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爱明 北京报道
编者按
“水皮对话”系评论版新开栏目，自本期始，将与头版“水皮杂谈”栏目，共同呈现水皮先生对于中国政经大局中的重要事件和重要思想之特别关注与深入思考。在当今大变革时代，“水皮对话”试图帮助读者了解国家治理和宏观研究等领域思想理论重要动态，或将具有风向标的作用。敬请瞩目。
71岁的贾虹生衣着整洁，头发一丝不乱，言行内敛而持重。不难看出，家世、阅历使他的骨子里从小就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即使“廉颇老矣”，依然不减分寸。同时，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也在这位老人身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尤其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念对他影响至深。并未在政坛的他，也因此表现出一种低调但坚决的家国情怀。
谈起父亲贾拓夫，贾虹生充满敬意。1949年，西安解放后，37岁的贾拓夫成为西安市第一任市长。因为是党内不多的懂经济的人才，1952年，贾拓夫被毛泽东钦点调到北京，担任中央财经委副主任，协助陈云、李富春抓经济，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
对于贾拓夫，毛泽东有个著名的评语——“陕北才子”。但他最有名的经历还是“长征的引路人”。从陕北来的贾拓夫是唯一一个从中央苏区出发、走完长征全程的陕西老革命。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目的是北上，但最终要去哪里并没有确定。1935年9月的俄界会议决定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新的根据地。几天后，红军抵达甘肃南部哈达铺镇休整。其间，聂荣臻无意间发现一张阎锡山方面主办的《晋阳日报》。这是两个月前的一份旧报纸，其中一篇报道称“陕北刘志丹赤匪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多人”。叶剑英看了后急忙找到贾拓夫，毛泽东很快找他询问。贾拓夫把刘志丹领导陕北红军开展活动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介绍，并建议中央红军到陕北立足。
毛泽东兴奋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随后，毛泽东把贾拓夫留在了身边，以便随时了解陕北的情况，后来又派他带领一个先遣队和陕北方面接头。
就这样，长征落脚点经过6次变化，最终确定了陕北。“到陕北去”，成了这支疲惫之师的希望和归宿。
这就是那个被誉为拯救长征的著名的“一报一人”故事。
尽管如此，贾虹生强调：“我并未从父亲那里得到‘福祉’，甚至还受到了负面影响。”1967年5月7日，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岁月，54岁的贾拓夫被苗圃工人发现倒在北京西郊八角村的一棵树下，已经没有了呼吸。十天之后，贾虹生等亲人才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在此之前，贾拓夫连连遭贬——从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到抚顺发电厂厂长，直至逝世前的石景山钢铁厂副经理。
因为父亲庐山会议后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贾虹生的上学、入党都一度受到牵连。父亲去世的那一年，贾虹生还在哈军工导弹工程系念书，准备着学好一身本领，报效祖国的国防事业。等到次年毕业的时候，才傻了眼。作为年级分配小组组长，贾虹生把同学们的工作都分配完了，最后却发现自己没法分配：“因为政审不合格，所有的地方我都去不了。”最后，贾虹生只好在黑龙江就地分配，在农场干了两年，再分到双鸭山煤矿。
“文革”结束后，贾虹生才转到天津计算机所，从事国产计算机的研制，此后从工程师一路做到天津市计算机工业公司党委书记、计算机所所长。1986年，贾虹生调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任副秘书长兼国内部主任，协助邓朴方搞社会福利事业。后又进入国有企业，任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常务副总裁兼党委书记。2003年，从中国华通物产集团总裁兼党委书记任上退休。
