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金水 北京报道
张平一直关注着事业单位的改革，事业单位的市场化改革关系到服务业能否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张平是新生代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他一直坚持认为过去对服务业的认识存在误区，一提服务业就是吃喝拉撒的零售和餐饮消费，医疗、金融、电信、教育培训、传媒文化、水电气和旅游等这些服务业被行政资源垄断，服务业真正来源于与人力资本相关的需求。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和商品贸易国，中国的钢铁、水泥、煤炭、纺织品、家电、鞋、摩托车、家具、造船、汽车制造、电脑制造和手机制造等等都是全球第一，中国钢铁产量是全球第二三四的总和，水泥产量和煤炭产量是世界总产量的一半。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市场低迷，中国面临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4万亿刺激政策挽救了经济和就业，提升了中国基础设施的水平，但负面效果就是政府扩张政策给微观经济主体创造了一个繁荣的需求信号，导致本来2007年开始就需要淘汰和调整的产能，反而加大投资，导致产能严重的过剩，大量无效供给增加，债务负担加重。等待欧美复苏重新带动中国出口和投资已经不再现实。传统低廉劳动力、资金、土地和资源推动出口和投资的竞争优势不再。
本报记者与张平教授进行了深入沟通。张平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存量调整；产能过剩产生的原因是中国经济依靠规模扩张的供给，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太差。满足有效需求的有效率供给才是中国经济新动力的来源，这些来源来自增量，更来自存量的体制改革，有效清除“僵尸企业”，加速制造业的更新改造，同时大力进行服务业体制改革，释放出服务业的活力，让具有创新能力的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成为中国高效增长的新引擎。
规模驱动型
增长模式的终结
记者：透支资源、环境和国民财富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大多数行业都面临产能过剩，社会资金成本高，经济下滑速度快，这是暂时性的，还是长期趋势？
张平：中国经济靠大量供给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不仅国内，国际上的情况也一样，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制造国和第一大贸易国，每一个国家拿到全球第一之后都会慢慢地消减下来，不可能永远是占据第一的。中国经济过去处于赶超时期，处于短缺时代，所以，我们强调供给就能有需求，就有人买，后来，我们通过出口，全世界就能销掉很多产能。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了一个转折，全球与国内需求的有限性对制造的规模扩张说不；这种规模化经济对自然资源的损耗是明显的，工业化的基准理论就是集中处理，规模化制造、标准化和廉价化；另一种负效应就是巨大的消耗资源和能源。不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的分配导致需求不足，还是从现在全球的情况看，需求都有很大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分配，还有生理的有限性和制造的无限性的矛盾。更重要的问题还是资源和能源的消耗，不讲究自然和资源的约束显然是不对的。中国经济应该从规模扩张的供给转向有效率的供给，没有需求的东西也没有必要生产了。
记者：依靠规模扩张的模式走不通，供给无限性和需求有限性的矛盾难以解决，过剩产能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张平：中国过去搞规模扩张，动力来源很简单，第一，从金融来讲，银行主导融资，资本比较廉价；第二，不太强调环境因素，环境代价比较低；第三是勒紧了劳工的裤腰带，如东莞十年不涨工资；第四土地基本不要钱；第五地方政府税收返还等等，这些是我们竞争优势的来源，但是，这些增长的来源在现在的条件下结束了，这种增长方式有很多的路径依赖，比如说，纵向行政管理动用资源，地方政府都爱干，为什么呢？我只要动用资源有需求，我就能把这个事情搞得很好，纵向动用资源的体制比较强化。这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税收体制都是增值税，产业链越长越好。现在，落后地区都讲产业链延伸。比如，有资源的地方就说，你别光采我的铜，再来一个铜加工厂，这样它的税收就很好，这就使原有产业分工格局被地方自我目标的追求改变，使得中国重复建设也比较多。产能过剩也比较严重，深层次原因是政府干预也比较多。
记者：在过去的经验中，各地政府关停并转过剩产能经常出现反复，很难得到根治，现在鼓励市场化重组能够消除过剩产能吗？
