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时代，携带独特个人气息的手写书稿信函已渐行渐远，但它们却在拍卖和收藏市场日渐火爆。2014年春拍，包括周作人信札和莫言、王朔、冰心、丁玲等现代作家手稿，将亮相匡时、歌德等拍场；而陈独秀、梁启超致胡适部分信札也正在人民大学博物馆展出，通过这些珍贵的私人物品，我们能触摸到那些逝去时代的温度和脉动。但名人信札等历史文献研究和保护的不足，也是近些年不断被提及的一个话题。
作家手稿批量呈现
作家名人手稿不仅有历史和文献价值，还能体现特定时空的丰富细节，用细节性的微观史学补充、校正大历史，其史学价值不容忽视。由于出自文化名人之手，手稿的文化价值更加丰富。
尽管2013年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引来诸多争议并最终撤拍，2014年手稿市场仍进一步升温。5月30日，将有包括莫言、王朔、冰心、丁玲等现代作家、艺术家的95件手稿，于歌德春拍“小雅观心——赵庆伟藏重要名家书稿、手札专场”举槌。
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莫言的短篇小说《苍蝇·门牙》手稿。该小说发表于1986年，是莫言早期军旅题材的代表作。此次拍卖的手稿共30多页，用钢笔写在“解放军文艺社”的稿纸上，其中有修改和编辑批注的痕迹，从中能看出当时文学杂志的工作流程。
此外，拍品还包括作家唐弢多年入选高中语文课本的文章《琐忆》，及冰心、丁玲、孙犁、季羡林等现代文学大家，王蒙、阿城、贾平凹、铁凝、梁晓声等当代作家，和侯宝林、于是之、秦怡、英若诚等艺术家的手稿。
本次拍卖的拍品均为公开发表作品的手稿原件。其中时间最久远的，是丁玲写于延安时期的散文《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但拍卖是1952年9月《解放军文艺》发表该文时丁玲的手稿。《琐忆》是唐弢196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80周年而写，当时简体字虽已使用，但唐弢该手稿仍有许多繁体字。
新文化书札持续火爆
在2014年春拍中，包括名人书札在内的书法作品是最大看点，其中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作家名人书札，是其中最大的亮点。
6月3日，一批文化名人书信将亮相匡时2014年春拍“百年遗墨——二十世纪名家书法专场”。这批书信手稿是新加坡著名学者郑子瑜的旧藏，以周作人致郑子瑜的84件信札为主体，另外还有丰子恺致郑子瑜的信札9件，俞平伯、简又文、吕叔湘、陈子善等人致郑子瑜信札45件，和周作人为郑子瑜撰写的书签等拍品。
郑子瑜与周作人通信，时间跨度自1957年至1966年，信中有关于《知堂回想录》、《知堂杂诗抄》的写作、出版经历，展现了晚年周作人的处境心境，是研究建国后周作人生活与思想转变的珍贵史料。
郑子瑜(1916-2008)出生于福建漳州，以研究郁达夫和修辞史著称，与郁达夫、周作人、丰子恺都有交往。1930年代，周作人与郑子瑜同为《逸径》杂志撰稿人，并因为都喜欢清朝黄遵宪诗文而相交。在这些拍卖书信中，周作人还向郑子瑜提供了他搜集的黄遵宪的资料。1939年，郑子瑜去往新加坡谋生。1950年代，郑子瑜与蛰居大陆的周作人恢复联系，并在此后为出版周的文集《知堂杂诗抄》奔走；而周作人则向日本汉学界知名学者举荐了郑子瑜，为他进入日本学界铺路。1964年至1965年，郑子瑜在任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时，编纂了《周作人年谱》，并请周作人撰文介绍自己幼年及八年抗战时的情况，为周作人生平研究留下了珍贵的材料。
周作人晚年深居简出，与他通信的人中，香港的曹聚仁、鲍耀明及新加坡的郑子瑜，是其最重要的3人。随着这批信札的亮相，周作人的生活状况和作品出版情况等细节也丰满起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的周作人研究专家陈子善说：“这批信当中几乎有一半以上篇幅提到《知堂杂诗抄》的编辑出版。当时郑子瑜提出过很多方案出版《知堂杂诗抄》，但过程非常曲折和复杂，《知堂杂诗抄》整整拖了20年以后才印出来。”而周作人晚年的重要作品《老虎桥杂诗》，也经历了郑子瑜、陈子善30年的努力，才于1986年出版。
