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沈山 北京报道
民国诸家的学术思考与成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照亮了现代中国，照亮了现代中国文明及其这种文明下所催生的现代思想与学术体系，于很多人而言，似乎是一个异常直观、不言而喻的问题，然而近来关于民国的话题似乎忽然间变得敏感，连带对于民国思想与学术成就的讨论也突然变得充满争议并且热烈。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最近撰文《被高估的民国学术》，文章开篇即断言：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民国学术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
这种将民国学术水平与前后历史时期进行对比并直截了当得出一个结论的言论，再加之一个几乎盖棺定论的标题，该文立刻在学界及一般民众中引起较大反响，毁誉参半。
葛剑雄教授抛出此文的背景，是因为近年来学界、知识界确实兴起了一股重估民国学术与思想价值的思潮，一部话题电影《黄金时代》，更是激发民众对民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各种想象。尽管遭到某种程度的压制，但褒扬、抬升乃至推崇民国学术的呼声仍然无处不在，其中固然显示了某种民意与社会期望，葛剑雄教授的文章则大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意味，两种言论的争锋相对是显而易见的。
葛剑雄教授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其学术成就在学界自有公论，近年来频频在两会等国家政治场合提出一些大胆、直接的谏言或提案，受到媒体热捧，这样一位既有学术成就又有社会影响力的学者，于微妙的当下公开提出贬抑民国学术的言论，固然是有分量的、掷地有声的，然而对葛教授这一判断提出批评意见的亦不鲜见，于时局而言这似乎也是无可避免的。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知名学者杨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即表示，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过分推崇，“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即便是有一些美好的想象，即便是和事实有出入，也不算是什么大问题”。
那么民国时期的思想与学术价值究竟是否被高估了呢？回答这个问题，或许首先需要弄清，重估民国学术何以成为思潮。
民间与学界为何兴起
重估民国学术的冲动
近年来，民国热持续不断，国人对民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及学术态度，包括他们的生活与言论环境，充满怀念与憧憬。事实上，这种怀念与憧憬，与其说是针对民国，不如说是针对当下，针对当前学界、知识界的种种乱象，对很多人而言，民国时代的学术水平究竟有多高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时代自由言说的风气、勇于冒险的品格，正是由于对现实的不满，才愤而转向对过去时代的推崇。
对此，杨阳分析认为，人们仰慕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其实是仰慕他们的品格和风骨，仰慕那些从传统文人精神传承而来的知识分子精神。
“比如怀念当时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杨阳说，“在今天，知识分子在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压力下，大多数人身上已经没有风骨这个东西了，只剩下媚骨。另外也有人羡慕当时自由的学术空间，而在今天，学术研究中的局限性很大，知识分子研究的空间相对于当初，显然是不足的。”
即便对民国学术给予保守评价的葛剑雄也承认：“一些人对民国学术的评价、对民国学人的颂扬是出于一种逆反心态。是以此来显现、批判今天学术界的乱象，表达他们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学术垃圾、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的不满，对某些混迹学林的无术、无良、无耻人物的蔑视……应该促使我们反思，推动当前的改革，而不是一味压制这种另类批评。”
民国热其实肇始于数年前学者陈丹青关于20年代才是中国20世纪最好的年代这一历史判断，此后关于民国讨论的热潮持续不断。学人热切怀念民国，除上述学术、言论环境等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对当时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及生活质量的一种羡慕。
“有人羡慕当时社会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知识分子地位很高，等于是精神上的贵族，同时在物质生活上，也衣食无忧，没有房子车子的烦恼等等。客观上社会环境有利于学术发展，知识分子才能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杨阳说。
当时公立大学、教育机构给予教职员工的待遇普遍较高，如当时清华大学教授工资大约在300银元左右，尽管由于战乱等因素，当时知识分子绝对生活质量或远不如当今，但相对同时期的普通民众，则几近贵族，这种身份对比令当今知识分子汗颜——虽然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一度有了很大提高，但随着近十年来中国向权力商业社会的极速滑落，权贵、资本强势崛起，知识分子面临再度被边缘化的现实，这或许是中国社会正在或即将面对的一个潜在危机：被利益绑架的知识分子普遍失语正令中国失去脊梁。
单纯技术角度的比较
“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这三句表述出现在上世纪20年代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毫无疑问，简单三句话隐含了关于东西文化比较与认知的重大判断，充满了即便现今来看依旧鲜明犀利的真知灼见，但这样几句半文半白的表述，也集中体现了民国学术的局限性，即整体来看，民国时期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学术规范，这个时期甚至还没有形成一套流畅而现代的学术语言，而必须大量借助文言文或半文半白的表述。同样三句话，如果由现代学者来表述，一定是地道且规范、现代得多的学术语言。
缺乏足够的学术规范，也正是一些现代学者诟病民国学术的原因之一。
在《被高估的民国学术》一文中，葛剑雄写道：“民国时期的学术水平如何，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是有国际标准的。尽管有少数科学家已经进入前沿，个别成果达到世界先进，但总的水平还是低的。人文学科的具体人物或具体成果很难找到通用的国际标准，但如果用现代学科体系来衡量，显然还处于初级阶段。”
复旦大学西方哲学教授张汝伦则从实证尤其是民国时期西方哲学接受状况的角度，分析了民国时期学术状况的种种弊病。
