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江林
如今很少有一位小说家能像帕特里克·莫迪亚诺那样，用一种不在场的地理学抓住人们。他的小说大都与记忆有关，读者可以穿过时间与自己相遇。
当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时，老派的巴黎人莫迪亚诺正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的街区散步，女儿玛丽给他打电话，他的第一反应是出乎意料：“如同人格分裂，是另一个跟我叫同样名字的人得了奖，”随后，他补充一句，“我有个瑞典外孙，因此获奖给了我更多的是惊喜。”
尽管现年69岁的莫迪亚诺身高1.98米，但法国媒体评价他性格“谨慎腼腆”，并称这位善写二战时德国占领期间晦暗往事的作家“顽固地深挖法国的疮疤”。瑞典诺奖评委会在颁奖评语中称：“他用记忆的艺术，唤起了最难以捉摸的人类命运，揭露了德占时期的人间世象。”颁奖词精确地概括他小说始终贯穿的三个关键词：身份、记忆、历史。
奥朗德总统向莫迪亚诺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称他的创作致力于“发掘记忆的微妙性和身份的复杂性”。总统府当天发表新闻公报写道，莫迪亚诺是第15位获此殊荣的法国作家，再次印证了法国文学的辉煌。
犹太商人的儿子
莫迪亚诺1945年生于巴黎西南郊的布洛涅-比扬古，父亲是意大利犹太商人，母亲路易莎·库佩恩是比利时喜剧演员，他们于1942年在巴黎结识，为了避免“莫迪亚诺”这个犹太姓氏给孩子带来麻烦，就让莫迪亚诺兄弟俩皈依了天主教。
父亲经常在外面走私，母亲在外演戏，莫迪亚诺被扔给祖父母、奶妈、寄宿学校和天主教学院寄养，小他2岁的弟弟吕迪10时死于白血病，因此他的童年十分孤独，甚至在他的受洗日，他的双亲都不在场。
后来父母分居，由于母亲没有生活来源，他只得经常到父亲那里讨钱维持生计。为了接济穷困潦倒的母亲，莫迪亚诺开始到一些人家或图书馆偷书卖钱。一次，母亲再次打发他到父亲那里去要钱，父亲并没帮他，反而向警方告发，说他是“流氓”。长大后，他被天主教徒视为犹太人，又被犹太人看成天主教徒，实际上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
莫迪亚诺10岁写诗，14岁对小说创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65年在亨利四世中学毕业，后入索邦大学，一年后便辍学开始写小说，并借助处女作主人公之口，表达了“想成为自普鲁斯特和塞利纳之后最伟大的法国犹太作家”的意愿。
莫迪亚诺小说大多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占领时期为题材，但他并不直接描写战争，而是借用战争时期的阴郁气氛来反映当代的社会现实。
1968年，处女作《星形广场》问世：一位犹太青年，他从法国逃到以色列，到处寻找自己的栖息地，依然无法摆脱法西斯的阴影，最后在巴黎凯旋门前的星形广场被处决。小说以荒诞内容和独特文笔，获得罗歇·尼米埃奖，莫迪亚诺一举成名。
《夜巡》（1969）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轻的双重间谍，同时为盖世太保与抵抗运动效劳，在进退两难的处境中犹如惊弓之鸟，最后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该小说获钻石笔尖奖。
《暗店街》（1978）的主人公在偷越边境时遭遇劫难，受到刺激后丧失了记忆。他后到一个私人侦探事务所里当了八年侦探，依靠种种蛛丝马迹，逐渐回忆起了自己在占领时期的遭遇。这些调查把读者带回到作者情有独钟的德占时期，再现了这一黑暗时期法国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
一生都在写同一本书
“我的小说就是一部部臆想的自传。”莫迪亚诺感觉自己“多年以来仿佛写着同一本书”，因为从第一部作品《星形广场》开始，他就始终以追忆的手法讲述过去，“寻找”成了从始至终的主题，寻找记忆的断章，拼接零散的往事，寻找自我，寻找父亲，寻找擦肩而过的路人……他不断模拟一种梦游的状态，使小说在充满不确定的因素中行进，也让一切变得越发扑朔迷离。他用侦探小说的笔法表达找寻的主题，像一个模糊的观察者，迷失的见证者。用最普通的细节唤起人内心深处最细腻的情感。
《暗店街》里的身患遗忘症的侦探（本身很荒谬），开始用探案技术在茫茫人海中调查自己的身世和来历。主人公搜集了47个片断，试图拼凑出自己的人生。这些片段有主人公的亲身经历，有从其他地方得到的调查报告，有朋友之间的通信，也有主人公回忆起来的过往生活的图景。片段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既自成一篇又围绕同一个主题，共同构成了整部小说的结构。
《青春》（1981）中，莫迪亚诺再一次发掘了记忆的主题，他让年近中年、生活安乐的主人公回到他20岁时的人生经历，回到占领时期的巴黎，召回阴郁悲哀的青春时光。
莫迪亚诺很单纯，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介入“五月风暴”等政治活动，以及当时关于哲学和文艺方面的争论，他埋头创作以二战为题材的小说，而他作为犹太人的特殊境遇则为他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至今写了40余部小说，被翻译成了38种语言。