或许是自身经历使然，对于“红二代”的提法，贾虹生很不认同。他觉得，这些人与多数同龄人有相似经历，都是社会中人，他们之间的思想认识也各不相同，不能把这批人看成特殊群体，更不能看成是与大众割裂甚至对立的群体。
退休已十年，贾虹生依然保持对社会的强烈关注。他给自己设计了一种“半工作状态”，“时不时地写点东西，个别的想法还成文报送上边”。写文章的频率大概是每年一两篇，话题基本都是宏大叙事：《幸福小康是个硬道理》、《怎样去认识当今思潮》、《另说普世价值》、《关于塑造民族精神文化的思考》，诸如此类。
“低调惯了”的贾虹生说，本来也没打算出书，最终出版是因为身边的朋友“撺掇”所致。“想来想去，觉得自己虽非名人、公知、大V，但作为普通人，与更多人交流一下看法也没什么不好。反正现在社会已形成多元化，我们这‘一家之言’也是多元中的一元，当然可以有一席之地”。
10月份，《幸福小康是个硬道理》出版了。
孰料反响超出他本人的预期。新书出版后搞的小型座谈会上，大家对他的这本书评价很高。“开一个小座谈会嘛，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人，大家纷纷上去发表自己的看法，提的（高度）越来越高，我就有点坐不住了，没想到有这样的反响。”随着读到的人越来越多，他接到的类似反馈也更多。
以旁观者的视角观之，此书引起较大反响，主要还在书中的诸多观点、建议与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执政理念、政策思路非常吻合，一些具体建议更是既有针对性，又不失前瞻性，有的正在变成现实。比如，贾虹生2012年就提出搞公共所有制，探索更多所有制的形态，这个建议与眼下的混合所有制有异曲同工之妙。
11月初，《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专门访问了贾虹生，相谈甚欢，颇有共鸣。在水皮看来，此书既有高度，又接地气，这或许是因为贾虹生始终“站在此岸思考问题”的缘故。
2012年七十寿诞的时候，贾虹生作了一首五言《七十舒怀》：弹指近古稀，回眸多思绪。历经大浪潮，同享深悲喜。未居庙堂高，常怀家国义。苟处江湖中，还遵修身律。荣辱由心造，败成勿已期。兼济尚可为，独善莫终弃。七十欲从心，当晓不逾矩。顺乎其自然，今生亦足矣。
寥寥数语，道尽一生追求。
站在此岸
水皮：看了这本书，感觉你写东西跟我们的出发点不完全一样。我们是工作，必须要写，是任务。你就不一样，基本都是有感而发，是自己的思考，可能觉得实在有必要写一下，就写下来，是内心真的要表达的东西。
贾虹生：你说得挺准确。我写这些东西的冲动是始于2008年。之前有时候也想点儿东西，弄点儿小笔记，但都是不成文的。2008年奥运会召开之前，国内国际出了好多事，闹得比较凶，自己就觉得有一股子火，有话要说。中国在发展，你得给一定的空间，这么个折腾法，太不像话了！就这么开始写的。
有一阵，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很激烈，常看到一些不同观点。有的观点我觉得有点过了，所以就写了一篇《另说普世价值》。关于普世价值，我是觉得没有普遍性，哪来的特殊性？这事儿恰恰辩证法当中说到了。普遍性在特殊性里面，共性是在特性里面。你倒过来说，而且从学者的角度说，会有误导的作用。另外，西方的普世价值它不是个坏东西，但是它不一定适合中国，你还得研究中国的情况。不管什么观点、什么思考，总得实事求是，没有实事求是就没有意义了，包括对待西方价值观也是。
我这个文章不是简单批判民主、自由、平等，而是解释民主、自由、平等概念是怎么产生的，现在还有哪些问题。比如，民主只是一种机制，一个手段，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目的。哈耶克曾说：我们这一代可能过多地谈论和考虑民主，而没有足够地重视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这句话说得蛮深刻的。
水皮：哈耶克的东西，我也经常拿出来看一看，因为我要弄清楚他的原意，看看跟别人转述的是不是一回事。后来发现语境不一样，表达的意思还真不是一回事。
贾虹生：这恰恰是我的局限，我没有时间做太多的研究，我也不是学者。我就觉得，这是社会存在的问题，写东西是想让老百姓怎么去看这件事，提供一个思路。就是这么一种心态。
我们这代人受的教育，就是从小时刻准备做革命接班人，这种教育影响最大的就是你要把自己放进这个事业里，而不是站在旁边，更不是站在对立面。
水皮：你们那一代人，包括我们这一代也捎了一点点尾巴，就是主人翁意识特别强，总觉得国家大事就是我的事情，是我们的事情，而不是别人的事情，我不是一个旁观者。
贾虹生：对，不是旁观者，更不是对立面，一直是这么一种心态，我觉得这样一种心态对于自己成长是有帮助的。尽管我父亲很早就是高官，但实际上我并没有得到父亲的福祉，反而还受到负面的影响。
