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记者 付刚 北京报道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有着14年管理经验的香港强积金制度，一直被视为对内地养老金保值增值有极强的借鉴作用。关乎此项制度的各种细节，近年来也屡有曝光，但类似制度究竟如何引至内地实操层面，如基金公司怎样对接、申购赎回费用如何设定比例等等，鲜见攻略。
抱着类似疑问，记者近日在位于北京金融街的洲际酒店专访了宏利公积金信托有限公司（下称宏利）首席执行官（CEO）吴智珊。
吴智珊的职业生涯一直和养老金有不解之缘。在2000年香港强积金启动伊始，她就不仅作为宏利的CEO负责强积金的产品开发、销售与市场推广、分销渠道策略、风险管理，以及与相关监管机构的联系事宜，还不定期以自己在强积金上的投资经历，撰文做大量投资者教育。目前，宏利所管理的强积金资产达到996亿元，在香港强积金市场居业界第二。
在她看来，香港强积金制度效果显著，对包括内地在内的其他经济体确实具有借鉴意义。而内地的养老金业务，需要在选择有效投资模式、不断提高运行透明度、建立切实有效监管体系、政府给予适当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发挥“多条腿”走路的方式，来扭转养老金缩水现状。
让一切更加透明化
2000年12月，香港正式推行强制性公积金政策（即“强积金”），仅经过14年，覆盖率已高达87%。
从吴智珊的感受看，这一速度自然惊人。她介绍称，香港强积金是由私营部门托管的强制、基金积累制的强制供款计划，作为在政府养老金之外，香港“退休保障三大支柱”的第二大支柱，覆盖香港所有雇员。
就像全球各个经济体一样，香港也在快速老龄化。吴智珊娴熟地列举了一连串数据：3年前，香港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3%，未来十年，将升到19%；到2041年，将是30%。实施强积金制度前，香港310万劳动力中仅约三分之一拥有某种形式的退休保障，强积金推出至今只短短14年，已有270万人、比例超过87%的工作人口参与了强积金计划；余下的是一部分获豁免的公务员，或完全不须缴纳强积金的人士。
不同于内地的个人无法决定养老金使用方式，强积金规定，雇员和雇主每个月都可拿出5%的免税收入，将钱放在信托受托人的专门独立账户，自由选择强积金的细分品种给第三方基金公司打理，并向其交纳管理费，退休时可一次性支取退休金及其收益。
香港员工对强积金的投资有如此大的自由选择权，会不会出现类似A股市场的散户思维——碰到市场波动就撤出投资？当记者问及2008年金融危机对强积金的冲击时，吴智珊出乎意料的平静。她透露，冲击不是很大。尽管当时有的基金净值回撤达到20%以上，但他们会建议投资人不要杀跌，在低位斩仓。事实上，离开的投资者真的不多。
究其原因，吴智珊认为与强积金至少要65岁才可领取有关。因此，她们也一直在教育投资者在退休前三年才会开始看市场情况来调整仓位，此前，投资风格会进取些以尽量积累本金。
“强积金是非常长远的投资，不同于其他储蓄投资计划，不会不断变动基金的投资组合，就算要做调整，一般也只会转换新资金，不会影响旧有供款的滚存。”
相较而言，尽管内地政府对养老体系的规划目标亦是一个三层体系——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构成的。但从现状看，基本养老保险因法律的强制性得到了较好的执行；企业年金近年来虽发展迅速，但由于企业间经济实力差异巨大，仅有较好经济效益和规模的企业方有实力建立自己的年金计划。
吴智珊建议，内地的企业年金制度自2006年推出已有8年，现在应该把这一自愿性制度转化为强制性制度，让更多人受惠。
数据显示，香港强积金运作14年以来，目前规模达5430亿元，其中4100亿元是本金，其余1300多亿元来自投资盈利，目前香港每个强积金账户中，本金平均有15万元，加上收益平均每户资产20万元。按14年回报来算，年化收益为4.7%，同期整个市场的平均收益不到2%。
吴智珊强调，内地政府可考虑不同的养老基金模式，但最重要的是，让供款人知道供款去向、供款金额的多少及收益情况。换言之，养老金制度要做到透明化，而这些都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长期的投资者培育和教育过程，内地有关部门可能需要花更多时间，但需要做到更加透明化。
公私管理的争议
记者注意到，香港强积金受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保险业监理处、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金融管理局等多个重要监管机构监管，以保障计划成员的权益。