在近期所撰《民国学术，西哲最受冷落》一文中，张汝伦分析道：“由于把掌握西学看得太容易，中国近代接受西学有几个特点：一是不分青红皂白，不讲统绪；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就是；三是囫囵吞枣，几无消化；四是没有鉴别，不知好坏；五是喜欢通过二手渠道（日本人的介绍、靠不住的翻译等）来了解西学。这在清季西学刚大规模进入中国，国人刚接触西学时可以理解，但进入民国后未见有太大改善，毛病依然。”
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位署名“燕客”的人就在《独立评论》上批评道：“所谓社会科学，老实不客气的说，是西洋的产物。因为一直到现在，在中国所讲授的与所鼓吹的社会科学便都是些舶来品。”“所以这几十年来中国一切属于社会科学的教科书与著作，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贩卖洋货。所谓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工作不外下列三种：一、讲授外国的教科书；二、抄袭外国的著作变成教科书和讲义；三、将外国书译成汉文。所谓中国社会科学大概也都脱不了这个窠臼。”
张汝伦因此毫不客气地指出：像傅斯年这样的激进西化派，根本不是受西学的任何影响，而是以他人杯酒浇自己的块垒，用西人的名称或主义说自己要说的话。这样的西学是山寨西学、伪西学。他们只是要借用西学的权威来树立自己立场的权威。
如果说哲学是整个西学系统中最具统绪、最有传承同时也是最为艰深、核心的部分，中国学人接受起来难度较大、时间较长，那么有趣的是，即便是在中国自身传统文化即所谓国学这一块，民国学人的底蕴恐怕也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博大精深。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中回忆道：“余幼时所知，族中诸兄长及伯叔父辈，大率仅读四书。能读《诗经》《左传》乃如凤毛麟角。殆绝无通五经者。”梁漱溟则回忆他在北京上小学仅读教科书，根本未读四书五经，到了中学，还是对传统文化“无一不厌恶”。
“钱、梁一代尚且如此，后来者自郐以下，就不用说了。若不后来努力，民国学者难说国学有扎实根基。”张汝伦因此论道，“民国学者当然也有不少主张中西会通，而不是以西化中的。但中西会通说说容易，其实极难，因它的前提是要能学贯中西，中西皆通，可民国学者很少具备这样的条件。”
张汝伦上述关于民国学术的技术分析，应该说是相当切中要点的，不过对于民国学人而言，过度纠结于这种单纯的技术分析，或许是不公平的。
中国当代学术已经历自晚清后文化转型以来的百年累进，当今政府对学术生产的扶持和投入亦可谓无限庞大，无论从知识基础还是经济条件来看，显然都已非民国学术可以比拟，单从包括学术规范在内的技术层面来衡量，也与民国学术不可同日而语。但思想与学术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生产规范、生产技术，我们并不能就此判定当代学术成就就在民国学术之上。
更重要的一点是，民国堪称中国现代思想与精神的草创期，包括最基本的学术语言在内的学术规范正在建设演进过程中，而就在这样一个战乱频仍、资源条件堪称匮乏的草创期，民国诞生了一大批开风气之先的重要学人，可谓大师辈出、群星云集，相比之下，我们今天的知识界、学界则少有开创性的研究，能称大师者更是凤毛麟角。
对此，即便在对民国学术相对贬抑的《被高估的民国学术》中，葛剑雄也有相对公允的论述：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篇章，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关键性时期，也是现代学术体系创建的阶段，各个学科几乎都产生了奠基者和创始人，并造就了一批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大师。
现代学术与思想的核心价值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学术思考的重心和趣味，各个时代间学术成就高低的比较很大程度上是个伪命题，如果一定要就此分出胜负，我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源头问题，即现代学术与思想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如果连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价值判断都是模糊的、混淆的，那么任何与此相关的优劣比较无疑都是缘木求鱼。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现代学术与思想作为一种精神游戏或社会活动，其宗旨当然就是生产知识，而知识必须产生价值——无论这种价值是用于增进个人意趣，还是用于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类精神自由。由此来看，现代学术与思想的核心价值就是生产有价值的知识，即一种有用的事物。
从知识生产的内部结构看，中国当代学术活动因为有着更严密、更完整的现代知识生产体系，其整体质量当然要高于民国学术，但内部结构不产生价值，价值产生于知识的外延部分，即知识对个人和社会发生作用的部分。
如果我们仅仅将知识的价值设定在个人功用方面，即将知识生产视为一种纯粹的用于增进个人活动和生活趣味的精神游戏，那么当代学术由于具备更为完备的知识生产体系和更充分的游戏意识，相互比较后其结果很可能也是优于民国学术的，但对我们这样一个现代启蒙尚未完成甚至中断的国家，知识的社会价值远大于个人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民国学术的成就完胜中国当代学术，因为正如葛剑雄本人所言，民国学术在“各个学科几乎都产生了奠基者和创始人，并造就了一批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大师”，而这些大师所奠基的这些学术精神与财富，即便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都是最为珍贵且稀缺的。
湖南大学政治学教授薛其林在其所撰《民国时期学术的主要特色与成就》一文中论述道：“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和转型的时期。其中，古今中西融合创新与新学术范式的确立，是民国学术最主要的特色与成就。”
民国时期学术的背景是内部的社会转型和外部的西学东渐，特点是古今中西（印）学术、各门学术、同门各派学术之间的多层次的碰撞交会与融合创新。
社会转型与传统的解构激发了思维方式的变革，而这一变革进一步推动了西学东渐的进程与规模；反过来，西学东渐则加速了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和新学术范式的确立。笼统而言，走出经学时代，颠覆儒学中心，标举启蒙主义，提倡科学方法，学术分科发展，中西会通创新等等，都标志着民国学术范式的确立。
在此基础上，薛其林进一步将民国学术范式的确立分解为三个方面：一，新话语模式的确立；二，新思维模式的确立；三，新学术精神的确立。
“伴随新范式的确立，民国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学术群体和大量学术著作。其中，不少是确立新学术范式的开山之作。”薛其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