张平：中国经济动力来源的第一个任务是怎么打破政府干预和传统计划经济结合的这套纵向管理体制，实现更多横向资源再分配。如果你不能打掉那种过剩产能东西，使得资源在横向中优化，你就不可能有新的效率提升，也就不可能有新的动力来源。因为过去很多落后地区的发展道路就是走别人走过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这种严重靠资源浪费的道路，炸完了再搞GDP的做法显然是不行，内外资源的约束都遇到问题。所以，要打开纵向管理体制，比如，各部委在各地搞开发区，这种纵向管理体制对中国在规模赶超的时候有很大效果、现在这种效果渐渐失去了。沿海地区作比较优势的战略，工资不涨，出口帮人做初级加工和代工也已经过去了。所以，无论是纵向产业链延伸，还是帮人做加工的比较优势都已经过去。中国首先要改变这种资源配置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根本的改革。市场化的改革就是要替代过去纵向无效率。改革不敢说要有红利，最重要的是要有效率，市场配置也要注重效率。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改革，要调整它干预经济，这种东西显然与精简有关。税收改革是另一个重要的改革，税收是一个指挥棒，为什么我们要进口如此多原材料到中国来加工并出口，所有国家发展都是把原材料放在国外加工，自己进口中间品，然后再搞加工。中国为了它的税收，仍然要从原材料开始进口，税收体制必然导致政府行为出现某些问题。
启动效率模式
解决过剩产能
记者：中国经济处于换挡期，原有驱动力失灵，新的驱动力量还没有形成，如何消除过剩产能的无效供给，实现有效率的供给？
张平：只要以效率为核心，清理僵尸企业，就可以解决过剩产能，是用市场化的办法，现在行政保护了这些僵尸企业，它还不想淘汰呢，什么时候砸钢厂了，朱镕基时代砸纺织锭了，就可以了。我觉得要把政府这只手砍断，必须有增值税改革转型，地方政府也需要税收来源，也有就业压力。中国的税负是向企业征收的，养老保险都是居民用的，义务和责任很不协调，要调整税收结构，消费税要开征，要让企业的税负减下来。
记者：中国是世界工厂，人口众多，不可能放弃制造业，制造业的升级是关键，您认为，中国制造业效率来源在哪里？
张平：德国政府天天在推工业4.0版，也就是“SMART FACTORY”，将制造和需求联系在一起，靠的是互联网，互动式设计和智能制造。德国这么发达的国家，制造业仍然占20%多，德国为何要做这个？德国说，我们的效率来源于制造业，我们不能像美国那样掉到10%以内，一定要保持在20%以上。中国纯粹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再过几年就掉到30%以下了，也就是德国现在的水平；如果不升级和提高效率，被替代的速度会很快，服务业那边没有竞争力，制造业又升不上去，企业效率来源岌岌可危。
制造业的效率来源从设备转向人，人力资本要提上来，就得把熟练工人培训制度建起来。中国的劳工流失率达到50%，你怎么能讨论质量和产品升级呢？即便这样企业也不愿意去培训，因为有人，有劳动力的规模在。德国制造业最伟大的是有一套工人制度，德国制造业注重工人培训，很尊重工人；中国过去也是八级工制度，高级技工和总工拿的收入一样，现在，中国企业对劳工的权衡是设备和用人成本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没有人的动力，现有升级体系是不存在的，尽管最近中国劳工培训市场火爆，但都仍是初级劳动者，人力资本被有效利用仍是大问题。
第二个必须要有国家的激励与惩罚制度，清理僵尸企业，才能让好企业起来；另外，你必须有足够的税收方面奖励，同时还有处罚；比如，你用落后产能，我是要对你有罚款的，你过度污染也会罚款，你更新改造，这是有奖励的；要加速中国的设备更新改造，进行税收方面的优惠。第三条，美国做得最好，中国也可以考虑。研发投入R&D过去叫成本，现在把所有研发都计入到GDP当中，中国在这些方面进行政策调整，可以扭转创新方面的思维。
记者：人口红利消失，中国制造业竞争力面临很大的挑战，储蓄会不断下降，投资也会降下来，未来消费能力也会受到影响，未富先老是否会影响经济走向？
张平：中国劳动力现在一点不缺，大量农民四五十岁都在家里，没有人招他们，缺少了对他们的培训。还缺少一些制度，德国禁止你在家里待着，你得干活去，如果人家给你介绍工作，你三次不干，就降低你的失业社保金待遇。中国现在大量闲置劳动力，大量短缺劳动力；最短缺的是15岁到25岁未生育期的男女，可全世界都知道劳动力是从15岁到60岁，甚至到65岁。大量的人闲在家里，这些老人和妇女没有经过教育和培训的话就成为不了劳动力。
经济新动力为现代服务业
记者：传统低廉的劳动力、资金、土地和资源推动出口和投资的竞争优势不再，您认为，未来经济新的动力在哪里？
张平：经济的新动力要靠有效率的供给，有效率的供给，就意味着有需求才供给，另外，您要提高效率才能让企业在全球市场中找到真实的需求。不然，你就找不到需求。现在的效率已经包含了资源约束，你要用最小量的资源投入来获得更多的产出。中国经济的新动力在于如何提高效率。它已经不是一个速度问题了，已经变成了一个如何持续改进效率。过去说，如何调结构，很简单地说把第三产业拉起来，2013年第三产业已经超过第二产业。但是，大家知道第三产业的效率低于第二产业，这实际上是走了一条效率更低的路。现在应该是考虑怎么提高第三产业的效率，怎么提高第二产业的效率是根本。已经没有什么产业结构一二三产业的调整过程，已经涉及到要注重效率，要注重它们的过程。所以，微观效率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的新动力来源。
