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曼
2014的告别是写给2015之歌，2014年的忙碌是为了兑现2012年写给2013年的承诺。
一位诗人的新年贺词充满着现实的喜感和时间交替的内心惶恐，仅仅一年365天，但对于青春将逝、已近中年的我们却有如经历一个时代的离去，莫名生长出不舍与眷恋。
犹如专栏作家、著名媒体人、《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离开三联时的“告别感言”，而学者、主笔舒可文的“20年告别总结”却让我们看到“理想”终归抵挡不住消费主义的洪流，在新技术与资本的合力下，新旧交替已是不可更改的事实。
2014年，有太多传统媒体的精英告别，也有太多新媒体的人在举杯相庆，从个人到整个文化行业的际遇，2014年，犹如一道分水岭，它把曾经的“理想”变成过时，它把曾经的先锋变成保守，而个人的黯然与文化产业的高歌猛进恰恰构成相反的两极。2014年文化产业并购加速、并形成几大航母公司，艺术拍卖市场依然是全球第二，电影产值有望突破300亿，就如同姜文新片《一步之遥》营造的盛世幻境，文化的宏大叙事与个人的“小时代”交替上演，从而构成一部超幻的现实主义大片与裂变的2014年个人叙事，当然它也是2015年的前奏曲。
看不见的城市与文化想象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他讲了马可波罗如何给蒙古帝国皇帝描述不同的城市，其中他讲了这样一个城市，到那里去有两条途径，乘船或者骑骆驼。这个城市向陆路和海路两个方向而来的人展示的是不同的风貌。骑骆驼来的人看见它，明知是一个城市，但会把它想成一条船；而从海路来的水手们也明知它是一个城市，却总是把它看成一头骆驼。
当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的风貌自然不同，这也适用于我们观察今天的文化变迁与发展，因此才会有着如此混乱和不同的结论，舒可文在她的职业生涯回顾中，也讲到这个故事，意思是因为所描述的视角不同，得出的观点总是迥异，而记者的工作总是要尽可能多角度去呈现事实，从而还原事情的真相，但她却发现在采访过程中，总是被讲述者带入了不同的通道，结果离真相也就越来越远，有时采访还会干扰个人的认识和判断，这也是今天我们做记者的困境，有时是因为外界因素的干扰无法还原事实，有时则是讲述者对采访者所占有资料的判断的动摇，最后选择从哪个出口出来，当考验一个人的智识，但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也会给我们的思想带来惰性，索性最后放弃了判断，让我们的职业陷入一种常规的圈套中。
《看不见的城市》也是一个隐喻，横扫欧亚大陆的帝国统治者忽必烈汗，他的满足来源于对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的掠夺和征服，而他的大臣和幕僚总是给他一些乏味枯燥的管理帝国的资料和报告，他更希望听到来自异国的年轻人给他讲述的城市蓝图，“为了这个看不见的城市”，也就是他的胜利梦，最后给他的继任者埋下祸根。事实上“理想的城市”是一个想象，而如果为了征服的梦想要把城市的差异性打破，终归是不现实的。
忽必烈想把他征服过的所有城市的特色复制在一起，继而把他没有征服过的城市掠夺过来，建立自己的“理想城市”，就如同文化的记忆，这个西方人看到的城市与蒙古人看到的城市是不同的，这里也隐含着不同的文化想象，而真正的城市是看不见的。
诺奖作家奈保尔在他的游记《信徒的国度》里同样给我们讲了有关文化与历史的选择性记忆，它如何构成一个地方的文化叙事。
他在《杀戮历史》一章中讲到，阿拉伯人于7世纪东征，占领了今天的巴基斯坦信德，烧杀虏掠，并迫使当地人放弃印度教-佛教信仰而改信伊斯兰教，阿拉伯人于500年后撰述了征服信德的历史书《恰奇编年史》，其中也包括后来蒙古人如何摧毁清真寺、击溃所有的伊斯兰后宫，再后来，土耳其人又取代了蒙古人，同样的烧杀虏掠，但土耳其人恢复了当地的伊斯兰教信仰，把当地人从“不尽纯为殖民”的混乱中解救了出来，信德就此编织出自家民族的光辉。在《恰奇编年史》中，第7世纪的阿拉伯人也被描述成为一支经过伊斯兰教启发、教化与锻炼的民族，目前巴基斯坦国内的激进派，也力倡重返纯正的伊斯兰时期，也就是7世纪的文化辉煌。
