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江林
2014年7月是聂鲁达诞辰110周年。他13岁发表作品，19岁辍学成为诗人，23岁当上驻外使馆领事，27岁进入外交部，在晚年，竞选总统差点成功……旅行是为了寻找另外一个自己。聂鲁达出生于智利，但我们更多地知道他漫游地球，是一个漂泊的世界者。
向东方出发
“一项大学生文学奖，几本新书颇受欢迎，以及那件闻名的斗篷”让诗人谋到智利驻缅甸领事之职，这是1927年23岁的聂鲁达——对今天的中国凭写诗无法养活自己的诗人来说，绝对是美洲式的嘲讽。
“诗歌和大自然是我诗歌的最早源泉。”少年的他瘦削，披一身必不可少的诗人黑斗篷，“生活、爱情、荣誉感、解放的要求都在向我发出呼唤”，自费出版《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奠定了其诗人地位。
聂鲁达与朋友阿尔瓦罗一道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到巴黎，再到上海。在日本，聂鲁达等待智利汇给他的路费，其间，他们在横滨一家水手收容所投宿，随后坐船到新加坡，再转到仰光。
在亚洲8年，聂鲁达去过印度、泰国、印尼、斯里兰卡等地，亚洲留给他记忆的还有爱情：女友布莉斯常常身穿白衣，挥舞着刀，在他床前走来走去，犹豫着要不要杀了这个负心汉。她还举行神秘的宗教仪式，乞求神灵能让聂鲁达永远对她忠诚。幸亏诗人接下去调往斯里兰卡科伦坡，此时，他动笔写长诗《鳏夫的探戈》。
写诗期的诗人是孤独的，聂鲁达进入生平最孤独的时期。他还参与大规模的猎象行动，驯服大象，让它们为人类干繁重的工作。然后，那个被诗人称为“缅甸母豹”的情妇竟然追来，在他家对面住了下来。她用一把长刀攻击过一个来找聂鲁达的欧亚混血姑娘，扬言要放火烧他住宅。面对这个“爱情恐怖分子”的攻击，诗人只有报警。
“我的孤独感大大加深了。我想结婚。”1930年，聂鲁达与一位身材苗条，性情温柔，对文学艺术界毫无所知的荷兰裔印尼籍女子玛丽娅结婚。她以成为领事夫人而自豪，而且认为美洲是极具异国情调的地方。她不懂西班牙语，但对聂鲁达的依恋之情十分强烈，他俩总是在一起。1934年两人生了一女，不幸于1942年夭折。
诗人并非是完全绝情的人，30年后，功成名就的聂鲁达开完科伦坡和平大会，和第二任妻子卡莉尔去仰光寻找《鳏夫的探戈》的女主角母豹布莉斯，但毫无踪影。她是死是活，没有人能告诉他。当年住在同一个街区的邻居，都已不在人间了。
中国之行
聂鲁达三次访问中国，当得知自己的中文名“聂”字有三只耳朵，兴高采烈：“我有三只耳朵，第三只耳朵专门用来倾听大海的声音。”
1927年，聂鲁达赴任缅甸途经上海，他形容当时中国是一个被残酷地殖民化的地方：“那些名誉不佳的城市，就像居心不良的女人那么诱人。上海朝我们两个世界的乡巴佬、钱不多又有可悲的好奇心的三等旅客，张开了黑夜的大嘴。”那时，贫穷而喜欢冒险的青年有不顾一切的勇气和希望，从一家大型夜总会走进另一家大型夜总会，结果，他受到袭击，他们剥去他衣服，抢光了钱，把他扔在街上。
1951年，聂鲁达再来中国是向宋庆龄颁发列宁国际和平奖，出席宴会的除得奖人外，还有周恩来、年迈的朱德元帅及苏联驻华大使等。
此时映入诗人眼帘的是一个崭新的国家：“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他们的笑经历过无情的殖民主义，经历过革命、饥饿和屠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中国孩子的笑是众多人口所获得的最美的稻米收成。”
