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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担保公司陷生死局

钱秋君 2014-8-24 19:07:00

华夏时报记者 钱秋君 北京报道

  民营担保公司将死,还是个伪命题吗?大浪淘沙,自是一个成熟行业的必经阶段。

  “请看看民营担保公司老总在接受采访时的态度:他们无精打采,甚至连之前抱怨的愤慨都没有了,他们剩下的只有对记者采访问题‘是或否’的机械回答。”一位常年混迹于担保行业的圈内人士,向《华夏时报》记者如此形容。

  其中一些人认为,即使是耐心地回答记者的问题,也丝毫不会对当前的窘境有所帮助;而另一些人则更有理由拒绝回答,曾在这个圈子里赔得盆干碗净的老总们更不愿自揭伤疤。

  本报记者在通过对北京、天津、上海、福建等多地多家担保公司的采访中发现:民营担保公司的倒闭潮正在继续,与此同时,备受打击的担保公司老板们正在努力找寻出路。

  目前的出路,一条在于康庄大道,与金融机构的合作为主,逐渐收缩民间担保业务。但银行渐渐缩减与担保的合作;另一条羊肠小道,在于继续开辟民间市场,但变异的高利贷还能玩得转吗?

现状调查

  陈朱(化名),两个月前他名片上的头衔还是北京一家担保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公司地处北京东三环繁华商业地带,他掌控一个将近10个人的金融服务公司、一连串可以拉关系的客户名单、一帮银行里需要维护的人脉资源,和一辆他非常钟爱的高配辉腾。

  一年前,在本报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曾用20分钟时间特意介绍他的车:“低调的奢华,就像我的生意,不动声色地挣大钱。”彼时的陈朱,在担保行业如鱼得水。现在的他,辉腾还在,只是生意不在了。

  以往每年这个时候,陈朱本应带着妻儿出国旅行,但现在,他却在折腾公司的破产手续。“公司经营出现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之前有半年的时间歇业,现在看来,继续耗下去的意义不大。”陈朱说。

  事实上,在刚入秋的北京,歇业倒闭的民营担保公司不在少数。“我周围干这行的不是在家歇着就是跑路了,手机能打通的少。”陈朱坦言。原因在于,现在担保行业处在很尴尬的位置。

  在陈朱看来,这是“多面受压”。一是去年以来企业倒闭、跑路的较多,企业无法还款,损失全部由担保公司埋单。二是担保公司违规操作风险爆发,截留企业贷款放高利贷,都被曝资金链断裂。三是银行与担保的合作放缓,甚至中止合作,但担保公司还要为企业付息,以维持企业的银行信用,防止银行收回授信。

  “现在银行对银担合作交易及授信规模都有所下降,只有少数几家银行还维持着合作。”一家股份制银行的人士坦言,但保证金(银行根据不同的担保公司风险分类)也都从之前的10%-20%提高到现在的30%-40%。而且之前不限制的行业现在也开始限制了,比如钢贸类,银行是绝对不会碰的。

  而这场“担保圈危机”的风险尚在暴露过程中,对金融机构来说,意味着考验才刚开始,也暴露了其内部风险控制的漏洞,考问着银行追求放贷规模的经营模式。从企业角度看,难关来自于“银行催贷、抽贷”,但这只是加重危机的一个因素而已。

灰色出口

  原则上,担保公司应该完全用自有资金经营,但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融资已成为很多担保公司生存下去的重要保证,而他们融来的资金大都用于放贷,这似乎成了业内都不捅破但心知肚明的潜规则。

  原因在于,“老老实实干担保是挣不到钱的。”福建省福安市一家担保公司负责人张品富给本报记者算了一笔账,“我们在2009年成立,如果一个担保公司注册资本1亿,最多能担保6亿额度,按担保手续费2%计算,一年下来就1200万,算上存在银行风险金的利息1000万,总共一年利润2200万。扣除相关费用25%的所得税、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按照收取手续费的50%收取,还有按照担保责任余额的1%提取补偿风险金……一年下来净利润也就二三百万。”他苦笑着说,但承担的风险却是6亿。

