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记者 包涵 付刚 北京报道
券商经济学家的观点正在受到决策层的重视。
11月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建议。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有两家证券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也在座谈会的邀请之列，他们分别是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和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还有两位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和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周其仁本人并没有券商背景，但是他的夫人梁红却正是中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而早在去年，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就曾受邀参与座谈会讨论宏观政策。
高层“问计”于券商经济学家，显示了决策层对证券机构观点价值的认可，也说明中央对中国经济的谋划朝着更市场化的方向迈进。而在11月1日召开的2014年CCTV上市公司峰会上，包括梁红、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和中信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诸建芳在内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同样受到广泛重视。
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团体正对中国未来经济走向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降息的空间
据了解，这次经济形势座谈会的参会人士纷纷围绕经济运行和今后宏观政策发表了看法。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矛盾困难增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虽然今年以来增速比去年有所放缓，但全年仍会在7.5%左右的合理区间，结构调整、民生改善等呈现不少亮点，成绩来之不易。
“我认为明年开始，降息还是有一定空间的。”李迅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虽然他谢绝透露和评价本次经济形势座谈会的具体内容，但谈到对最近热议的降息话题时他仍指出。
无独有偶，沈建光更是早在今年5月就提出央行应该全面降准的建议。8月末时，央行揭开定向降息序幕，沈建光也认为，定向降息只是第一步，更加积极的政策或有可期。进入10月，央行针对房地产展开一系列放松政策，沈建光认为，这一系列政策不该被称之为大规模刺激，应该叫托底政策。而他之所以主张全面降息，是希望把存款利率降下来。
市场普遍认为，因为李迅雷和沈建光的相对谨慎的观点和对政策的呼吁，他们列席中央经济形势座谈会进一步增强了中央未来出台刺激政策的预期。但沈建光最近也坦言，预计暂时还不会出现全面的降息降准局面，因为目前已经做了很多了。
事实上，进一步梳理近期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们的观点，记者发现，呼吁降息者并不在少数。
梁红在近期的报告中就指出，预计2015年GDP增长7.3%，较今年小幅下降。房地产投资放缓仍将拖累投资增速，但消费的平稳增长将带来内需结构的改善。预期明年央行全面降准4次并降息2次，货币条件较今年加快放松。
在近日的上市公司峰会上，屈宏斌也指出，规模以上经济的总资产回报率回落到5%左右，收入增长降到5%以下，9月份利润增长还不到1%。这种情况下，利率仍维持在7%以上，大部分的工业企业是无法承受的，所以当务之急是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降息就是比较好的政策选择。
“我们现在谈新常态谈得比较多，7.5和7哪个合适些，而对新常态后面应该配合一套怎样的政策组合，讨论得则比较少。”梁红指出。
她认为，新常态下的新政策组合，应该在逆周期的政策调节上。明年应该看到它的调整，以适合新常态经济增速的变化。而谈到逆周期政策，有两种选择，降息和贬值。“我们为什么倾向于降息而不是贬值？因为降息是需要内需快一点。贸易摩擦如火如荼，我们这么大的体量不可能靠外需。”梁红称。
去年参加过李克强主持的经济形势座谈会后，梁红就曾透露过她的感受，她觉得总理在强调稳住一个增长目标的同时，也强调尽量避免使用那些短期有用但中长期负面作用较大的政策。
而在明确不搞短期刺激的同时，李克强几次座谈会上最为强调的关键词就是“改革”。
改革的减法与加法
事实上，早在去年3月李克强履新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就表态，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而在此之后的多次经济形势座谈会上，不论是面对经济学者、企业家还是各省区负责人，其谈论的话题都离不开“改革落地”。
在去年7月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就特别强调，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也包括体制机制创新，我国在这方面空间很大。发展到当前阶段，光有资金投入是不行的，体制机制也是重要的“资本”和红利。通过深化改革搞活体制机制，将产生巨大的能量。而本次座谈会，李克强更表示，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打好发展“持久战”。要推出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进一步措施，做实行政审批、市场壁垒和各种“路障”的“减法”，做好市场空间、创业天地的“加法”，激发市场活力，形成更多机遇。
细看李克强每次邀请的座谈会嘉宾，也都是对改革有着较清醒认识的各领域人士。
以本次受邀的券商首席经济学家为例，李迅雷近日就表示，未来中国经济有四方面的增长点，其中一个增长点就是改革，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然后通过改革来提升效率。
沈建光也提出，如何在两年内通过财政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等来跨过风险是目前最重要的课题，如果中国这次经济调整能在两年内能顺利度过，就意味着没有遇到大型金融危机，跨过中等发达国家陷阱，而一旦越过这一陷阱，以后的潜力就非常巨大。但他同时指出，在全面改革初期，国有企业改革、财税改革、地方政府行政审批下放等有着时滞，这使得仅应该作为次优选择的定向调控成了决策层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
和沈建光想法类似的还有同样曾受到座谈会邀请的梁红。“如果今年是改革元年，那明年就该叫改革落实年。逆周期政策应该回归总量调节，而不是继续定向投入。”梁红在本次上市公司峰会上提出。
她还认为，目前的改革中，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就是人们在经济变化中除了不希望看到稳增长政策与长期改革结构调整相冲突之外，也不希望看到中国杠杆率的上升，希望杠杆率可以降下来。“杠杆率最平稳的是2003年到2007年，2012年以来升的非常快。有些政策不仅不治本，连标都不治，我们为什么不把钱投给自己，要投到外面去？未来我们的改革越来越有紧迫性，尤其是金融体制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