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记者 金水
实习记者 戈爽 上海、北京报道
连平很忙，不时要接待海内外媒体的采访，他执掌的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独树一帜，提供各种政策咨询和智库研究。他们一方面对中国经济金融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一直保持对各种新出炉数据的解读、分析和预测，对宏观经济有着敏锐的观察。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没有明确提到金融企业，但去年以来交通银行研究团队已经开展了国有银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研究团队认为，改革的目标是由传统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真正转向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努力将大型国有银行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连平对于中国经济谨慎乐观。他认为，内涵式增长将重启下新一轮发展周期，其中的核心逻辑是全面深化市场化体制改革。
金融混合所有制改革：
按照市场规则办事
《华夏时报》：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最核心和最关键的部分，目前，从国资委出台的混合制试点方案来看，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模式，有点类似新加坡的淡马锡；第二种是混合所有制模式，国有股权退出和转让，让民资、外资、员工和个人参与，达到公司治理的均衡状态；第三种是董事会外聘管理层的模式。金融企业如何尝试混合所有制改革？
连平：对于金融国企来说，重要的是让企业回归它的本源。而现在最大的问题依然是一定程度上的政企不分，在某些方面政府干预太多，从而使企业的本来属性减少。改革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减少政府对企业运行和事务的干预。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就是要理顺董事会、高管层、股东大会和监事会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发挥董事会的作用，其中最关键的是董事会和高管层之间的关系，形成董事会与高管层相对独立、协调运转、相互制衡的运作机制。让董事会在战略管理、重大的人事薪酬管理和风险管理中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混合所有制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从金融企业来说，股份制不就是混合所有制吗？我理解这两个概念存在一点差异。混合所有制是股份制，但股份制未必就达到了混合所有制的状态。从微观角度看，混合所有制应该有的一个特征就是股权结构比较分散。而股份制可以一股独大，混合所有制则不应出现一股独大的局面，否则就难以形成各类资本交叉和融合的局面。如有的国际大银行是典型的混合所有制，最大的股东是私人企业，股份占比不超过5%，股份较为分散。这种股权结构状态容易形成西方较为常见的内部人控制。而中国的金融企业较多的是大股东控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外部人控制格局。
混合所有制另一个特征应该是股东经济成分多元化。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境外资本等共同参与，也即是国资、民资、外资、员工和公众股东共同持有。
《华夏时报》：金融类上市公司和国有股权比例非常高，国有股权在股市减持会冲击资本市场，如果转让的话，应该如何定价保证公开透明？
连平：国有金融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银行可以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民营资本，减持和转让是常用的方式。可以私下协议交易，也可以投标。如果只是在股票市场上公开出售，可能会引起股价的波动。较好的办法是场外转让，这是国际常用的方法。
国家持有大银行的较高股份可以通过逐步、有序转让股权以后，把资金收回来。这一方面可以充实财政，增加政府的可用资金，更多地支持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增强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的能力。从中央财政的角度看，国家根本没有必要持有国有银行这么多的股权，保持国家的控制力只要达到实际控股的程度就够了。更何况还可以通过法律法规来保障相关的权利。如果比例过高，这部分重要的国有资源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闲置。当下，经济处在下行压力较大的时期，调结构、处置产能过剩、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都急需用钱。财政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去的作用，远远超过每年拿一点红利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融资成本高：
国有部门对利率不敏感
《华夏时报》：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债务上升比较快，投资的回报比较低，很多人质疑依靠债务增长的刺激政策的效果，认为会延迟改革，你怎么看经济增长与改革的关系？
连平：很多人提出让经济增速降至6%也没关系，境外唱空的调子有的更为离谱。经济运行随波逐流，这是不能接受的。经济增速接近或低于6%必然危机四伏、风险失控。当下，经济增速还在7.5%左右，各类风险就已逐步显性化。联保联贷、钢贸贷款等金融违约正在逐步发展。如果经济增速再下降0.5-1个百分点，则上述风险就有可能因压力过大而失控；加上通缩发展，经济可能步入萧条。到那时企业资金链断裂，金融机构坏账陡增，失业迅速增加，处理这些问题都来不及，还怎么促改革和调结构呢？是不是只有陷入这种危机才能有效地展开改革呢？我的看法是否定的。中国经济有必要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稳增长的状态下推进改革，应该摒弃全然不顾成本的改革。现在外部环境很恶劣，要是未来十年经济维持在7%-8%的增长，我国经济实力就会更强，我们就更安全；如果未来十年内陷入危机四伏的状态，就必然失去大好的机遇期。“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富有哲理的理念，似乎在今后的十年内更具有指导价值。如果未来中国经济能够在中高速增长的同时，大力促进体制机制改革，积极稳妥地调结构，逐步有序地处置产能过剩，有效缓解金融风险，必然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前景。
