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江林
“这些把疯子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的船，的确存在过。”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写道，“在德意志特别流行。……1939年在法兰克福，水手们奉命把一个疯子带走，那家伙总一丝不挂地在大街上逛荡。15世纪初，一个犯罪的疯子也被以同样的方式赶出了缅因兹。”
在福柯观念里，愚人船是一支典型的梦幻船队，满载着具有高度象征性地寻求他们的理性的疯子。他指出，这一景象，出现于西方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时期——横跨在梦幻和实际之间。
哲学家吉尔·德勒兹评价道，20世纪被称作为“福柯时代”，尤尔根·哈贝马斯则断论“在我这一代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圈子里，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福柯对任何权力机构都充满怀疑。朋友曾经希望福柯和密特朗见面，他断然拒绝：“跟他握手，会把我的手弄脏。”
“没有带刺的概念，哪来的哲学。”这是他从尼采那里继承过来的。1984年，福柯死于艾滋病（同样惊世骇俗），临终前他坚持写完了《性史》的后两卷（又似一个古典主义者）。其一切都表明着，生命可以成为体验哲学，并且哲学家最伟大的作品是他死亡的方式。
不快乐的少年
福柯1926年出生于法国普瓦捷一个乡村家庭，父亲既是拥有两个私人诊所的医生，又是大学教授，他雇着秘书、仆人、厨师和司机。福柯与姐姐、弟弟过着衣食无忧但不奢华的生活。母亲向他们灌输外祖父的人生箴言：“管好自己的事。”孩子们从小就树立了个人奋斗的精神。福柯在少年时代有一个书房，到冬天也不升火，很像是花园里的一个简陋窝棚。
1943年，福柯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获得了报考大学的资格，面临着专业和前途的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父与子的尖锐冲突。父亲试图迫使福柯步他的后尘当一名外科医生，但福柯却对文学和历史更感兴趣。父亲大为失望。
1946年，巴黎高师入选了38名考生，福柯名列第4。他奋斗三载，一度受挫，二进考场，终于如愿以偿。
少年时代的福柯似乎“像查特斯图拉一样忍受着一种强烈而高傲的孤独之苦”。他后来对这一时期的回忆几乎都是阴暗的：保守、压抑、威胁、恐怖。这种体验塑造了他的人格，影响着他的未来。
圣安妮医院的心理医生
福柯有言：“我们不妨积极地看待自杀……生命是脆弱的，死亡是一种必然。我们何必将这种必然视作一种带有突发性和不可避免性的偶然现象并由此认定它应该受到惩罚呢？”
在巴黎高师这所法国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中，福柯曾在食堂高举菜刀追杀同学。
那时的福柯私人生活并不快乐，他患有严重的忧郁症，甚至企图自杀。给他进行治疗的是精神病学专家让·德莱教授，还有他父母一位世交雅克琳娜·维尔，她是心理学家，她负责看护他，福柯经常到维尔家吃饭。
雅克琳娜的丈夫乔治·维尔道则是精神分析学大师雅克·拉康的学生。在维尔道夫妇的影响下，福柯对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学习。他还参加了拉康的最初几次讨论班。
雅克琳娜建议福柯用工作来治疗他的阵发性抑郁症。就这样，福柯成为圣安妮医院“问题”心理医生（事实上，他并没有获得正式任命的心理医生职位），让·德莱教授对他很客气，允许他随心所欲地做事情，他可以说是居于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一个位置。福柯写道：“我感到自己同病人非常接近，与他们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段经历促成他后来用“历史批判或结构分析的方式来写精神病学史”。另外，他也从实际经验中意识到精神病学和犯罪学之间的某种联系。
一种极端的体验
“我是一个少年罪犯。”福柯在家乡读书的时候就玩过一些男孩子。面对美国小说家埃德蒙·怀特的提问，他承认：“我并不总是那么聪明，其实我在学校里算是很笨的，但有那么一位学生，他长得很漂亮，却比我还笨。为了接近他，我开始代他做功课──我就是这么变聪明的，因为要帮他，我必须在功课上走在他前面。其实我这辈子对知识的全部追求就是为了吸引漂亮的男子。”
