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江林
早年，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开着小船在葡萄牙、法国、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不允许女性堕胎）12海里外的公海上游弋，专门接待女性堕胎。荷兰人的聪明就体现在不择手段地做生意上。
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一家具有国家职能、向东方进行殖民掠夺和垄断东方贸易的商业公司，成立于1602年，至1799年解散。这197年间，公司拥有15000个分支机构，贸易额占到全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总共向海外派出1772艘船，约有100万欧洲人搭乘4789航次的船前往亚洲地区。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后发展延伸为海上贸易的代名词。
发家史
17世纪欧洲是大航海时代，欧洲各国兴起海上冒险，探寻世界地理，发展外海的商机。当时食物不易长期保存，容易腐烂。胡椒等香料不仅可以掩盖肉的腐味，还能杀死食物中的细菌。对欧洲来说，香料是一种生活必需品。从亚洲贩香料到欧洲的利润极为丰厚。
1560年，荷兰商人霍特曼蛰伏三年，获取了葡萄牙帝国称霸世界100年的秘密——香草群岛航线图。于是，霍特曼凭借一张地图、一本书率249人4艘船的第一支荷兰远征东方船队到达印尼万丹。虽然路程艰险，船队只有89人生还，但他们带回货物获得的400%的高额利润却使荷兰人义无返顾地派出了第二支远征队。之后，荷兰纷纷组织公司， 掀起东方贸易热，单1598年就有5支船队22艘船到达亚洲。1595-1602年，荷兰陆续成立了14家东印度贸易船队。
公司由位于阿姆斯特丹、泽兰省密德堡市、恩克华生市、德夫特市、荷恩市、鹿特丹市6处的办公室所组成，其董事会由70多人组成，但真正握有实权的是17人董事会。
一名法国人于1697年说：“任何男子防范别人染指其情妇，却超不过荷兰提防别人插手其香料贸易。”可见，东印度公司依靠暴力和严密监视的制度，推行长期的计划，其人员恪守纪律，堪称典范，如此才能有效地维持其垄断。他们还将其严密的商业集权化带到亚洲海域，一起带去的还有远超过葡萄牙东印度公司的暴政。
他们先后战胜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与英国人，从他们手里夺得马来群岛、孟加拉、马六甲、泰国、中国台湾，在广东、印度马拉巴海岸和科罗曼德海岸、日本设立商行。不过1662年郑成功将荷兰人赶出了中国台湾。
1669年时，东印度公司拥有超过150艘武装商船、40艘战舰、50000员工与10000名士兵。
在华扩展
1604年，第二次东方舰队副司令官韦麻朗率两艘大型战舰来到中国海面，途中遇到大风，漂流到澎湖岛。但好景不长，明福建都督同知沈有容率一支50艘作战帆船组成的舰队将荷兰人逐回巴达维亚。1622年，科恩总督获知西班牙人意图占领中国台湾，派雷约生率领600人的舰队进攻中国澳门，失败后退到澎湖岛，并在风柜尾筑城，抢走600多艘渔船，强迫中国台湾人为他们服苦役。2年后，福建巡抚南居益派军通过8个月交战，将荷兰人驱逐。
1624年，东印度公司转到中国台湾，提出只要借用“一张牛皮大的地方”就行了，原住民以为荷兰人只是为停船上岸，也就同意了。但荷兰人竟然把一张牛皮分割成很细的皮线，连接起来圈占了鲲身（今台南安平一带），并在此大兴土木，设立据点“热兰遮城”和“赤嵌楼”，建立中国台湾史上第一个统治政权（1624-1662年）。
他们占领中国台湾的目的是为对中国、日本、韩国与东南亚据点的枢纽，并垄断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与中国间的贸易。主要输出砂糖、鹿皮、鹿肉、鹿角、藤、米，转运贸易货品包括荷兰的金属、药材，巴达维亚的香料、胡椒、琥珀、麻布、棉花、鸦片、锡、铅，中国的丝织品、陶器、黄金。
东印度公司亚洲约有35个据点，日本获利38.8%排名第一，中国台湾获利25.6%排名第二。每年从中国台湾运回荷兰财富达40万盾，相当于4吨黄金，当时一位荷兰总督称：“中国台湾是公司的一头好奶牛。”
中国的商船一般都开往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一带，在南亚和东非有所涉及，但比较少。当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入亚洲后，与中国商船有利益的冲突，而这时最大贸易伙伴和敌手就是另一个海盗郑氏集团。