水皮：没有因为家庭、个人遭受的不公而抱怨、牢骚吗？
贾虹生：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个人恩怨放到工作上，更没有跟社会对立。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现在谈到历史，谈到党史，很多人都津津乐道一些细节，津津乐道一些恩恩怨怨的事儿，结果就把我们这个党的历史变成一个恩恩怨怨的历史。党的历史中间肯定有恩恩怨怨的事儿，但它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历史的大趋势、历史的大结果。如果是恩恩怨怨的视角，你就很容易把共产党的历史看成一个权谋接着一个权谋，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整完这拨人，再整另一拨人。为什么整来整去能整成现在这样呢，整到这个国家变成第二经济体呢？讲不通，放到国际上也讲不通嘛。
水皮：对，肯定讲不通。这几天因为看《北平纪事》，我也在琢磨这个事情。你说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为什么共产党能够替换了国民党？其实每个执政团体里面，都有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国民党里有，但共产党里面就更多一点。但有一点，共产党替代国民党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一定有它的必然性的。而且这个组织从改革开放之后走过来的一个历程，说明它本身是很有生命力的，如果它没有生命力的话，它也不可能把一个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以前大家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只要没有动乱，中国一定是世界强国。以中国人的智慧、勤奋、勇敢，一定是一个世界强国。
贾虹生：共产党这个历史，从一开始就碰到中国的实际问题，就要求必须实事求是，要求必须针对中国的问题研究出来一套理论。中国最实际的问题，应该是共产党起家的时候，90%的人都是农民，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不解决农业的问题，不解决农民的问题，中国永远没有出路，就永远是落后的。那么如何解决农民的问题，王明他们提不出来，教条主义是拿不出来方案的；苏联的革命是苏维埃暴动夺取政权，此前的俄国虽然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但它是一个工业化初期的国家，跟中国的情况又不一样。只有毛泽东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毛泽东不仅提出来怎么解决农民利益的问题，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中，把农民改造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因此你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的共和国，这就是中国成功的原因。
巴林顿·摩尔写的《民主与转制的历史起源》，被认为是上世纪社会科学三大名著之一，它涉及到了苏联革命和中国革命。他的结论就是中国的革命、共产党的成功是必然的。如果这样去看历史，我们就应该承认，已经走过的历史，尽管有曲曲折折，甚至有错误，但是大的方向是对的，是存在的。我们不要自己否定自己，这样你就可以集中力量往前走了。
现在改革开放30年也是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是真要这么做的。它真这么做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前进，它背离了这个东西就会失败。
所以唐欣在座谈会上讲了一个观点，他跟我讲：你说的东西是站在此岸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的。站在此岸就得实事求是，而左派也好，自由派也好，他们是站在彼岸的。
水皮：站在彼岸，是拿一套现成的东西来套。
贾虹生：彼岸理想的社会是那么做的。但是对于执政的人来讲，必须站在此岸来考虑问题，只有站在此岸来考虑问题，逻辑才是对的。