  “这是典型收益与风险不匹配的行业。”张品富说,“但是从2010年起,单是福建,注册资本在亿元以上的民营担保公司数不胜数,他们有各种赚钱路子”。而这种赚钱路子,是在资金的运作上,也是在“灰色地带”求生存。

  担保公司主要有两大业务,第一是融资性担保业务,即担保公司跟银行业金融机构约定,当被担保的企业不履行融资性债务时,担保公司就要承担事先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以“专项准备金”还贷于银行。第二是保理业务,包括常见的短期拆借、过桥贷款等,属于监管的灰色地带之一。

  所谓过桥贷款,担保公司先用自有资金帮企业还贷,等新贷下放后企业再偿还。但企业需要支付1%的过桥资金费用。“如果代偿和过桥贷款垫付滞压的资金,达到担保公司注册资本的三分之一时,资金链会岌岌可危。”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而担保公司一方面向银行缴纳15%-20%的“专项保证金”,另一方面从企业收取25%-30%的保证金,存入担保公司指定的账户中。但担保公司向银行缴纳的“专项保证金”是否由企业收取的保证金而来?若如此,存在担保公司通过保证金将风险转嫁。

  对此银监会曾发文明确禁止:“融资性担保机构收取的客户保证金,用途仅限于合同约定的违约代偿,严禁用于委托贷款、投资等其他用途,也不得用于向银行业金融机构缴纳保证金。” 

  但银监会并没有明确是“风险保证金”还是“专项保证金”, 而如何能保证银行的保证金不是从客户处收取的保证金?“资金往来没法从根本上检测。”一位业内人士坦言,监管层并没有成熟的检测系统,而担保公司说不是则就不是。

  另一问题就在于,担保公司“一缴一收”也获得了剩余保证金,此时委托贷款、以理财之名变相高息放贷赚息差,灰色地带应运而生。

转向何处

  但这在曾经把担保公司开得风生水起的老郑(化名)看来,这也并不是一条能通往罗马的康庄大道。

  以前绕道行内灰色操作,老郑经营的担保公司一月稳赚十万元,而今老郑只能整日奔波在追债的路上,一边是放出的4000万没有收回,一边是欠了一屁股债,从亲友中集资而来的3000万资金每月光利息就四五十万,亏空越来越大。“如果亏空还是填不上,公司今年怕是挺不过去了。”老郑眼泛泪花地说。

  老郑的焦虑来自去年大部分资金借给了急用资金的本土企业,“说是买材料款,可是过了期限仍然不还,有的偷偷跑路,无迹可循。家里留下妻儿老小,你也奈何不了什么。”短期来看追债无果,而上线资金和支付滚动的利息成为燃眉之急。

  老郑一边追债,他也调整了策略,将一些资金押在安全稳定的房地产行业。“现在的业务一定会做抵押登记,到公证处过户后才放款,而且如果房产估值为500万,我只能借给你90万,打个折。”利息则从以前的月息“两分进七八分出”变为1.5分左右拿进资金,1.6-2分放贷出去,中间赚取的点数直线下降。

  除此外,就本报记者采访来看,担保行业隐现多个转型方向:一方面往私募基金转,担保公司有很多客户,可以把企业资金组织起来做私募基金。他今年组织了一个3.5亿规模的私募基金,聘请专业基金管理公司来运作。

  另一方面担保公司试图增加担保品种,如中小企业集合债、信托产品等。但据记者了解,发行中小企业信托产品成本较高,经信托公司、银行、担保公司多层成本叠加之下,综合年利率约15%,能够承担如此成本的企业并不多。

  而在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看来,这就是担保行业洗牌的过程。“以后担保公司会越来越集中,将出现几个大的担保业寡头。”陈朱说。而在老郑看来,这种行业洗牌有一定好处,以往提起担保公司,人们常误以为是放高利贷的,洗牌可清退涉嫌违规的担保公司,使整个担保公司的名誉会好些,只是不知道这个过程有多漫长。

  此时,民营担保公司就像站在岔路口,通向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一个是与金融机构的合作为主,逐渐收缩民间担保业务,另一个则是继续开辟民间市场。最终,只能等待他们想明白究竟要往哪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