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小曼 北京报道
录音整理 刘尚君
“新水墨”与“回到绘画本身”两股潮流成为近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特点，但这里的当代艺术只是发生在当下的“传统复兴”或者是“复古”，而遮蔽了当代艺术的“前卫性”、“先锋性”，这里既有中国经济发展伴随其文化自信心的增强，同时也有西方现当代艺术面临的危机，中国艺术家策略性地选择了从自身绘画传统寻找突破口并获得市场认可，而放弃了探索。相反坚持“独立批判”精神的艺术家却陷入了自身文化危机和转型的双重困惑中，其中也有不少艺术家试图从西方艺术的基督教精神传统与中国本土绘画语言中找到对接点，用绝对性来反观我们的传统文化，目前在宋庄艺术区已形成一个群体。这种尝试在艺术家朱久洋看来将是一条艺术的未来之路，他在这条路上已坚持了近20年，曾经历了不少困苦，现今渐渐获得认可。日前他在宋庄99美术馆开启了“朱久洋版画巡展”，下一步将去欧洲展览。就当代艺术、宗教艺术与传统文化复兴等话题，记者与他进行了深度交流。
从个人迷茫到群体性迷茫
《华夏时报》：“中国水墨”、“中国材料”越来越成为主流，这或许与“文化复兴”这一背景有关，很多艺术家都在从传统、民间绘画中吸收营养。当现代性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要么是借助外来的文化进行更新，要么是回归传统。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被破坏得很严重，尤其是文革，所以要承续传统就非常困难，我们知道西方艺术有一个清晰的脉络，从古典、文艺复兴、现代艺术到后现代艺术。而我们几乎是从纯技术的模仿开启了我们的现代绘画，而精神并不必备现代性，如今回到传统就容易被形式左右。
朱久洋：他们更多是从后现代的方法，来嫁接传统文化的样式，这只是在形式上有些嫁接。我们更应该从精神的内部去找，比如通过一种眼光，当然我说的眼光就是从基督的角度去看，传统文化中有很好的上帝的普遍启示，就是说他们没有看到普遍性启示，普遍性启示是要用绝对性启示去看，你才会挖掘出来，否则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从传统文化中找到精髓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的意象化，永远都是说不清楚的东西。但是通过绝对性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它的精神价值。
《华夏时报》：你的绘画中用了很多民间艺术的样式或者说民俗画的特点，这算不算是一种“寻根”，或者艺术的本土化。
朱久洋：从色彩、造型去找这些资源，因为这是我熟悉的一种样式。但是把它们拿过来如何变成一种精神化的东西，这就需要一种转换。
《华夏时报》：借助民俗画的色彩或者民间故事的文学化手段，然后表现一种童趣、童真，这是不是对理性主义的一种背离？
朱久洋：中国人看问题还是比较主观化，画海水要画成蓝颜色，其实我画海的时候就是蓝色的，包括中国传统的民间绘画，日本的浮世绘画海的时候就是蓝颜色的，非常的概念化，非常的概括，这是东方人看问题的方式。西方人画大海的时候，画得非常有光，有各种各样的色彩。
《华夏时报》：你反复用了“绵羊”这个符号，是不是受基督教文化影响，从你的符号中可以感受到现代人的整体性的迷茫，一种无力感。
朱久洋：对，其实20年前我就画过迷途的羔羊。我觉得它里面有绝望和迷失，而个人也非常的迷茫，就用羊来表达。
《华夏时报》：中国人崇尚“狼文化”，文学作品中表现“狼性”的比较多，绘画作品中画马等高大动物的比较多。
朱久洋：狼有那种力量啊，有很多艺术家强调个人意志的东西，其实都是用狼来表达。羊文化是一种牺牲、一种忍耐，羊没有任何攻击性。人性的东西其实和羊有点儿像。20年前我画的第一张画就是《迷途的羔羊》，2001年的时候还没有信仰，到2010年做《迷途的羔羊》，自然就从个体的迷失意识到群体的迷失，从小我到大我这样，并开始对社会有一些关怀，对人有一些关怀。
十字架与苦难
《华夏时报》：早期翻译和直接拷贝西方绘画用版画的形式比较多，比如鲁迅把珂勒惠支的画介绍到中国就用了她的版画，当代艺术已经不倾向于用版画这种形式，你如今把油画制作成版画，是为了更便于传播还是其他？