《华夏时报》：最近，国务院出台了降低融资成本的金十条，旨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中国是高储蓄国家，奇怪的是钱多但融资成本高，应该如何解决钱多融资成本高这一对矛盾？
连平：融资成本高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这里的问题首先是国企运营和财务软约束下对利率不敏感。这需要加大力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利率不敏感的现象要通过改革努力加以消除，这样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现在有一种观点是希望利率市场化来推动国企改革，这有一定作用。但国企毕竟是国企，仅靠外部价格改革来推动，效果将十分有限。国企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和行政色彩，跟市场化导向不吻合。只有通过推动国有企业本身的市场化改革，增强其财务约束，再加之以利率市场化，才会较为有效。
现行市场和制度环境下，利率市场化可能是融资成本居高难下的部分原因。在市场需求持续较大，需求结构性扭曲，融资供给存在制度性障碍以及货币政策稳健基调的条件下，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容易带来市场实际利率的走高压力。
目前，中国总体债务水平比美国、日本都要低。美国、日本是政府、个人的债务比较高，企业债务比较低。而我国是企业债务水平高，政府不高，个人较低。从整体上来看，政府债务的各项指标还处在可接受范围内。中国储蓄率比较高，家庭债务比较低，企业债务问题比较高。企业的债务较高与直接融资发展比较慢有关，直接融资中股票融资又更慢。企业债务水平较高与长期以来实际利率水平偏低也有一定关联。而在利率市场化推进条件下，利率上升带来企业还本付息压力增加，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容易出现。
《华夏时报》：融资成本高主要问题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对利率不敏感，现阶段如果不改革国企和地方政府的行为与市场接轨，利率市场化可能会适得其反。有学者认为，融资成本的提升可以自动消减无效资产，现在依靠行政调控压低利率，会助长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再次冒险，融资成本降下来会不会影响到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提升？
连平：在经济下行的同时，为降低企业成本，改善其融资环境是需要的。这就需要尽量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的合理增长，同时控制住融资成本。
短期内各大银行响应号召可能会做一点事情，不见得他们能够持之以恒去做这件事，因为银行毕竟是商业性的机构，其主体部分还都是上市公司。贷款利率要明显下降，那存款利率下降了吗？银行的负债成本今年以来上升幅度很大，而贷款利率没有上升，最近已有所下降。
企业债务水平高，我觉得与我们国有经济成分占比较大密切相关。国有企业有国家的支持，金融机构倾向于给他们贷款。债务水平高实际反映了企业资金利用率低。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时必有部分是无效的资产，终究会体现为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这需要通过国企改革和市场化改革，逐步加以化解。
《华夏时报》：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占有比较高的债务规模，也导致融资成本的居高不下，你觉得应该如何才能达到债务规模的有效管控，让利率更有效发挥作用？
连平：一是要促进国企改革，加快步伐推进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尤其是要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二是持续加强和改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央行公布近期各省市社会融资规模，有助于让社会监督地方融资合不合理。我认为未来应进一步增加透明度。不仅公布各地方融资规模，还应把债务的成本也公布出来，促使地方政府对负债成本敏感一点。但效果怎样还要看未来两三年的发展。地方负债透明以后，社会还可以对地方政府的信用状况进行评级，帮助地方政府规范债务管理。
新常态开启内涵式增长
《华夏时报》：最近经济界比较热的一个词叫新常态，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奇迹”时代的终结，你如何理解新常态？
连平：从最近三年经济运行来看，新常态似有7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经济增长处在中高速水平，今年7.5%左右是没有问题的；二是经济增长年度季度同比环比的波动比较小；三是就业总体上平衡，可以称之为紧平衡就业，从沿海地区劳动力价格水平上升就说明了这一点；四是低水平通胀，最近三年CPI都是2%到3%，PPI连续29个月为负；五是汇率双向波动，弱弹性汇率；六是局部风险开始显现；七是政策上有限度刺激。
