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记者 严葭淇 北京报道
备受关注的鄱阳湖水利工程在沉寂一段时间之后，再次进入公众视野。7月25日，鄱阳湖工程专家研讨会在国家发改委举行，而这也是这个启动于上世纪80年代的项目自2011、2012年后的第三次进京闯关。和以往一样，来自相关环保机构和环保人士的反对之声依然激烈。尽管如此，江西方面仍决意要拿下这个项目，而其最大的理由是，要为鄱阳湖“蓄起一湖清水”。
然而，早在鄱阳湖水利工程启动之时，湖南方面也启动了洞庭湖建坝项目，而两湖流域主要的干支流上，近些年已筑起重重水坝。可以说，长江流域的抢水大战，将随两湖建坝一触即发，而由此引发的巨大生态风险，将连锁引发整个长江生态系统的崩溃。
都是缺水惹的祸
鄱阳湖水利工程项目动议始于上世纪80年代。但该项目自2008年9月披露规划方案以来，便为国内环保界所诟病。在一片反对声中，为使项目通过，江西方面几度修改工程方案，先是改“建坝”为“建闸”，后又取消了工程的发电项目，为的是“争取2014年完成工程立项”。
令人揪心的是，虽有多家环保机构奔走呼吁暂缓立项及国内一线生态环保专家的激烈反对，2012年，该项目还是悄然通过了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的行业审查。“这意味着鄱阳湖建坝已向实质性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北京一环保人士称。
值得关注的是，江西历经30年锲而不舍推进鄱阳湖水利项目“蓄一湖清水”理由的背后，是长江流域越来越严重的水资源紧缺危机。
枯水的鄱阳湖，对鄱阳湖区的民生、生态、经济影响巨大，尤其是那些祖祖辈辈靠湖生存的渔民更深受困扰。至于水荒原因，江西方面一致认为，是三峡工程改变了长江流域的“江湖格局”：2003年三峡开始蓄水，2007年三峡完成蓄水，2008年两湖地区便开始冬旱。“试想一举截掉长江每年300亿立方米的江水，对中下游是怎样的影响？”一位江西省水利厅负责人曾表示，自2003年三峡工程实施以来，鄱阳湖枯水期持续的低水位对沿湖地区居民的生产、生活用水已造成较大影响：近300万亩农田难以取水灌溉，沿湖近百万人口饮水出现困难，仅2007年大旱，沿湖地区600万亩农作物受旱，直接经济损失高达70亿元。
不仅如此，“三峡建坝之后，泥沙输送量减少，伴随泥沙而下的营养物质生态链条也被截断。”缺水困境中，江西很自然地想到筑起一道大坝，将一池湖水圈在自己的地盘里。
鄱阳湖要建大坝拦水，上游同样严重缺水的洞庭湖也不甘示弱。就在2008年江西宣布建坝不久，洞庭湖也宣布启动总投资超过鄱阳湖项目120.91亿元的140亿元建坝工程，湖南省相关领导多次表示，“要密切参照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
拦湖蓄水，说到底，都是缺水惹的祸。因此在两湖建坝（闸）规划中，“蓄一湖清水”都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按照规划，鄱阳湖建坝（闸）后，将使鄱阳湖水位维持在14-15米；而洞庭湖建坝后可储蓄清水60亿-100亿立方米。而两湖重新蓄上一大湖水，并不只要重现烟波浩渺的大湖风光，更重要的是为了发展环湖经济区。
一直以来，鄱阳湖作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为上下游的发展付出了很多，而江西本省经济发展不仅没有沾上鄱阳湖的光，反而要承受自然灾害的负担。《鄱阳湖生态经济规划》的参与者麻智辉认为，一旦鄱阳湖大坝建起来，对环湖的老百姓有百利无一害，至少他们能依托水资源找到发家致富的机会。“江西已经错过了几次的发展机会了，围着一湖清水，却不能将其变成发展的资源，确实让江西人有些不甘心。”
事实上，不仅两湖有建坝拦水打算，在两湖流域主要的干支流上，近些年早已筑起了重重水坝，加入到抢水大军中。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7年，江西省建成各类水利工程40多万座（处），总蓄水能力293亿立方米，占每年鄱阳湖入水量近一半的赣江近年也建起多座大坝。而洞庭湖主要支流上建的坝也不在少数，如果城陵矶再建起洞庭湖大坝，湘江将再无址可建坝。
巨大的生态风险
就在国家发改委举行鄱阳湖水利工程专家研讨会的同时，多家环保机构和生态环保专家，因其蕴藏的巨大生态风险而呼吁暂缓立项。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了“建议暂缓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公开倡议书。与此同时，一封署名为“鄱阳湖生态关爱者”的多年来一直关注鄱阳湖和长江生态保护的民间环保组织和志愿者的公开信，也呼吁发改委慎重审批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
