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余栋
欧洲黑暗的中世纪长达800年，然后文艺复兴来了，科学革命兴起了。李约瑟就此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是在西欧，而不是在中国产生？或者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欧，而不是发生在科技方面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中国？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就像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令历史学界痴迷一样，“李约瑟难题”似乎也让各方面的学者着迷。本文提出一个新的假说：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可惜没有充足的鱼群，发展不出海洋经济；西北方向有青藏高原不可逾越的屏障，难以与外界及时沟通交流，与世隔绝，产生“塔斯马尼亚岛效应”；再加上明清时期闭关锁国的失误，对工业革命的冲击缺乏及时和有效应对，导致了中国近代的落后。
“塔斯马尼亚岛效应”
一直以来，人们以为，文化只有逐渐进步，没有退步之说。但“塔斯马尼亚岛效应”打破了过往的这一主流观念。最早介绍塔斯马尼亚人退步的考古学家叫里斯·琼斯（Rhys Jones），他说，这是一个“对思维进行慢性扼杀”的案例。
考古学记载，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土著被称为地球近代史上最孤立的族群。塔斯马尼亚岛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海岸外130英里，当巴斯海峡在大约1万年前被海水淹没时，塔斯马尼亚人和澳大利亚大陆之间的联系中断了。澳大利亚本身就是一个孤独的大陆，这两个大陆上的群体当时都没有能够顺利渡过巴斯海峡的水运工具。于是，塔斯马尼亚岛上维持着4000人的数量，完全孤绝地待在世界尽头。这是一个美如仙境的岛，资源也不匮乏，他们就像生活在桃花源里一样。
人类文化倒退最突出的例子就发生在塔斯马尼亚岛上。当时9个部落4000多名靠狩猎采集为生的土著人，隔绝地生活在世界尽头的一座小岛上。他们的生产生活不仅陷入停滞，而且还缓缓地逐渐退回到了更简单的工具和生活方式当中。这是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人口数量和开放环境来维持现有技术。人类在至少3.5万年前就抵达了塔斯马尼亚，当时它还跟澳大利亚本土连在一起。但是到了大约一万年前，海平面上升，填平了巴斯海峡，塔斯马尼亚人陷入隔离状态。到1800年左右，欧洲人第一次见到塔斯马尼亚土著的时候，后者不仅没有掌握其他大陆人使用的许多技能和工具，还丧失了自己祖先曾经拥有过的不少技术。考古证据表明，这些工具和技术是被一步步无情遗弃的。比如，他们使用的骨制工具先是越变越简单，到了大约3800年前，就被完全放弃了。没有骨制工具，就不可能把兽皮缝成衣物。所以，哪怕是在凛冽的严冬，塔斯马尼亚人也近乎赤裸，只在皮肤上涂些海豹油脂，在肩膀上搭层沙袋鼠皮。塔斯马尼亚岛的自然资源这么丰富，为什么这些人不能好好发展文化呢？越过越倒退的原因很简单：与世隔绝、人口太少、没有文化交流，于是，只有文化退步这个必然结果。
身处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时代，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记载了一个“世外桃源”的梦想，“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桃花源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实难比拟。我们可以想见，假使桃花源还能有下一个无人打扰的一万年，根据“塔斯马尼亚岛效应”，就算是不会灭绝，他们的生活也可能退化到原始部落时代。
“李约瑟难题”与
“巨型孤岛”
中国实际上也像一个巨大的“塔斯马尼亚岛”。中国占有旧大陆东部的广阔区域。第三纪末、第四纪初发生地壳运动，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隆起，由此成为了中国与旧大陆西部的天然屏障。中国是一个大陆岛，三面环山，一面靠海，形成一个自然封闭的地理环境，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都存在古人无法克服的天然地理屏障。西南方向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即便是今天人们也很难翻越。还有一个重要遗憾，就是中国海岸线虽长，但没有鱼群，所以发展不出海洋业。