朱久洋：是因为我的画画幅比较大，做成版画容易让一般人见到。基督教绘画是从清末过来的，原来都是宫廷画家，后来大家看到的多是来自于书本，但多是画一些故事啊、一些宗教插图等，他们用版画的方式做得多一些。但是到了“八五新潮”的时候，也有一批文化人开始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基督教信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丁方。
《华夏时报》：这些画家用“十字架”的符号比较多，因为它直接指向受难，这与中国人的经历与苦难的体验容易对接。
朱久洋：在学术界，刘晓峰把大量西方神学著作介绍了过来，基督教的精神开始进入到艺术里面，我觉得是从丁方开始的，方力钧的绘画中可以看到，方力钧不直接表达信仰，但他作品中的那种迷茫、无望、绝望感，就在指向一种寻找、渴望，这是人性中很重要的东西。
《华夏时报》：中国文化很少表现向上的东西，大家更关注脚下的现实。
朱久洋：中国文化是一种自然的对视，它没有一种向上仰视的感觉。丁方已经理性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是从文化上去看我们的需求。方力钧是从人性的、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去看那种渴望，但他的渴望里面又显现出颓废和迷茫。
我的绘画是从理性的角度，是从信仰切实经验的角度去进入。我在一篇访谈中谈到精神不是学出来的，是信出来的。
《华夏时报》：我们知道创作需要绝对的自由，但信仰会让你进入一种秩序、一种规则中，这样会不会制约你的创作？
朱久洋：自由是个天平，信仰就是给你一个天平，让你不向左也不向右，真正看到自由本质，这个非常重要。信仰确实要进入到秩序当中，人性会有束缚，但真正的自由并不是过度的放纵，而是它的前面有一个绝对的标杆，这样引导你走向自由，就不会背离自由。
《华夏时报》：上世纪80年代，文化上出现“寻根热”和“启蒙思潮”并影响到绘画界，包括对后来权威的颠覆，中国经历市场经济转型，很快过渡到消费主义社会，启蒙被遮蔽，如今又面临转型困境，很多人呼唤价值重建，那么表现在艺术上，就出现了不同的理解甚至向传统回归的曲解？
朱久洋：从清末到五四运动、八九十年代，中国一直在消解传统文化，一直在消解几千年建构起来的文化体系，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引进后现代主义。
而西方有一个完整的脉络，他们有神性基础。文艺复兴是一个起点，恢复人文主义。在人性和神性的互相制约中进入现代到后现代艺术。中国现代性没完成就进入后现代，这样就把人架空了。
《华夏时报》：不过，从你的作品里看不到这种矛盾和焦虑，也看不到社会的冲突与人的分裂？
朱久洋：我考虑得更多的还是建设性的东西。从2004年开始创作第一个展览到2012年第三个展览《迷途的羔羊》，我就在开始寻找本土文化的宗教艺术资源。
《华夏时报》：与本土文化的嫁接也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
朱久洋：但我的嫁接不是简单的中国元素运用，而是从一种精神实质中去寻找人性的共同性。这几年我走的是非常艰难的一条路，好在现在慢慢找到自己独特的一种表达方式，还有对社会自己的一个理解。因为任何建设性的东西都要比破环性的东西难，它要求得也比较高。现在的艺术家比那时候的艺术家要求得也比较多。最早大家都是简单的技法模仿，到上世纪90年代有了自己的表达，而如今怎样找到自己艺术的独特性就需要两种精神性的东西来对接，这应该是未来最大的挑战。
《华夏时报》：感觉过多表现信仰上的东西会阻碍我们在技术方面的探索，因为宗教题材容易被形式、文学叙事等制约，而当代艺术更注重它的媒介、社会性和公共性。
朱久洋：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过于直白地表达这种精神性相对容易一些，但也容易让人受到束缚，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是，真正的自由是个什么，在我看来是对永恒的一种仰望。在创作过程，我每时每刻都在与自己征战，艺术需要自由，艺术来自于自由，如果失去这个的话，艺术就会失去活力。在这个过程中，只能慢慢地寻找、慢慢地去突破，而怎样更自由地去表达，并在一种秩序当中，我想这就是一条未来的艺术之路，它会成为一种建设性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