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江林
“在160年里，我们的出版自由越来越全面；在这160年里，由读者的一般情感加于作者之上的限制也越来越严格……今天，不敢对他们生活于其下的政府置一词的外国人很困惑，他们不理解这怎么会发生。”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早期辉格派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封男爵是《英国史》的作者质疑——难道真是社会政治越民主，思想言论也就越难于自由？
回溯历史，苏格拉底和色诺芬就因言而获破坏城邦民主罪，经雅典民主评议，一个饮鸩而亡，一个遭到流放。苏格拉底的慷慨赴死，和色诺芬宁做异乡人的流浪生活，寓指了什么？哲学家或曰知识分子与政治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在《希耶罗或僭政》里展开了论述。
诗人与僭主探讨“僭政的教诲”
古希腊人知道好几种政治制度，并了解各自的优劣。主要有国王（一个人统治），贵族（少数人统治），民主（多数人统治），僭主（以非法手段获得统治）。今天，我们要捧起阅读的是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的《希耶罗或僭政》，不仅是因为它是一篇极具细读的戏剧性对话，而且还是色诺芬给暴君上的“幸福”课——关于二千年前的政治功利教诲。
《希耶罗或僭政》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诗人西蒙尼德来到叙拉古，向僭主希耶罗“请教”，问僭主与平民生活，谁苦谁乐。在第一部分里，希耶罗对西蒙尼德诉苦，说自己过的日子太不如一般常人，简直还不如自己上吊算了。第二部分里，西蒙尼德劝希耶罗，能施恩惠的暴君毕竟比一般老百姓的日子要好过得多。
希耶罗说自己不幸福，不快乐。西蒙尼德说，快乐有三种，一种是肉体的，来自色、声、味和性。另一种是灵魂的。还有一种则同时包括肉体与灵魂的。西蒙尼德不明白（施特劳斯认为他是假装不明白）为什么这种种快乐，当帝王的都居然比不上一个常人？西蒙尼德说这些小不快乐算不得什么，你能成就常人绝对做不到的大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提拔谁就提拔谁，想害谁就害谁。
希耶罗说，这都不过是普通人的想象而已，他们只看到我的威风，哪里知道我灵魂中的恐惧。他历数了自己是如何不能拥有安全、友谊、信任、母邦这些有价值的东西，说自己的心灵满是苦涩。
西蒙尼德听了希耶罗所诉的许多苦处，问道，既然当暴君这么不快乐，为什么不干脆放弃暴政呢？希耶罗说，不行啊，害过这么多人，怎么才能补偿人家？一旦手里没了权，人家还能不找你算账？专制者靠管制过日子，越管制，越害怕，越害怕，也就越管制。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可能的人际关系，被别人害怕和害怕别人，连暴君也不能例外。
西蒙尼德说荣誉最伟大、最神圣，而僭主拥有最大的荣誉，所以这些苦涩都可忍受。这回希耶罗更为激动，他反驳说公民是因怕他而尊敬他，他的荣誉是虚假的，其实他“白天晚上都过着一种所有人都因他的不正义而咒他死的生活，自己活着还不如吊死”！
西蒙尼德安慰希耶罗，其实僭主也可以被人爱戴，因为僭主能用“同样的施惠赢得更大的感激”。接着，他建议希耶罗做一个施惠者，以城邦幸福为目标，把城邦当成自己的资产，把公民当兄弟，用恩惠超越所有人，这样就能赢得最高贵最至乐的所有物——幸福而且不被嫉妒。
故事就这样以诗人的许诺，和僭主的沉默结束。
那么，色诺芬究竟是想讲什么？表面上看，其主题是“僭政的教诲”，但到最后真正的主题出来后，为何又以希耶罗的沉默结束？希耶罗的沉默意味着什么？如果主题是“僭政的教诲”，那么色诺芬又为何借西蒙尼德之口，为僭政这一不民主、不合法的政制辩护？难道僭政优越于民主？色诺芬用古典修辞的隐喻，留下了一个悬案。
一个政治上倾向于贵族派的诗人
色诺芬出生于阿提卡一个富有的雅典人家庭，受过多方面的良好教育，熟悉军事和骑术，曾经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在政治上倾向于贵族派，反对雅典民主制，赞赏斯巴达的贵族政体。