这种新常态能不能维持，合不合理，我觉得这里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国经济还有没有维持中高速水平的潜在增长力？这个问题需要明确。从需求方来看，中国经济有三驾马车。30多年来中国GDP平均增长10%以上，其中出口贡献了3个多百分点，投资贡献有4个多百分点，消费贡献3个多百分点；现在，出口的贡献度几乎为零，那剩下来的还有投资和消费啊，内需仍在平稳增长，投资和消费加在一起贡献6到7个百分点的增长还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两年国民人均收入在不断提高，增速差不多与GDP水平同步，劳动力价格也在持续上升，消费贡献是上升的。从投资角度看，从一个人均GDP仍有很大上升空间、拥有13亿人口的经济体来看，中国现在公共设施方面还缺很多东西，投资空间仍然不小；关键在于合理规划，使投资更有质量。棚户区和保障房的投资，过去我们的欠账太多。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经验看，低收入群体住房都是依靠政府提供的，楼市走的是依靠政府提供和商品房市场并行的运行模式。中国的问题可能比那些地方更复杂，因为我们人口较多，收入水平低。作为人口众多的国度，以后中国大中型城市的人口聚集程度一定会比别的国家和地区高。现在户籍也逐步放开了，人口的流动性会进一步增大。大城市人口聚集程度高，就业机会较多，人比较容易生存下来。这样就需要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设施和比较便宜的住房，这会成为投资的一个新动力。可见，众多人口的持续城镇化会带来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张。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重要原因是出国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甚至国外的交通也受到我们外出旅游人数不断增加的影响。现在人均GDP是7000美元，以后到了人均1万多美元或2万美元，需求就会更大，从而持续拉动经济增长。因此我认为维持7%-8%的增长还是有条件的。当然，当出口贡献很弱时，为维持平稳的增长，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政策上实施有限度的刺激也是有必要的。
《华夏时报》：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是否还继续有效，现在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连平：我们首先有必要重新审视过去三十余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厘清其增长的动力和机制。资本的快速积累是过去三十余年来我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同时人力资本贡献明显高于劳动力数量；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使得经济波动程度较低。体制改革是诸要素动力释放与协同机制的根本源泉，一系列适宜及时的“要素松绑式”体制改革形成的要素协同机制决定了经济持续的高增长低波动。历来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都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社会福祉。在过去三十余年间中国发挥了资本、劳动与环境等低价要素禀赋的后发优势，实施了挣脱束缚的渐进式体制改革，借助全球化红利迅速积累了庞大的国家财富，人均GDP也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创造了真正的“中国奇迹”。
然而，目前我国经济后发优势减弱，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用有限。未来，在人口红利消失与能源资源环境恶化等“硬约束”下，加入WTO的全球化红利已经明显趋弱，要素约束致协同机制钝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产业升级与扩大内需蓄能不足。资本回报率下降抬高投资拉动增长的成本，劳动力增量的直接作用将接近于零，未来潜在经济增速确实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正在积累。
《华夏时报》：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哪里？
连平：未来我国投资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仍有较大空间，与经济结构相匹配的人力资本积累空间不小，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恢复增长的潜力。未来只要政策把握住内涵式增长的正确方向，通过持续推动改革，实现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由资本积累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成功转换，将不但能有效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还可以成功开启新一轮经济发展周期。
考虑到制度效率提升、技术进步的要求与新的潜在动力依然被束缚的症结，持续深入市场化的体制改革是经济朝着内涵式增长转变的关键。在供给方面，应通过继续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开各类资本进出领域的管制、收缩政府投资范围、降低并减轻企业税负、鼓励民间资本主导创新与产业升级、以市场化导向加大积累人力资本，争取以市场效率的提升来保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中长期资源供给。在需求方面，则应通过收入分配体系改革和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来促使国民财富分配向居民部门转移，以释放国内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以农民工市民化作为推进城镇化的核心内容，形成国内梯次消费升级空间；加快发展服务贸易、调整出口结构，发掘国际市场新的消费潜力。在供需结合方面，为防止可能出现新的产能过剩，未来产业创新和升级应该是以市场而不是政府为主导，其方向应该是提供与国内外居民消费需求升级相匹配的商品和服务的供给。
深入市场化体制改革是经济向内涵式增长转变的关键，产业升级是未来诸要素增长与新协同机制的核心。成功的体制改革能够使“中国奇迹”得以延续，使2015-2025年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仍能保持在7%-8%区间，并实现经济质量的提升、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一旦选择了错误的改革方向或维持现状不改革则可能使潜在经济增速降至5%以下，这就意味着“中国奇迹”将就此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