当时荷兰人在福建商人许心素协助下勉强从中国方面获得少许丝织品以及其他货物，但无法靠岸，由协助者将货物运上船只交易，在本质上为走私行为。东印度公司为讨好郑芝龙，1630年，甚至派兵协助他击败当时在东南沿海势力最强大的海盗李魁奇，以试图换取在中国的自由贸易权，但未成。
新任福建巡抚邹维琏对于郑芝龙无视海禁令进行贸易不满，他再次发布海禁令，允许有许可令的福建人下海活动，但不允许外国人至福建贸易。在这次海禁令发布后隔年获得前往大员许可证仅有6张。东印度公司决定以海上掠劫的方式逼迫中国方面答应其要求。
1633年，荷兰派出13艘装备加农炮的当时最为先进的战舰，此外还包括刘香海、李国助率领的50艘海盗船，偷袭厦门的明朝水师，明军大败。崇祯皇帝大怒，郑芝龙调集自己的私人海上武装，集结了149艘战船在料罗湾打败了荷兰人。结果，邹维琏遭撤职，东南海权自此落入郑芝龙一人掌控，而东印度公司放弃与海盗刘香海合作，转而与郑芝龙合作的贸易模式。
1635年，郑芝龙向东印度公司提供他们已经要求了10年的瓷器贸易他的供货由一个聚集了不同窑场的集散中心而来，只有小部分是按照荷兰商人订单制作的欧洲式样啤酒杯、烛台、芥末罐和盐罐等，这也体现了郑氏集团东南亚瓷器分配系统的复杂性。
1644年，明朝灭亡。政治变动对瓷器贸易有很大的影响。郑芝龙的交易商和内地商人的联系被打断，瓷器供应开始变得不稳定。东印度公司趁机与广东、厦门的新统治者建立良好的关系，进行瓷器生意。但由于郑芝龙依旧控制海上航道，荷兰人几乎以走私的方式进行。
暴利的茶叶瓷器贸易
尽管荷兰人到达东方的时间比葡萄牙人迟了一个世纪，但首先将茶叶输入欧洲的是荷兰。1607年，荷兰从中国澳门运茶叶至印尼万丹，然后于1610年带回荷兰， 从而揭开中国与欧洲茶叶贸易的序幕。
在17世纪，荷兰是西方国家中最大的茶叶贩运国，除自身消费外，还贩卖至欧洲其他国家和北美殖民地。当时阿姆斯特丹每磅茶叶售价为3先令4便士，而伦敦则高达2英镑18先令4便士。至17世纪末，荷兰的茶叶贸易规模已较大，1685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在给荷印总督的指示中，要求供应2万磅新鲜上等茶叶。1715年，东印度公司订购6万-7万磅茶叶，次年又要求增加到10万磅。到1719年，荷兰的订茶量达20万磅。茶叶贸易的发展，导致茶价下跌，1698年荷兰每磅武夷茶的售价是7.75盾，至1701年跌至2.32盾。阿姆斯特丹的茶叶交易十分活跃，1714年拍卖的茶叶有36766磅。
欧洲饮茶风盛行导致其他欧洲商人加入茶叶贸易行列，荷兰为维护其地位，竟压低在巴达维亚的中国商人收购茶叶价格。中国商人进行抗争，最后迫于无奈有14艘商船按荷兰定价出售茶叶，但发誓不再与荷兰交易。
于是，东印度公司决定开辟对华直接贸易，科斯霍恩号载着30万盾的白银于1729年8月到达广州，以武夷茶每担24.6银两的价格与广州行商签订第一个买茶合同，茶叶在100天后交货。1730年，科斯霍恩号起锚回国，共运回茶叶27万磅，丝绸品570匹及陶瓷等物，货物脱手后，扣除各种费用，净得利润32.5万盾。
荷兰从对华直接贸易中尝到甜头，茶价在广州与荷兰相差2-3倍。1729年，荷兰购买茶叶242420盾，售后获利355681盾，利润率达147%；1733年，购买336881盾茶叶，卖得988510盾，获利651629盾，利润率高达194%。因此，从1729-1735年间，茶叶贸易在荷中直接贸易中始终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
从1624年起，瓷器采购起运中心移到巴达维亚和中国台湾赤嵌，1638年中国台湾库存瓷器竟达89万件。在取代葡萄牙人在西太平洋霸主地位后，荷兰人成为景德镇瓷器的最大买主——从1602年起至1657年郑成功禁止与荷兰人交易止，运往荷兰及转往欧洲的瓷器总数在300万件以上。
东印度公司还将300万件瓷器运往安南、缅甸、锡兰、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地。当然，荷兰人将中国瓷器主要销售目的地是日本。在随后年月里，他们从中国进口制瓷原料，让日本生产与景德镇瓷器风格接近的伊万里瓷器，在本地出售和销往欧洲。1610年前后，荷兰成功抄袭了中国青花瓷，生产出他们的代尔夫特瓷器。
（作者系戏剧评论家《空中生活》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