前401年波斯发生内讧，国王阿尔塔薛西斯的弟弟小居鲁士在小亚细亚起兵，企图夺取王位。斯巴达人支持小居鲁士，为他提供了大批希腊雇佣军。色诺芬经友人介绍，参加了这支军队。夺权未遂，次年，色诺芬率几千名雇佣兵返回黑海之滨的希腊城市特拉彼祖斯。这次的光辉业绩成为名著《远征记》的素材。他客观地记录自己的经历，表述对时人时事的看法，从此意义上看，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新闻记者。
此后，色诺芬在保加利亚和小亚细亚服役。在小亚细亚时结识了他毕生推崇备至的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在科林斯战争（前395-385年）期间，色诺芬和斯巴达人一起参加了反对雅典的战役。战役结束后，他陪同阿格西劳斯前往德尔斐，向阿波罗神奉献祭礼。阿格西劳斯赐予色诺芬房屋和地产。他的婚姻也幸福美满。他过着大奴隶主的生活，有很多奴隶专替他耕作，他经常出去打猎，并建造一座供奉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神殿。
但换来的代价是，雅典公民大会通过决议，判处色诺芬终身放逐。前37l年，斯巴达和底比斯之间爆发战争，斯巴达战败。斯基洛斯重新归入其原有主人埃利斯的版图。色诺芬失掉家产后前往科林斯居住。
前365年，雅典和斯巴达携手反对称雄一时的底比斯，色诺芬的两个儿子都参加了反底比斯的战争，其中一人阵亡，因而解除了对色诺芬的放逐令。他返回故乡，但依旧对民主政治不满。
在《希耶罗或僭政》中，色诺芬写道，“暴政是与人的政治生活相伴而生的危险，”尽管他通过诗人这位智者阐述“恩惠暴政”是“最佳暴政”，但背后蕴涵的意思是——即使在这种最佳暴政中，暴政的本质缺陷也是非常清楚的。“君道”有两个要素：一是有自愿服从的臣民，二是一切遵照城邦之法的统治。与“君道”不同，暴政是一种对不自愿臣民的统治，依照的是统治者的意志，而不是法。
吊诡的是，僭政往往是民主制的前奏
僭主，是指通过政变或其他暴力手段的政权篡夺者。古希腊很多城邦都曾出现过僭主，如科林斯的塞浦瑟路斯及后来他的儿子佩里安德、西锡安的克勒斯塞涅斯、阿戈斯的菲顿、萨摩斯的波利克拉特斯和雅典的佩西司特拉托斯及儿子希庇亚斯等。
起初，僭主一词并无贬义，历史上有些僭主还曾推行社会改革。僭主在位期间，为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统治地位，一般都专制独裁，同时实行鼓励工商业发展和奖掖文化的政策。
然后，通过僭越的途径取得政权的人往往比世袭制下的君王更加残暴无情，而后多将此词解释为“暴君”。
前404年斯巴达国王吕西斯特拉图占领雅典时，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寡头政治的傀儡政府，称作三十僭主。三十僭主由柏拉图的两个舅舅领导，才华横溢的克里蒂亚斯和年轻得多的查米德斯。在他们恐怖统治的八个月中，三十僭主杀死了许多雅典公民——几乎比战争最后十年中斯巴达军队杀死的雅典人还多。
僭主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人类在理智上已经不需要它的存在。中国当代学者顾准阐释，它是“不合法的王”。而王恰是在神权政治下的僭主形式，那时是一个常态。国王只有在君权神授的国家才存在，而当人类一旦认为这种权力并不来自于神的时候，它的基础便崩溃。可是出于某种原因，一种现实的原因，当民族与国家的形势处于崩溃边缘，或是面临着外部侵略的时候，不得不需要一个大权独揽的人物，以此来应付危机。僭主无论是出于军事力量的结果，或是民主选举的结果，它总之并非出于人们意识上的需要，它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生存。
僭政并不是民主制度的反面，吊诡的是，它往往是民主制的前奏。前510年，斯巴达人放逐了希庇亚斯，他是最后仅剩的僭主之一。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并未能恢复贵族的权力，而是为缔造第一个民主国家铺平了道路。
帝师西蒙尼德和暴政教育