此岸的情况是什么呢？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必须解决多数人的问题。中国又承载着五千年的文明，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不能回避的。我很尊崇咱们的传统文化，专门有一篇文章讲传统文化和塑造民族精神的问题。
唐欣说，你站在此岸看问题，基本上跟习大大的理念是一个逻辑。不管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对上面决策有影响，你们这一代人思考的脉络应该是一致的，逻辑上是一样的。所以他们觉得这本书有价值，评价还挺高。那天我就有点儿坐不住了，没想到有这样的反响。但是这种反响恰恰就说明，你这一家之言有生存的地方了。你抛块砖，引来引不来玉不要紧，能引起一番议论，这个过程本身就有意义。大家会想，还有一批人是这样看问题的。再仔细琢磨琢磨，这些人可能跟中央的执政理念是接近的。这个就比较好。
关于三种倾向
水皮：你说的站在此岸思考问题，我非常赞同。实际上，经济上也是这样。比如说，当初银行改革的时候，按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来看，中国的银行在技术上基本上都是破产的，但是这样看的结果就带来一个最大的悖论：中国经济每年以接近10%的增速在发展，那么多的民营企业一个个起来了，国有企业改革调整之后也一样起来了，GDP是真实的，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是真实的，但是你很难想象，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金融，却是全面崩溃的，是技术破产的！无论如何，这是不成立的、讲不通的。
我当时就说，这一定是在哪个环节上被人误导、被人洗脑造成的结果。被人洗脑，就看不到自己本体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也说明的确是没有人好好地总结。到现在为止，经济学家也好，或者搞其他社会研究的也好，都没有好好总结一下中国最近30年的发展过程，究竟是什么主导？能不能从里面提炼出一些对人类其他社会形态有借鉴价值的经验？理念也好，路径也好，都没有好好总结，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很遗憾。
贾虹生：你说的这些问题，我也有同感。说到现在的经济问题、社会思潮问题，这些年来，我觉得有三种倾向是比较可怕的。
一个是去政治化。比如说我们讲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统计经济学等等，一大堆经济学，这些经济学派有很多大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很少有人讲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恰恰是政治经济学。
去政治化的结果，就是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是去政治化以后，经济学就真的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东西吗？未必。
我看到这么个说法，经济这个概念，最早是日本人在翻译西方理论的时候，用了中国文化里的“经济”这个词，来定义现在的所谓经济。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对“经济”的理解是什么？叫经邦济世，经国济民，这就是治国理政的根本问题。其实它本身就是政治，你离不开的。比如说通货紧缩，到底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谷贱伤农，就是政治问题了。
水皮：克林顿竞选总统的时候，最著名的口号就是“笨蛋，这是经济”，所有的问题，包括政治，实际上都是经济问题。
贾虹生：反过来，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谷贱会伤农，米贵又伤民。通货膨胀了，米贵了，老百姓不干了，它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
再往前说，亚当·斯密他当时讲的就是政治经济学，人家没有单纯讲经济学；大卫·李嘉图他们讲的就是这个；包括凯恩斯也是讲这个东西。所以去政治化的结果，实际上是去马克思主义化。这个东西的根本恐怕要理解到。
水皮：我再给你补充一句，去政治化的结果，必然是陷到新自由主义那个路径上去，必然是新自由主义那一套。
贾虹生：这是去政治化的结果。这是第一个倾向。第二个，就是去意识形态化。去意识形态化，就是不让你讲理念、讲信念、讲共产党的宗旨，因为别人觉得你这套东西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反感。但是这个意识形态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你不讲它就没有了？你不讲人家讲，美国之音天天在讲。