强积金受到的限制，也要多于美国401K计划，比如，严格限制使用衍生工具和进行现金、证券借贷，也不能进行高杠杆投资，标的债券需要达到法规要求的信贷评级；每只基金所持的港元投资项目至少占该基金市值的30%，只可将指定百分比的现金存放于单一银行。但强积金的服务提供商都是私营投资机构，而不是由政府部门直接管理。
在谈到养老金应该由公共基金管理还是私营基金管理时，吴智珊认为，养老金由公共基金管理，一定程度上可以承担市场稳定器的职能，同时也可用于一些公共项目，有利于保证当地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当然，这也可能出现投资范围狭窄、投资回报率低，难以达到退休人员投资预期等问题，严重时，甚至可能因资金被滥用及投资不当，导致资产损失。
世界银行调查数据显示，34个国家公共养老基金在1980年至1990年的投资组合中，75%都是投资于政府债券及定期存款，14%用于住房贷款，8%用于房地产，只有3%用于购买股票。
吴智珊透露，从世界银行对私营及公共养老金的投资回报研究看，私营养老金以大优势胜出，许多公共养老金实现的回报低于银行存款利率，也低于各自国家人均收入的增长率。
据介绍，为了增加强积金对企业和员工的吸引力，香港强积金制度还在税收上做了特殊安排。员工的强制性供款、企业为员工所作的强制性供款和自愿性供款都可享有扣税安排，而企业为员工所作的自愿性供款，如员工离职并为企业服务十年或以上，也可豁免课税。
吴智珊表示，税收优惠对强积金投资收益的影响大致在3%到5%区间，这一优惠对员工的吸引力是很大的，“有很多额外资金是员工自愿存进来的。”
加强监管确保公平
据测算，内地基本养老保险过去20 年来的损失量化后分别为：以通胀率作为基准，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收益率相对基准损失高达3277 亿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的潜在损失，近5500 亿元。
如何对这些资金展开专业化管理已迫在眉睫。
吴智珊指出，一旦超过3万亿元的巨大养老保险基金池打开闸门，将需要大量的外部投资管理人去承接。而由私营部门提供“养老金第二支柱”的投资管理服务，具备相对的独立性。
私营公司负有受托责任，以计划参与者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独立管理养老金的运作及资产。私营养老金提供商常常向计划参与者提供更多的投资选择，多加利用股权投资实现更高的回报。
在管理领域，吴智珊指出，政府的公共养老基金不会把资金分配到成员账户中，一般也不会提供报表，所以，参与的个人无法知道自己持有的资产，也几乎没有机会对投资进行选择或获得建议。而私营养老金市场的竞争会提升管理效率，形成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及时分配、提供财务报表及持有资产的透明化，此外，私营养老金供应商能够利用自己的分销渠道为计划参与者的投资选择提供建议并协助成员管理其投资。
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吴智珊强调，政府可以充分利用私营供应商的经验，但同时要对他们进行监管，确保公平和一致性。
数据显示，香港强积金2000年推出以来，注册的强积金基金组合从300只增至477只，5430亿元中70%投资在股票基金，30%投资于债券基金，这与绝大多数主流养老金的投资情况相反，一般为70%债券+30%股票。
目前强积金市场份额最大的机构汇丰银行，占有22%份额。
吴智珊所在的宏利管理的强积金资产达到996亿元，强积金账户数量132.2万户，占据香港强积金资产18.2%的市场份额，在香港强积金市场占据第二的位置；第三位是友邦保险（AIA），约10%左右；第四为中国银行，有8%的份额。
人物简介
吴智珊 澳门出生，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工商学士学位及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宏利公积金信托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宏利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雇员福利业务部副总裁，负责管理宏利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旗下公积金及团体人寿与医疗保险业务。现为香港退休计划协会行政委员会成员，并为香港保险业联会的寿险会员，以及香港保险学会和香港保险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