在更靠东方也更加肥沃富饶的印度河、恒河流域，一种与西方完全隔绝的古老文明——印度文明，在亚历山大远征来到之前，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公元326年，亚历山大大帝决心征服世界的最东头，从西往东，打到印度，并最终征服印度，但他只能望着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兴叹。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挡，中国文明得以安然无恙。
以生物学和人类学研究出道的戴蒙德，不仅同样持有解释人类社会命运的地理天候说，并且把这种地理天候说发挥到了极致。他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解释中国文化一度领先又落后时说，“环境因索还包括：新月沃地的居间的地理位置，控制了把中国和印度与欧洲连接起来的贸易路线，以及中国距离欧亚大陆其他先进的文明国家路途遥远，使中国实际上成为大陆内的一个巨大的孤岛。中国的相对孤立状态与它先是采用技术后来又排斥技术这种做法有着特别重要的关系，这使人想起了塔斯马尼亚岛和其他岛屿排斥技术的情形。”
“为什么中国也失去了这种领先优势呢？中国的落后起初是令人惊讶的，因为中国拥有无可置疑的有利条件：粮食生产的出现似乎同在新月沃地一样早；从华北到华南，从沿海地区到西藏高原的向山地区的生态多样性，产生了一批不同的作物、动物和技术；幅员广阔，物产丰富，养活了这一地区最多的人口；以及一个不像新月沃地那样干旱或生态脆弱的环境，使中国在将近一万年之后仍能维持高产的集约农业，虽然它的环境问题日益增多，而且比欧洲西部严重。”
这些有利条件和领先优势使中国经济出现了一种罕见的“高水平动态均衡”。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越低，就越生，越生就越穷；另一方面，越穷就越拼命改进农业技术，越改进就越富有。结果，高生育率带来的贫穷效果和持续改进技术带来的财富效果相互抵消，中国人均收入长期停滞，但人口增长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扩张，中国经济总量长期居于世界前列。
经济总量领先不代表文化先进。本来地理环境导致中国文化“孤独绽放”，政策失误又加剧了“塔斯马尼亚岛效应”。大明永乐三年，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船队，开始了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的七次下西洋。美国《商业周刊》2007年评出了“史上最伟大的30名企业家”，郑和因“最具冒险精神，激励后代企业家勇于承担风险”而当选。但遗憾的是，当时郑和发现的世界是“平的”，与中国没有太多区别。《明史》记载，“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航海回来后中国就开始长期的封闭政策，海禁又成为长期国策，于是，中国的大脑集体开始文化性衰退。
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张世界地图。中国人当时看到了《万国全图》，却没有产生一个游历万国的中国梦想，依然闭关锁国。1794年，清朝乾隆皇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表现出自满保守，没有好奇心去探寻世界上即将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即工业革命。
在1820年之前的几千年内，人类的平均生活水平基本没有变化。但谁能料到，1820年后，工业革命在突然之间侵袭农业世界。从此以后，财富出现“井喷”现象，一些西欧国家的经济突然从停滞转为高速增长。
为什么中国没有能够适应工业革命？在费正清看来，当近代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它闭关自守，排斥外来势力。在文化上，由于长期封闭，出现了“塔斯马尼亚岛效应”，文化进步很艰难，甚至倒退。“塔斯马尼亚岛效应”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难以应对工业革命的冲击，因为它长期处于一个“巨型孤岛”上，对其他文化不关心不好奇是必然结果。
“塔斯马尼亚岛效应”带来的文化反应迟钝和明清时期的政策失误，连黑格尔都为中国近代落后感到惋惜，他说：“郑和走进海洋后，尽管有种种机会中国可以领先，遗憾的是中国人却把头转过去，背向海洋。”麦迪逊也写道：“在1405年至1433年，中国先进的航海技术体现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上。中国的航船比葡萄牙的大得多，由于有先进的防水设备，中国的航船更坚固，也更舒适，它们甚至能远洋航行到非洲。但是，从那以后，中国就从世界经济的舞台上撤回到东亚一隅，远洋航行技术也日渐衰落。”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文联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