水皮：意识形态其实就是信仰问题。去意识形态化，会让共产党变成一个无魂之体，没有了信仰。如果共产党没信仰，整个社会就更没信仰，社会没有一个主导意识。所以你这个总结的是去意识形态化的本质。
贾虹生：第三个就是去说教化。你如果要讲点儿道理，就认为你在说教，就是洗脑，就应该抵制。他们觉得人们是自由的，思想是开放的，不能进行任何说教。实际上，如果一个社会的教化功能被磨灭了，完全自由地、没有规则地发展，一定是乱象丛生。因为大家的利益诉求不一样，到底遵循谁呢？社会就没有规矩了。这个规矩怎么定？我认为，就应该是一个执政的党、执政的团队来设计一个规矩，通过立法和行政等形成一个制度，大家在制度的范围内活动，你就可能比较自由，利益就能保证，如果没有这个制度，谁的利益也保证不了。
我最近看一篇文章讲到，好像是美国西北大学的一个教授，叫潘林，他说人类如果离开了生存的共同体，什么人权都谈不上，所以人们追求生存共同体的利益，比追求人权的利益要高。也就是说，人权大于主权是不对的，这个我觉得说得挺到位的。
水皮：人权大于主权，表面上看是理想主义，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状态。
贾虹生：所以这“去三化”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社会思想的大活跃，这是好事；同时，也造成思想的大混乱，理不清楚，现在这个网络时代更是理不清。你想维护多数人的利益，一定会遭板砖。
水皮：其实就是没有是非标准。
贾虹生：这种结果就造成社会很多乱象，我是试图让人冷静一点看这个问题。所以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怎么去认识当今思潮》，提了几条标准当参照吧，当然是有倾向性的，但是我觉得不是说教。
水皮：说到这些，我想起最近有人重提阶级斗争，结果引起学识界很强烈的反响。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你是怎么看的？
贾虹生：现在这个社会，不管国内还是国际，阶级到底有没有？我觉得，有。如果没有了，那很多事情就没法解释了。过去说农民是一个阶级，它有阶级的特征，现在不叫阶级了，叫利益集团了。那它不是阶级吗？农民工是从农民向产业工人过渡的一种形式，那么他们变成产业工人，是不是阶级？现在这一方面不讲阶级，另一方面讲白领、蓝领，那么白领、蓝领是什么？是阶层。阶层和阶级怎么划分？就说不清楚了。
国际斗争也是如此。我们和西方斗争，人家围堵我们，我们要自强要发展，得抗争，要反围堵，这个斗争是什么性质的斗争？你说是新兴大国要取代传统大国，大家夺世界统治权，这个概念能涵盖斗争的实质吗？
所以阶级实际上是存在的，阶级矛盾是存在的。只不过要用不同的方式去解决它。过去用阶级斗争的办法，现在不用阶级斗争的办法，但是总得要找最大公约数，想办法融合。阶级不是不存在的，只不过阶级矛盾是要通过发展去化解的，而不是加剧它。
水皮：你这么解释就全面了。如果只谈阶级和阶级斗争，只讲到这一层意思，而不讲怎么化解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这种表述就特别容易形成社会撕裂，左派右派都不满，因为没说到位。
贾虹生：扩而大之，亨廷顿写过《文明的冲突》，这种文化的冲突本质是什么东西？应该还是阶级斗争，还是有这个内容的。因为你要推你的民主这套体制，推你的普世价值，不管人家条件成熟不成熟，你要强推。强推的原因有资源的问题，比如说以前有好多国际冲突就是因为石油的问题。美国人是要控制石油的，这个东西不能说是阴谋，人家就是阳谋。基辛格说的很清楚，谁控制石油谁就控制所有国家，他就是要控制，他有这个利益。但是这么做，实际上是维护美国人的利益，维护大资本家、大金融家的利益。还有现在搞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什么东西呢？本质上我觉得是新自由主义下面的殖民主义。
水皮：新殖民主义？
贾虹生：实际上给跨国资本去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弄一个全球规则，全球化，这样可以用资本的力量来控制全球。想一想基辛格的三句话，把它用在这些问题上，可能就能加深理解了。他说：谁控制石油，谁就控制所有国家；谁控制粮食，谁就控制世界上所有的人；谁控制金融，谁就掌握了全世界。
现在这三样东西都在美国人手里，为了这个利益，他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这个利益是谁的？本质上是跨国资本的。
