，并写出令她大红大紫的《情人》。的确，杜拉斯一生被酗酒和情欲所困。可往事依旧这样清晰——爱过的男人，他们的气息和皮肤的触觉，永远在她记忆里。
入院治疗前那段时间，杜拉斯隐居在乡间别墅，每天向比她小38岁的情人安德烈亚做殚精竭虑的口授，后者再把所有文字笔录成定稿。廉价的波尔多葡萄酒陪伴着他们每天的工作，她会喝两杯，呕吐，然后继续，如此往复，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她当时已经几乎无法走路了。
杜拉斯说她之所以喝酒是因为她知道上帝根本不存在。她有一位极具同情心的医生，几乎每天都会去看她，建议她入院治疗，前提是她还想活下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杜拉斯似乎对此犹豫不决，但在她决定完成这本已经开头、她本人还非常喜爱的书之后，她最终选择了生命。
杜拉斯总是生活在极端的状态中，生活在难以想象的暴力中，或隐居或展示，用她的话来说是“处于风口浪尖”。她脾气极坏，几乎跟任何人吵架，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出版商还是导演，连朋友也不例外。
杜拉斯身上总是有一种乖戾反常的东西。在她感觉足够好时，会让自己身旁围一帮阿谀拍马之徒，她大声地笑，讲笑话，对每件事都能提出自己的观点。她是个自大狂，总会不停地谈论她自己。
或许大多数小说都是在空想和记忆、心满意足和强迫性复现症的竞争中做出的一次决断——也许吧。弗洛伊德认为，我们之所以不断重复体验那些痛苦的事，是为了最终能控制它们。
杜拉斯无疑也喜欢一次又一次地重返少数几个相同的主题。例如，她虚构了一个法国副领事的角色（原型是她在巴黎读大学期间遇到的一个犹太学生，后来成为她的情人——或许同样是子虚乌有的，仅仅是她那么说而已）。这个人，在现实中叫弗雷德里克·马克斯，后来成为了《副领事》中那个颜面尽失的法国官僚，在书中，他爱上了一个已婚法国女人。这个故事1972年在《印度之歌》中又被重述了一次。
杜拉斯对金钱显得贪婪，偏执乖戾，为了钱而重复同一题材的作品，穿得怪模怪样。她对每样东西的价格都念念不忘，做饭时也要说出每种菜值多少钱，甚至她的资料也是用从商店里拿回来的塑料袋包装的。
一次，与有钱的女作家弗朗索瓦兹·萨冈一起上电视，萨冈的华丽衣衫正衬出杜拉斯男装打扮的穷酸。不仅仅因为个子小，杜拉斯穿的一件黑色制服有15年之久。一件黑色坎肩，一条筒裙，卷领套衫和一双冬季短筒靴，这就是M·D（杜拉斯姓名的缩写）制服。杜拉斯说：“确实没有必要把美丽的衣装罩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我在写作。”
最后的情人杜拉斯
以前，她说过“每当我有了欲望，就有了爱情”。1980年，66岁的杜拉斯居然爱上了28岁的大学生安德烈亚，而且直到杜拉斯82岁去世，他俩一起生活了16年。
杜拉斯一生编写了20多部影片，晚年唯一得到她认可的是《印度之歌》。1975年，在诺曼底卡昂市一次放映后，她出席了座谈会。一名中学生有机会遇到了他的偶像，杜拉斯在他拿出的《她说毁了吧》扉页上签了名，也留下巴黎的地址。五年以后，中学生成了大学生。他给她写过许多信，从来没有回音。他来她家找她，住下来后就再也不走了。
安德烈亚身材瘦高，是个同性恋，性格羞涩，被她养在家里，给他买圣罗兰服装，要他打字，洗碗，开车，陪她上电影院，到海边兜风，无所谓白天与黑夜，把他当奴隶似的使唤。爱他的时候：扬，你跟着我一起走了吧；恨他的时候：我的东西你一点也得不到，别痴心想要什么了。
她对他有一种病态的占有欲。她反对他的一切交往，不许他多看一眼男人和女人。她恨他的母亲和姐妹。母亲到巴黎去看安德烈亚，他也是偷偷跟她见面，还要掐准了时间回去。安德烈亚也是一时留在她身边，一时宣告失踪，不留一句话，不打一次电话，叫杜拉斯整日辗转不安，不过最后还是回来了。就是这样，这古怪的一对一起生活了16年。
当杜拉斯带着安德烈亚到处抛头露面时，有一名记者提问：“这总是您最后一次爱情了吧？”她笑着回答：“是不是最后一次我哪儿能知道呢？”
故事结束于1996年3月的那场暴风雨中，结束于蒙帕纳斯公墓的一条横向的小路上。在这之前，杜拉斯的读者和她真正的朋友们曾拥向圣日耳曼大教堂。她的棺材很小，就像小孩的棺材，在《印度之歌》久久萦绕的音乐声中，被抬出了教堂。
在杜拉斯离开人世6年后，安德烈亚住在巴黎杜拉斯故居对面一幢楼的阁楼上，那是杜拉斯送给他的礼物。他开始给已躺在墓穴中的杜拉斯写信，于是，就有了《情人杜拉斯》一书。
（作者为《空中生活》主编、先锋戏剧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