20世纪80年代后，莫迪亚诺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写作的题材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不再关注占领年代，也不再让主人公寻找自己的身份，而是追溯往事，回忆过往那个扑朔迷离的世界仍然占据了他小说的中心。
我们总觉得这个故事当中有着不祥的结局，这种不安全不仅仅是因为这颗钻石，而是一种“物极必反”的心理作祟，当我们生活过于美好的时候，总会想到是不是有更大的失落在等着我们，这就是人性的复杂之处。莫迪亚诺想通过这个故事引导我们思索为何人类总是如此陷入不安之中。
聚焦寻找与回忆
生于战后西方经济复苏之后的莫迪亚诺既继承了犹太人的痛苦，又有着法国本土“异乡人”的境遇。他终其一生在废墟之中寻找一整代人的命运赋格，并为那些普通人书写“反英雄”的哀歌——如《星形广场》中所表现的“生活像场梦游”；《夜巡》中“我自己不过是一只惊慌失措的飞蛾，从这个灯火飞向那个灯火”；在《暗店街》中强调：“在生活中重要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
如果有一个认真的写作者，他花了一生的时间来告诉你，你眼见的人生不过是“暗物质中的几个微弱闪光”，那么你也许会去想，真实又究竟是什么呢？莫迪亚诺可并不会直接回答，他只编织他的寓言。
20世纪60年代，先有米歇尔·图尔尼埃，后是勒·克莱奇奥和莫迪亚诺连获各文学奖，他们题材、形式、风格各不同，但全都着力于在形象描绘中蕴含深邃的寓意，于是，他们在当代法国文坛上就有了新寓言派之称。
但我的疑问又起来了，为何诺贝尔文学奖两度颁给新寓言派作家（克莱奇奥获得了2008年诺奖），却单单忽视了图尔尼埃呢？图尔尼埃本身是半个哲学家，他除了将《鲁宾逊漂流记》改写成了哲学的《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虚无境》，但也写《学会完蛋》和《远离他们》等，因为他已经90岁，太老了，得不到评委会青睐，事情掺杂着其他复杂因素。就像新小说派排第一的是罗布·格里耶，但他们的流派中却是克洛德·西蒙获得了1985年诺奖。因此，所谓获奖其中颇有玄奥。
莫迪亚诺是2014年诺奖的一匹“黑马”，他在赔率表上，一直在十名开外。
犹太人身世，写纳粹占领年代欧洲人噩梦式生存环境下的恍惚感，对小说文体有着语言和叙事美学上的革新，在文坛享有颇高的声誉，作品具有诗意，呈现出一定的娱乐性和类型化写作特征，但大多数时候并没能大卖……这一切似乎都构成了诺奖青睐莫迪亚诺的正当理由。
文化上的偏见
莫迪亚诺获奖在中国获得了反响，人民网刊发了“莫迪亚诺获诺奖彰显法国文化软实力”标题的文章，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指出：“读莫迪亚诺，你很难不被那种地道的巴黎味道打动。巴黎就在他的掌心。”社科院《世界文学》杂志主编余中先表示：“莫迪亚诺的书既有对法国当代社会深刻的观察，又不失故事性和一些先锋作家的晦涩作品大不相同。”
作家孙甘露认为，国内作家不太注意这位作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莫迪亚诺的作品都是写都市人，是波德莱尔和本雅明意义上的都会人，这对当代中国作家来说还是有些距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邱华栋的看法也类似：“比起村上春树，莫迪亚诺相对更小众、更知识分子化。”
相比之下，莫迪亚诺获诺奖，其母国法国评论界反应颇为“怪异”：《费加罗》的作者布鲁诺·科迪认为莫迪亚诺的得奖并不是对法国文学的褒奖，反而是暗含讥讽。反对者们还表示，法国文学总是规律性地进行乏味的描写，看起来像是垂死的老人。他们认为莫迪亚诺在意的那段黑暗时期的历史没什么好想象的，尤其是在巴黎周边，而他的作品触动公众也是非常久远以前的事情了。
莫迪亚诺的批评者认为他的小说总是一个套路，就是在电话簿上随机找个名字，然后展开想象，让主人公沉浸于过去的回忆里，这样的写作未免太过简单。
可见，一个文化对另外一个文化都是有偏见的。
他曾到电影圈溜达
2000年，莫迪亚诺受邀担任了第53届戛纳电影节评委，并把最佳导演奖颁给了执导《一一》的台湾导演杨德昌，把评委会大奖颁给了姜文的《鬼子来了》，把影帝颁给了出演《花样年华》的梁朝伟。
在电影圈，莫迪亚诺创作剧本，尤其擅长将一些抽象的意境画面化。1973年，他为好友路易·马勒合作写了《拉孔布·吕西安》，描述一个法国男孩在二战期间被拒绝参加法国抵抗组织后，加入了法国的盖世太保。该影片由于缺乏男主人公加入盖世太保的正当的政治理由，而引起巨大的争议。该片参加了1975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但最后输给了费里尼的半自传电影《我记得，想当年》。
此外，他担任编剧的主要作品还有《加斯科涅的男孩们》、《一路顺风》，但更多的则是将他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如《青春》（1983）、《伊冯娜的香水》（1994，根据《凄凉的别墅》改编）等。
2003年，莫迪亚诺还与著名导演让·保罗·拉珀诺合作创作了《一路顺风》的剧本。这部电影在法国上映时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另外，他曾在由拉乌·鲁兹导演的电影《犯罪家谱》中扮演角色。
当然，比起电影，莫迪亚诺显然更喜欢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阿波利奈尔……他想成为17世纪法国作家普莱服神父所写的《玛侬·列斯戈》一书里的主人公格里厄；他也想将狄更斯死前没能写完的《德鲁德疑案》一书续写完成。
（作者为先锋戏剧评论家、《空中生活》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