参照系需要调整
水皮：刚才说到文化，从我们这么多年的历史看，中华文化的生命力真的很强大，它从来没有被同化，而是同化其他异族文化。这说明中国文化融合的能力是非常强的。第一，它自身存在这么多年；第二，它对别的文明的包容是巨大的。现在新领导班子重提传统文化，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来看是很有意义的。习大大该是几代领导人中间最旗帜鲜明地提出从传统文化中间去寻找执政理念的，好多传统文化的表述、用语都出现在他的话语中，这在过去的领导人中间是不多见的。我注意到，你的书里面，也谈了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
贾虹生：十八大以前，我也给上面提过对现在社会发展的一些思考，重点提的是参照系的调整问题。我觉得，咱们不能老盯着西方标准，你做不到，人那么多，你不可能去做到。但是社会上又老讲现代化，现代化就是他们那样，目前我们又做不到，就容易导致社会浮躁。
水皮：所以就要站在此岸思考问题。这从哲学上讲有一点本体论的概念，就是必须从自身来出发，立足于我。
贾虹生：是。我们如果能重新提出一个社会发展目标，这个目标就叫幸福小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幸福小康的社会主义，这样的话，大家过富裕小康的日子就很好，幸福感增加了，幸福的内容也增加了，使得全民都有一个集体的满足感，这样社会心态也平和。不用老是跟你国外比，比也不行啊！再说了，世界上70亿人，只有不到10亿人在发达国家，60亿人都在不发达国家，那到底是实现发达国家那种水平现实呢，还是说我们这种幸福小康的路子现实呢？如果我们把幸福小康这个事儿做好了，那么你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就增加了。所以我提出参照系得调整一下。
水皮：如何调整？
贾虹生：我当时提了四个方面。第一个是重视劳动。30多年来，我们比较好地利用了资本的力量，原始积累搞了一大块，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基础设施有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现在该重视劳动了。不重视劳动，就业问题不解决，永远安定不了。重视劳动，实际上内含社会公平的理念，我们过去坚持的那些东西都体现在里面了。不光生产要素不能过度集中在资本身上，整个社会建设也要重视这个事儿。
第二个是生产力的问题。就这么多资源，就这么个大环境，承载能力就这样，以物质产品为基础的生产力，能永远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吗？我们继续高速发展，达到美国人均GDP的水平，可能吗？生产力的发展，也得重新调整一下。恐怕需要考虑一些软性的产品、软性的生产力了。像哈利·波特就是这样。一个老太太突发奇想搞一个哈利·波特，30多亿欧元的产值出来了，GDP出来了，也没有生产什么东西。意大利的足球曾经占GDP的第七位，支柱性产业，就是个球。
提到生产力，相应就有生产关系问题。当时我提到，现在不是国营的就是私营的，这种形态不够丰富，需要补充一些中间状态的所有制形态。比如说英国的高等教育，人家的大学没有私立公立，全是公共所有制，所谓公就是政府财政的，所谓共就是社会的、企业的甚至私人的资本，一起来搞。他们的高等教育搞得很好。我觉得我们国家大多数的事业单位，都可以探讨走公共所有制的道路。事业单位现在的改革走不下去了。
水皮：你这个所有制的问题是打中了要害。
贾虹生：如果所有制形态不改变，光是管理模式上的改变，奏效不了。什么叫事业单位？从所有制形态上说不清楚，到底是国家的、社会的还是私人的？所以我觉得事业单位可以这么干。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搞混合所有制，比我提出的公共所有制面更宽。
水皮：你的公共所有制的建议确实有针对性和前瞻性。
贾虹生：现在我开始做实验了。去年正好有一个机会，香港一个上市公司叫中国卫生，我去当主席。我想真正在医疗体制上做点儿公共所有制的实验，把公立医院改造成公共所有制的医院，再利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到的资，发展基层医疗。首先我来收购医院，我们的重点是二级医院，我们收这些二级医院50%到60%的股份，把这些钱给卫生系统。我们通过信息化管理模式的成功复制，来提高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卫生系统拿到这个钱以后，按照中央的政策，去提高社区和乡镇卫生院，强基层。这样基层强起来了，病患就分流了，否则全国人民都上协和，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想做这个实验，要不然我今年71岁了，老头子了，还折腾啥？