“历史撰述的选择性如此迥异，迅速导向不切实际的虚无幻境”，在巴基斯坦的教科书上，奈保尔说穆罕默德出世之前的世界，被描述成一片黑暗、剥削横行的世界，但这些是真的吗？
于是，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导致出不同的文化判断和选择，这也是我们这个世界思想混乱和分裂的原因。
回归传统？
回到我们的文化界，同样在不同的两股潮流中撕扯，那就是植根于我们本土的“文化复兴”梦与全球化、国际主义等当代艺术思潮的交锋，并催生出不同的文化形态和观念。
这也就不难理解近年来的“传统文化热”，国学、新儒家、汉服等等，而在艺术上的具体体现就是新水墨的异军突起和国画院的“复古风”，甚至出现国家画院的“集体跪拜”现象，说是恢复传统的“拜师礼仪”。
恢复传统是不是就要遵照或者照搬以前的风俗习惯或者行为方式，一时间激起千层浪，“跪文化”不仅在国画界复活，这两年已经蔓延到各地的中小学、私塾，先是在“清宫戏”中反复预演，然后是书画界力行，进而诱导学生“重师尊礼”，用“礼”替代“思”，也就是独立思考已经被规则和等级替代，这是一套新的软性“意识话语”，用以替换生硬的意识形态话语。
而镶嵌在其中的，却是各种各样的“新水墨”、“实验水墨”、“新文人画”，甚至一些先锋艺术家也在回归传统材料和话语体系，以契合目前的主流文化意识。
它背后的另一个逻辑则是反全球化、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西方艺术在经历不同的主义、流派、后现代艺术后，已开始落幕并向人文传统回归。
中国的现代艺术是从模仿西方油画开始，这之中有一个功利逻辑是工业、技术革命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变化，艺术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不断的革新和变化。
所以，艺术也是一种社会科学。
当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艺术的形态自然会发生变化，那么，恢复传统的技艺和形式只能是个人的一种怀旧方式，如果它要复活成一种社会思潮就会造成一种幻觉，如同“看不见的城市”，进入一种历史的虚无中。
市场的裂变
这些意识反映在艺术市场上，就是传统艺术的落幕，新的艺术形式获得追捧，有人把2014年秋拍市场的变化称为重新“洗牌”，一种裂变：从数字上来看，亿元时代已经结束，从新旧交替来看，“写实主义”油画终于落幕，70后、80后艺术家崭露头角，曾经的市场英雄“F4”在淡去，方力钧、张晓刚等艺术家的作品甚至出现了流拍现象。
而秋拍唯一过亿的作品是乾隆帝御笔手卷《白塔山记》，这也说明“帝王文化”在艺术市场上还是获得了“回光返照”，这也符合不同角度来看待我们的“文化盛世”得出的不同判断，“帝王文化”代表着一种权力的膜拜而不是一种审美，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成就来看，它承续在文人墨客中，而不是帝王手中，大清之所以获得追捧无非是入关后恢复了儒家文化，经由时间的洗礼，如今演变成了民族文化的荣光，它体现在拍卖市场上就是“鸡缸杯”等过亿神话。
不过，资本与技术的革命，继续冲破着等级与权力的审美话语，而开始向消费转化。一些新贵有着海外文化背景，也可以说是互联网成长起来的新的财富梦想者，他们已抛弃了老一辈对传统、写实油画的审美偏好，而开始转向个性化，与自己文化契合的“抽象艺术”、新媒介艺术等新生代艺术家作品上。
以靳尚谊、冷军、杨飞云等诸多写实绘画领军人物为代表的作品在秋拍的流拍就说明市场的趣味已经在发生变化，而70后、80后为代表的新生力量获得认可，意味着消费的力量已经在左右着艺术的生产，而新媒体的出现，也将颠覆现有的格局，2014年秋拍，不过是未来市场的一次演练，未来的艺术走向一定将向更个人化、个性化方向发展。
消费将取代一切“价值”，所以说2014年既是理想的落幕，也是科技未来的新生。
（作者系本报文化版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