长期在鄱阳湖从事科研工作的中科院南京湖泊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姜加虎，也是鄱阳湖工程的反对者。“江西建坝的六大好处，包括留一湖清水，都能被轻易驳倒”。姜加虎说，比如主建方认为建坝（闸）能留住一湖清水，但如果湖区周边污染不被控制的话，一湖清水很可能留下来的，就是一湖污水，近年来太湖、巢湖的污染与富营养化已经证明这点。
而现实是，鄱阳湖区的污染和生态恶化已相当严重。“过去一年，担忧鄱阳湖建闸将导致生态破坏的志愿者曾多次赴鄱阳湖区进行志愿生态调查。他们惊讶地发现，鄱阳湖的生态现状已经无比糟糕。无序的挖沙侵蚀着湿地和湖泊的健康；沿湖的污染企业将污水直排鄱阳湖；鄱阳湖的江豚种群因为缺乏食物面临家族灭绝的危机；湖区电捕鱼依然没有得到遏制，湿地依旧还在被肆意蚕食。”在公开信中，“鄱阳湖生态关爱者”如此描述。据江西一环保志愿者估计，在整个鄱阳湖周边，类似排污口不下200个。
鄱阳湖素有“白鹤王国”和“候鸟天堂”的美誉，而这正是鄱阳湖季节性水位涨落、洲滩周期性淹露形成的动态湖泊系统，由此产生的浅水洼地、泥滩、草洲等湿地景观，是迁徙性珍稀候鸟沿东亚-澳大利亚-中亚迁飞的重要驿站和停歇地。
国际鹤类基金会从1986年起，开始对鄱阳湖进行生态和候鸟的调查。该基金会副主席吉姆·哈里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目前记录到的鸟类有300多种，每年冬天达近百万只，其中有全球极危、濒危物种和国家一类、二类保护物种50多种。“对于全球极危物种白鹤和濒危物种东方白鹳来说，鄱阳湖是它们主要的越冬地。”
而一旦鄱阳湖工程建成，剧烈变化的生态环境将使众多鸟类无所适从，“鸿雁、白鹤、白鹳等濒临灭绝的鸟类在大坝合龙之后，物种灭绝的可能性非常大。”该基金会的苏丽英表示。
“鄱阳湖、洞庭湖已是目前长江中下游仅存的两个通江湖泊了，具有调蓄长江洪水的重要吐纳功能，一旦被人工堵上，且不单说江豚，就是对湿地植物、候鸟、长江洄游鱼类等，都将是致命之灾。”复旦大学教授、长江湿地保护网络专家组组长陈家宽态度坚决地表示，鄱阳湖坝（闸）“绝对不能建”。
“鄱阳湖之于江西、之于中国、之于世界的生态地位毋庸置疑。鄱阳湖水利枢纽对生态产生的不可逆破坏却很容易预见，因为它的本质仍旧是违背自然规律、人为干预水系生态的做法。而千疮百孔、不堪重负的长江真的经不起这样的毁灭性冲击了。”但愿来自“鄱阳湖生态关爱者”的警告，会让这个举国瞩目的水利项目主办方和审批者都有所警醒。
建坝并非解决水危机出路
其实，对于鄱阳湖的干旱缺水，早有许多专家呼吁加大对鄱阳湖科学研究的投入。而最近一次对鄱阳湖进行多学科、多部门系统的全面科考，还是上世纪80年代。
“这就像一个病人，只进行一两项检查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的，只有进行全身体检才能发现问题。”江西省科学院鄱阳湖研究中心研究员戴年华表示，“现在鄱阳湖就亟须进行‘全身体检’，找出干旱的‘病灶’。”
记者了解到，鄱阳湖区包含南昌、九江、上饶3个市以及12个县市区，涉及水利、环保、农业、林业、交通、土地、卫生等多个部门，管理十分复杂。3个地级市在鄱阳湖管理上未形成统一标准，导致对资源开发的恶性竞争。另一方面，鄱阳湖地区还没有一个全面系统的生态监测方案，数据共享平台尚未建立，不同部门监测数据相互“掐架”。而国家对鄱阳湖的科研投入，也难以和太湖流域的江苏、浙江等省相比。再加上许多官员还存在“先污染、后治理”的思维，让他们接受“先保护、再发展”的理念并不容易。
“如果没有草鸟鱼虫，那长江岂不成了一条下水道？”现任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副主任陈家宽认为，鄱阳湖建坝很可能连锁引发整个长江生态系统崩溃。而要破解鄱阳湖的缺水困境，并不在于修大坝（闸），而在于江西省尽力保护好鄱阳湖的一湖净水，然后通过中央财政平衡，获得由中下游地区提供的生态服务费。为此他粗略算了一笔账：鄱阳湖一年流入长江的净水量多达1400亿立方米，如果向下游经济更发达的江苏、浙江、上海等长三角地区供应清洁用水，就算一吨水只收5毛钱，一年收入也有700多亿。而这“相当于2013年江西省财政收入2357.1多个亿的近1/3，想不通（他们）为什么非要建闸呢”？
中国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陈晓宏也认为，“要解决鄱阳湖的问题，必须从全系统、整个长江流域出发，必须要从国家层面统筹规划，仅靠江西一省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曾几何时，水利工程被视为人类改造大自然的标志，但滥建水利工程的危害，早已被无数的现实恶果证明。多年前，便有有识之士呼吁：中国的水利事业已到了反思大坝治水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