记者：中国经济很多行业面临供给过剩，新的有效需求在哪里？
张平：中国经济最大的有效需求来源于服务业，教育、医疗、电信、信息传媒、水、电、气等这些领域需求很好，都是有效需求，老百姓现在这难那难直指这些东西。但是，所有现代服务业都是事业单位或都管控严格，科教文卫是事业单位，传媒通信金融是管制单位，都是没有市场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不放开，现在能做的领域很少，就是饭馆、物业和物流等少数领域允许做一做，这个已经容纳很多就业了；传统服务业为何效率低，我给你洗头洗澡，开个饭馆，资金都过度集中在这上面。
服务业都是非标产业，核心是知识产权，金融、电信、教育、医疗、传媒、信息服务、旅游、软件和设计等现代服务业这一套都要受知识产权保护，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没有办法让它有任何的进步；产权法院的建立，这块应该在加速了。全球服务业遇到巨大的挑战，就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基于互联网的服务业，过去服务业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缺少规模性，你帮我服务，我帮你服务，不可交易；以前，制造业叫做可贸易部门，服务业叫不可贸易部门。现在，服务业比制造业更可贸易，因为互联网上，金融可贸易，一个信息，钱直接就划走了，服务业可贸易了。又如远程医疗，现在国内的癌症患者都把大数据传到美国那边去，通过远程医疗看一下；比如，教育，美国公开课来了，你还用那么多海归吗，不用了，最好的老师在那里讲课。教育培训、设计等互联网使得服务业空前地出现了规模效应，比制造业来得还快。中国服务业有很大的需求，除了一些不值钱的硬服务我们还有优势，软服务大量被美国占据。中国现在向全球出口的是商品，再过几年全球贸易份额中服务贸易上升很快；中国服务贸易逆差非常大，如果再不提高效率，不能获得全球服务贸易的份额，中国竞争力就会下降。
记者：现有市场管制和法治环境是否影响到经济创新动力的释放？
张平：我们还有很多的管制，比如，搞混合所有制，如果没有产权的保护就很难搞。产权保护有两个状态：一个是产权的法律关系，另一个是产权保护处在什么状态。搞混合所有制很多民营企业说，为什么公有制能得到保护，民营资本得不到保护，有可能90%的民营产权得不到保护，保护者就保护那10%的国有资本。这是保护状态和法律存在状态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经济不走向法治经济就没法做产权保护；过去，盗版猖獗，现在自己要创新了，发现知识产权得不到很好的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和法治环境是微观创新的动力来源。
记者：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是中国经济的主导金融服务模式，从全球来看，以间接融资为手段的欧洲和日本在全球高科技竞争中都落伍了，只有美国因为拥有强大的华尔街而一枝独秀，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模式是否比传统的银行间接融资模式更有效率？
张平：没有资本市场，创新方面的风险很难控制和释放；以信贷为基准的企业，规模化发展很好，但是效率是很差的，只有资本市场才适合效率型创新企业。欧洲和日本就做制造，制造业也可以是高效的；中国在制造业方面还大有可为，这块还做得很差，中国的动力来源于资源的配置方式，来自于国家宏观税收调节，主要是着眼于教育，使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行业的效率双丰收，不仅仅是调结构的事，有效率提升之后，你才能考虑分配，才能考虑消费，别的经济体增长百分之四五，人家照样搞福利，搞消费，因为附加值在这里，拿着东西可以分；中国这儿高速运转，附加值很低，所以，分配问题也解决得不好，不是切到你的肉，就是切到我的肉，因为大家效率都很低。
记者：中国的互联网消费已经超过美国了，高铁和互联网消费是否会成为新一轮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代名词？
张平：消费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动力来源，过去，我们把消费作为吃喝，其实，西方在消费需求里面早早就定义为与人力资本相关的需求，中国一说消费就是吃喝拉撒和抽烟喝酒，而有关人力资源的消费从来不计；从来没有说消费里面有一大块是关于如何提高人力资本。
高铁和互联网可能提升中国经济的效率，基础设施没有问题，是有效率的，但平台上使用者得有效率，否则，他用不了这个东西，连支付都成为问题了。互联网消费已经超过美国，如果你就是上上网，发发邮件，效率是比以前高一点，但没有根本的改变，需要企业围绕互联网进行转型；关键要提高使用互联网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