在这10年间，周作人的生活状况也不尽如人意。信中显示，3年困难时期，郑子瑜曾每月给周作人寄送方糖、猪油等食品，还曾送给周作人一块手表。对此，周作人一再表示感谢，收到手表更是欣喜万分，“国内手表奇缺，欲买者需先登记，尚属遥遥无期，若不在机关办事者欲登记而不可得，至欲买一西国之表自更属难得矣。”因此，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认为，这些信札不仅具有文学史价值，更有社会史价值。
近年来，名人书札拍卖屡屡突破百万大关，近期更呈迅猛上升之势。2013年，各大拍卖行的名人信札板块，最受市场追捧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名人手迹。翰海春拍中，周作人等39位名人致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的信札，以55.2万元成交；鲁迅1911年手书《古小说钩沉》手稿，在嘉德秋拍中以超越估价十多倍的690万高价拍出；而鲁迅的《致陶亢德信札》则拍出了655.5万元的天价；李大钊的《致吴若男(章士钊夫人)书札》以414万元成交，陈独秀的《致陶亢德书札》也以230万元易主。
在刚结束的西泠印社2014春拍中，中外名人手迹专场也备受关注，成交率高达90.76%。其中康有为的《游存庐落成诗》以218.5万成交，创康有为书法每平尺价格新高；而康有为致陈三立信札诗稿、康有为草书王维诗以155.25万、126.5万成交；一批顾颉刚存世最大量稿件，则以78.2万成交。
据了解，中国的名人信札拍卖最早始于1994年。当时，一册15件徐悲鸿信札，在翰海秋拍中估价只10万元，却最终流拍。10年后的2004年1月，3件徐悲鸿信札估价10万元，最终以24.2万元在翰海拍出。
研究和保护的不足
但名人信札等历史文献研究和保护的不足，也是近些年不断被提及的一个话题。
据报道，此次北京匡时在拍卖周作人信札的同时，也联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起来做这批信札的出版工作，“希望能给后来的研究者留下重要的资料。”
相比此前杨绛对钱钟书信札拍卖的激烈反对，周作人之孙周吉宜则对其祖父信札的拍卖和出版相当配合，已授权上述两机构处理相关事宜。周吉宜对媒体表示，作为周作人的后人，自己有责任把有关的研究资料提供给学术界，作为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我们也在计划出版周作人与友人的通信集，已经向海内外发起搜集计划，也有一些收获与进展，但总体还是面临很多困难。希望这次拍卖能够引起更广泛的关注，让我们收集到更多的材料。”
“现在有一些说法，我祖父家里谁说了算，我祖父经济地位如何等。但通过这些信件就可以发现，他一年要买多少书，这些买书的开销有多大，难道都需要请示我祖母之后才能买吗？在家里他是不是一个除了读书什么都不管的人？从这些信札里，完全看不到这样的情况。这不仅仅是生活问题，更是一个人的性格问题、处世态度，里面有丰富的信息量可以研究。”周吉宜说，这类信件的披露，可以丰富周作人研究的材料与视角。
就在名人书札引发关注的同时，电子时代传统家书的失落，也引发相关人士的行动。5月13日，“尺翰之美——中国传统家书展”亮相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共展出家书实物1000封，相关老照片500张，所选家书均为手写件，其中最早写于明末，最晚写于去年，时间跨度长达四五百年。
“在电脑、手机不断更新换代的今天，很少有人再写信了，家书承载着历史和文化的功能，如不进行抢救，就可能丢掉这些东西。”抢救家书项目参与者徐庆全表示。每封家书背后都藏着一个个家国故事。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丁，则有一个“家书申遗”心愿，“家书是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文化空间，有着相对固定的书写格式、礼仪称谓、寄递送达等操作规范，符合国家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但他也表示，申遗需要相当的人力、物力，目前尚未正式启动，还需协调各方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