第三次是1957年，艾青去昆明迎接，此时的中国在聂鲁达眼里已经变了：“昆明公园里的树木都动过整形手术，形状都是矫揉造作的。”他突然为中国难过起来：“我在旅行期间看见无数贫苦农民，收工回家没等放下手中的农具， 就去向延安那位谦虚的游击队员（现在已变成神）的肖像敬礼。我看见了成百上千人挥动手中的小红书——能在乒乓球赛中获胜、能治疗阑尾炎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的万应灵药。阿谀奉承的话每天都从每张嘴、每份报纸和每本杂志、每帧插图和每本书、每本历书和每出戏、每件雕刻和每幅画中倾泻出来。”
生死智利
智利是聂鲁达的母国，他出生于智利中部小镇帕拉尔，父亲是一位铁路工人，他是从邻居相册里认识生母，生他不久，她因肺结核去世。父亲很快娶了继母，家也移居到南部更加多雨和寒冷的特木科。在诗人记忆里，他是在雨中长大的，酷似智利国旗上那颗孤独的星。
1943年11月，聂鲁达回到圣地亚哥，这个“狡兔”有三窟：一在圣地亚哥林奇街，与卡莉尔同住；一在圣地亚哥普洛维登西亚，为与玛蒂尔德的密窝；另一处在圣地亚哥之北太平洋滨的小村落，是1939年在此购的一间简陋的面海的石头房子“黑岛”。他着手创作《漫歌》。
“黑岛”既不是岛，也非黑色，诗人轮流与卡莉尔和玛蒂尔德同居于此，居然不曾被卡莉尔识破，直到有一天女管家向卡莉尔透露实情，70岁的卡莉尔毅然离去。至此，诗人结束了恼人的双重生活，与玛蒂尔德同住，直到1973年死去为止。
1952年，政府解除对聂鲁达的通缉令，8月，他回到祖国。智利共产党挑选了时年25岁的马努埃尔担任他的秘书、保镖和司机。
聂鲁达把从法国带回的威士忌称为“药”。他让马努埃尔陪他出去散步，要求他带上“药”，如果聂鲁达写上一阵子，停下来说，“马努埃尔，给我药”，那么马努埃尔得递给他一小杯威士忌。聂鲁达是孩子气的，哪怕在接近70岁的年龄。他想吃茄子，但已经过了季，他就派马努埃尔开车出去寻找。马努埃尔找遍整个地区，在距离黑岛100公里的一家餐馆里高价买到两根，诗人顿时笑开颜。这证实了俄国作家爱伦堡的话：“我见到的少数几个幸福的人之一。”
玛蒂尔德年轻的侄女阿莉西亚来投靠他们，玛蒂尔德把她当佣人使唤，侄女产生报复念头，诗人却难以抗拒柔情。玛蒂尔德开始怀疑丈夫和侄女有染。一天她假意外出，偷偷把车停在家的附近，然后步行回来。在那张面朝太平洋的大床上，玛蒂尔德把聂鲁达和阿莉西亚抓了现行。
1969年9月，聂鲁达成为智利共产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呼声很高，但因为政治需要，他退出竞选，支持阿连德取得最后胜利。作为回报，1971年4月，阿连德政府任命他为智利驻法国大使，此时的诗人已经老了，10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已经嗅到了死亡的味道。
1973年9月11日，聂鲁达原定在这天出席Cantalao文化中心揭幕仪式，总统阿连德也会乘坐直升机过来，他和聂鲁达前晚还通过电话，约定“明天见”。明天不会出现，就像阿连德的直升机。皮诺切特的军队杀入拉莫奈达总统府，杀死阿连德（官方说法是阿连德用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送他的一把枪自杀）。
9月12日，皮诺切特军队抵达黑岛，把聂鲁达的家搜了个底朝天，试图找到和智利共产党领导人有关的各种资料，最后只带走聂鲁达收藏的一些烟斗和酒。聂鲁达对军人们说，“请你们仔细环视周围，这里唯一对你们构成危险的东西是：诗歌。”
接着，历史悬念发生了，在智利兵变后的第12天，诗人神秘病死。
2011年6月3日，智利公检法三大部门开始行动，追捕涉嫌40年前毒杀聂鲁达的神秘医生。检察官断定，聂鲁达并非死于前列腺癌，而是被人谋杀。皮诺切特将军通过政变上台后，便命令手下间谍向病床上的诗人胃中注射了致命药物。
（作者为诗人、《空中生活》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