水皮：又说又练。
贾虹生：我想用四五年的时间，干到75岁左右，希望那个时候能够形成一个经验，再把这个模式交给国家，看怎么来大面积推广。
水皮：刚才讲了两点，第三点呢？
贾虹生：第三点我讲的是道德体系。2000年，一个法国的大学者在总结上一个千年的时候，提出一个观点：人类社会发明的商业活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极大地破坏了人类的道德体系。这是他的观察，我觉得挺到位。
资本主义的发展，包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展，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人类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平衡，这应该是源于人性。人不光有自然属性，还有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是三位一体的。光强调自然属性，那就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了，社会永远不可能平静下来。
中华传统文化正好是这样的理念。儒家讲社会大同，讲和而不同。西方人不理解什么叫和而不同，觉得不同就是不同，不同就要斗争。我们讲和而不同，在不同的情况下怎么共处。儒家承认不同，关键是解决在承认不同的情况下怎么共处的问题。办法就是执其两端取其中，这就是中庸，中庸就是和而不同。这个文化很深厚，管用，虽然有时候看起来有点儿不尖锐。批评的意见会说，老是这样的话社会创新不够，这是肯定的。那么怎么增加创新的功能，增加创新的动力，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水皮：社会治理要达到和谐的话，就需要中庸的结构，互相融合，互相妥协。
贾虹生：人们说最好的创新是融合，我觉得这个话不错。咱们现在就应该讲融合。我就觉得，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可能给中国共产党一个战略机遇期。这个不光指我们的经济还有20多年的发展机遇期，不光是这个概念，是整个社会、人类社会到底按照什么样的价值观，按照什么样的理念去发展。中华文化和共产党文化结合，恰恰能够引领这个方向。共产党只要意识到这一点，就应该勇敢地担当，宣传自己的东西，这对整个世界也是好的。所以我觉得，从道德体系上来看，完全按照西方的价值理念来做，不成，这个世界平衡不了。所以要重构这个道德体系。
第四点就是国际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利用现成的人家的法则，还要去影响全球发展，引领全球发展。WTO是人家制定的规则，我们利用得不错。美国人回过头来一看，这个WTO全球化，怎么把中国培养出来了。
水皮：被中国抓住机会了。
贾虹生：它发现了，但来不及了，已经这样了。当然它还是要围堵，还是要限制你发展。现在包括搞G2也是这个观点，就是我当老大，你当老二，咱俩配合起来，你得听我的。我们不干那傻事。邓小平讲，我们决不当头，其中大有深意。中国没有也不应该有当世界老大的想法。
我们现在不能关起门来做好自己的事儿就行了，还要参与引领世界发展、影响世界发展，东方文化要起到作用。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些问题，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谁是普遍性，谁是特殊性？其实，作为文化形态来说，你不能把哪个说成是普遍性，哪个说成是特殊性。既然这样，只能用和而不同来对待它。只有和而不同能解决共存的问题。所以要争取去影响世界。当然，影响世界不是去说教，也不是输出。
贾虹生
1943年9月出生于延安，原籍陕西神木县。高级工程师，系贾拓夫之子。1962年参军，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1987年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副秘书长兼国内部主任。1987-1993年任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常务副总裁兼党委书记、清算委员会副主任。
1993-2003年任中国华通物产集团公司副总裁、总裁兼党委书记。2003年11月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