西蒙尼德的身份是外国人，不是雅典人，色诺芬介绍他是诗人——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这并不矛盾，因为诗人和智者本是可以互换的头衔。而在今天，诗人主要出于自身的原因，身份沦落。
希耶罗对西蒙尼德说，僭主害怕三种人，勇者、正义者和智者，但理由并不相同。勇者为争自由，什么事都敢去做；正义者对普通人有道德影响，直接对不正义的僭主有所威胁。而智者不同，智者并不一定看重自由或正义，智者善于谋划，所以他有自己当僭主的本领，也可以把这本领教授给别的想当僭主的人。智者对僭主的威胁，是一个可能的新僭主对一个在位的老僭主的威胁。威胁归威胁，智者的政治理念与暴君的并不一定冲突，所以智者可以和僭主一起切磋对付臣民、让臣民更顺从僭政的诀窍，可以为僭主当帝师，而勇者和正义者就不会这样。
西蒙尼德这个来自雅典境外的智者劝说僭主希耶罗用“施恩惠”来巩固和改进僭政，用施特劳斯的话来说，“这里有一个关于理论和实践、知识和德性之间关系的根本问题。”
诗人说暴政仁慈必然令僭主快乐，劝他改良暴政，而不是改行民主，从事的是一件施特劳斯称作为“暴政教学”的工作。这就像僭主无论多么善于伪装，得了病，如果想活命，也不能不对医生坦诚相见，实情以告。“既然暴政是一种本质上错误的政治秩序，暴政教育一定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找出暴政的特定缺陷（病理），第二部分是如何减轻这些缺陷的程度（治疗）。《希耶罗或僭政》的两部分组构反映的正是暴政教学本身的两个部分。”
结果会怎样？我们都不知道。西蒙尼德说改良后的暴政可以让僭主过得快乐，但他未必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他自己并没有当过僭主，他只是一个诗人而已。
前暴君给后暴君建立了暴政之谱
如同前7世纪科林斯的贝里安德和中国秦始皇这样的暴君——都是无师自通的高人，有了他们，其他的暴君都有了暴政之谱，他们事实上已将暴政的基本方法体制化了。
苏格拉底在雅典被判处死刑时，有一条罪名就是，那些与他坐以论道者中有不少是暴君，所以苏格拉底犯下了教唆暴政的罪行。而他们（这些卑劣者）哪能明白得了“一个自尊的人将不会想要僭主的权力”。
作为学生的色诺芬对诡辩哲学家充满了憎恶，他写过《苏格拉底的答辩》、《会饮篇》和《回忆苏格拉底》三部著作为苏格拉底申辩。在色诺芬看来民主和僭政都是有问题的政制。
施特劳斯认为，这样的指控是不确实的，因为苏格拉底对最佳暴政的讨论只具理论意义，而雅典人却把这当作了当暴君、行暴政的行动方案。施特劳斯坚持认为，区别理论和实践非常重要。这是他的一贯想法。
如果说，一个接受了西蒙尼德的教诲的僭主，以改良后的暴政治理国家，令经济有序发展，GDP增高，当地人民生活稳定和富裕，你会不会认为专制暴政并非是一种坏制度，尽管它显得如此不道义——强迫人民生活在谎言和奴性的顺从中？这就是一个问题。
其实，专制暴政统治是恶之初，它将一批批的勇者、义者和智者赶尽杀绝（当然还留下一些可供差遣的智者），成功地建立了一个以绝大多数人的沉默、谎言、顺从、道德妥协、曲意奉承为特色的生活秩序，而且这种不勇、不义、不智的低下国民性通过延续的方式落到我们后代身上，并且继续制造出集体的秉性、心态和行为适合暴政制度生存的土壤。
诗人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中写道：“人们感到自己渺小是因为缺乏精神独立，大多数人充当某些领袖和暴君手里的玩物。”他坚决反对“由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体制，他坚定地站到西蒙尼德的对立面。
施舍式的暴政仁慈并不能建立与民主政体相一致的新价值观和新生活秩序，只不过是在旧生活秩序中添加了更多的贪欲而已。暴政仁慈也许可以改善一些人的物质生活，但败坏社会整体道德和精神状态的“专制政体病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匮乏、冷漠被动、恐惧隔阂、虚伪、背叛、出卖、孤独无助，还有唯命是从、个人责任不清——已经荼毒人间。
非民主的改革，它的目的也许并不完全自私，也许真的有一个美丽新世界的目标。但是，没有让人优秀起来的政制，没有自由而尊严的人才来参与改革，哪里又会有真正美丽的新世界？
（作者为诗人、《空中生活》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