1952年初，福柯结识作曲家让·巴拉凯，两人如胶似漆，亲密无间，除了饮酒作乐与肉体关系外，他们还有共同的精神追求：他们都崇拜贝多芬，后来都迷上海德格尔和尼采、卡夫卡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戏剧方面，他们都喜欢荒诞派作家贝克特和热内的作品。后来福柯多次强调这些经历在其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我应该把第一次巨大的文化震撼归功于一连串的法国音乐家和善用十二音体系的作曲家，如布雷兹和巴拉凯，我与他们保持着友谊。对我来说，他们在我生活其中的这一辩证宇宙中打开了第一道裂缝。”
1960年，福柯在克莱蒙-费朗大学出任哲学教授，他结识了比自己小10岁的哲学系学生丹尼尔·德菲，两人开始了18年的同性恋，共同生活23年的生涯。
福柯着迷于德菲这位年轻的新朋友神采飞扬、英俊潇洒。但是，最令福柯着迷的，还是他那紧张而投入的政治生活作风。福柯赞同德菲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立场，但并不支持法国左派上世纪60年代早期对戴高乐政府的分析。
福柯一直将德菲置于自己的羽翼下，为他在克莱蒙-费朗大学找了个职位。1966年，德菲离职赴突尼斯参加一项志愿服务，福柯也随同前往，在突尼斯大学教书。1968年，福柯成为樊桑纳大学哲学系主任，他让德菲出任社会学教授，两人还在1969年1月24日夜里同警察干过一仗。
他俩的关系也几经起落，但自始至终德菲对福柯一直忠贞不渝。一位认识他俩的朋友说：“我觉得德菲是真心爱他的。”同时，福柯也感到很难离开德菲。“18年来我对某个人一直处于一种热情状态，”福柯在1981年谈话中说道，“在18年里，我一直生活在对某人的激情之中。在某些时候，这种激情带着爱情的形式，但事实上，我们俩一直处于激情之中。”
一个危险的哲学家
被挂上祭坛
在福柯旅居瑞典、波兰和德国的6年里，老朋友们惊讶地发现他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现在他充满自信、生气勃勃、悠然自得，全然不像昔日那位把他的高师同学们搅得心神不安的、郁郁寡欢的小伙子了。
1960年，福柯在德国最终完成了博士论文《疯癫与文明》——一本在厚度和深度上同样令人咂舌的大书：全书包括附录和参考书目长达943页，考察了自17世纪以来疯癫和精神病观念的流变，详尽梳理了在造型艺术、文学和哲学中体现的疯癫形象形成、转变的过程及其对现代人的意义。1961年，福柯通过答辩，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也被评为当年哲学学科的最优秀论文，并颁发给他一枚铜牌。
此后6年里，福柯成为克莱蒙-费朗大学哲学系主任，他定居在巴黎，每周乘火车6小时去克莱蒙-费朗待一天。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同让-伊波利特等旧日的导师保持着联系。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福柯的知名度随着他著作和评论文章的发表而急剧上升：1963年《雷蒙·鲁塞尔》和《临床医学的诞生》，1964年《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以及1966年《词与物》。
死于艾滋病的斗牛犬
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艾滋病在巴黎萨勒贝蒂尔医院病逝，终年58岁，临终前他在阅读古罗马先哲塞内加的书。
福柯于1975年首次造访旧金山海湾区，从此就被那里盛行的同性恋社区给迷住了。他来西海岸，本是去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的，但他的同性恋同事们很快就把他拉到了卡斯特罗街和佛索姆区一带。这地方有着不计其数的俱乐部、酒吧和公共浴室，专门用于迎合不同性趣味。福柯在1979年、1980年和1983年春重返海湾区，一般都是白天在伯克利活动，晚上去旧金山过夜。他直言不讳地谈到对S/M的特殊兴趣。“我想，那种在我看来是真实的快感，是极为痛切、极为强烈、极为势不可当的，它能要了我的命。痛快淋漓的快感……在我看来，是同死亡相关联的。”一语成谶，福柯在旧金山同性恋社群中，尤其在BDSM社群中的活动使他染上了艾滋病。
此时，福柯已被视为法国国宝，总理为他的死发布了悼念讣告，称“福柯之死夺走了当代最 伟大的哲学家……凡是想理解20世纪后期现代性的人，都需要考虑福柯。”《世界报》、《解放报》和《费加罗报》均在头版发布了他逝世的消息。《解放报》周末版推出12版，详介福柯生平和著作，但也提到了福柯的艾滋病。
事情并未结束，他的死还引出一桩公案：因他死前不久还去泡过旧金山的同性恋澡堂，于是学界盛传他曾蓄意要把艾滋病传给他人。尽管美国学者詹姆斯·米勒经过调查，证明了福柯当时并不知自己已罹患此症。
福柯之死把德菲置于一个困难的位置，他颇为愤怒——长久的情人最终欺骗了他。最后，德菲这样对公众说，“当他在最后时日去旧金山时，他把染病作为极限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