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余栋 金海年
人类文明的演化与进步总是伴随着文明的交流与竞争。在这些交流与竞争中，经济与文化一直是无法分离的两个核心。梅花与牡丹，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坚韧与包容，是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传承至今的灵魂，是中华文明不断脱胎换骨重获新生的真谛。脱离了文化的经济无法长久，更不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相互和谐；脱离了经济的文化苍白无力，无法展现其活力与优势。21世纪解开了人类文明历史的新篇章，既包含了欧美文明的刚劲与延续，又重拾了中华文明的宽厚与不竭。中国经济正在崛起，中华文明亦在重生，中国气派、中国式创业，正在形成一股崭新的时代精神，东风西渐、和而不同，一个全新的人类文明多极化态势正在酝酿，Chinalization与Globalization正在成为新世纪、新世界无法分割的新常态。
中华文明再次崛起
2014年10月8日，IMF公布，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预计是17.6万亿美元，将超过美国的17.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中，安格斯·麦迪森教授运用长期的、国际比较的和计量分析的方法，勾勒了跨越千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脉络，解释了中国经济这30年快速增长的原因，评价了中国在今后20多年中的增长前景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2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就已超日本，到2015年就将超过美国，重新恢复中国曾经拥有过的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
根据林毅夫教授等在1994年和1999年《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的第一版和增订版预测，中国经济总规模将会在2035年前后赶超美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际组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将在5年之内（奥巴马任期内）超过美国。按官方汇率计算，考虑每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5%，中国经济规模将在10年之内（习近平任期内）超过美国。
无论以上哪种测算，中国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再次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重新取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世界领先地位，越来越成为亿万中国人的现实梦想。中国是人类历史中惟一实现文明延续的文明古国，并将成为惟一经历由盛至衰，继而伟大复兴的国家。
然而，过去的经济增长成就并不能保证未来的增长表现，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不意味着发展是自然而然、是包容性和分享型的。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任务，比摆脱贫困陷阱的任务更加艰难。实现伟大的梦想需要付出更加巨大的努力。
世界文明多极化趋势
人类文明现在每一年的进步比从前上百年的进步还要巨大，人们的交流已经跨越空间和时间，无论在亚洲还是美洲、欧洲还是非洲，种族和语言，航空与航天技术缩短了空间的距离，互联网、通讯和数字技术再次展现出当年纸与印刷术对于信息与文明传播的革命性作用。尤其自21世纪以来，伴随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重新崛起，世界经济全球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贸易、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与管理等经济要素不断交流，全球多极化从经济也逐渐蔓延到制度乃至文化层面，世界再次开启了多元文明的时代，逐步从欧美文明主导向几个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的多极化方向过渡。经济全球化既伴随文化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更是经济全球化的根基。
2001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不同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经过岁月的淘洗，各自积淀下了风格迥异但灿烂多彩的文化。在全球化势不可挡的今天，各民族文化融合程度日益加深和文化呈现多样性这两种趋势将长期并存，“和而不同”是常态。
经济的增长往往是显性的，而增长的持续推动却由文化软实力支撑。为何同样的经济制度在不同国家效果不同，为何全球性企业进入一个国家后需要根据该国情况调整相应的管理制度与模式，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成为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须面对的课题。
正如市场需要多家企业的竞争才能推动进步一样，人类文明的进步也并非只有一种成功模式；而且，如果全部只有一种模式，对人类的未来就像把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样危险。1993年，美国著名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人类进步既具化在经济与物质层面，更体现在制度与文化层面。正如胡锦涛在耶鲁大学演讲时所说：“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四五千年前的古埃及文明是当时最先进的人类文明，却在两千多年前彻底消亡；幸运的是，人类当时有四大文明，最终还有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发展至今。多个文明的发展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有所贡献，各个文明之间也因相互交流与竞争变得更加有活力和创造力。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将从历史上的非此即彼、零和博弈的单极时代，走向和而不同、取长补短的多极共赢的时代，欧美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等多种文明共同形成相互交织、良性竞合、不断创新的发展进程，新的四大文明将成为人类发展的新动力。
中华文化重新崛起的意义：
Chinalization
中国的复兴当然需要有经济的重新领先为重要标志，而经济的重新领先与持续发展当然与中华文明的重新崛起紧密耦合。
近代的中华文化错失了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先机，对此英国近代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是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产生？或者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方而不是发生在曾经在科技方面领先于世界的中国？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就像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令历史学界痴迷一样，“李约瑟难题”似乎也让经济学者以及各方面的学者着迷。
一个新的假说“塔斯马尼亚岛效应”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文化倒退或发展的某种根本性规律。在塔斯马尼亚岛上，当时9个部落4000多名靠狩猎采集为生的土著人，与世隔绝地生活了一万年。结果意想不到的是，文化不仅陷入停滞，还缓缓退化到更简单的工具水平和生活方式。这是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人口数量和多元化竞争来维持与发展现有技术。
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可惜没有洋流带来的充足鱼群，没能发展出海洋经济。同时在西北方向有青藏高原不可逾越的屏障，难以与外界及时沟通交流，基本上与世隔绝，是一个巨型孤岛，产生了“塔斯马尼亚岛效应”，在大一统后文化停滞不前。无鱼群的孤岛加上明清时期闭关锁国的失误，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西班牙地理大发现和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这三件革命性大事件一无所知，缺乏及时和有效应对，导致中华文明近代的悲怆沉沦。
1949年以来，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一千年以来首次人均收入增长，而且增长迅速。2010年，中国重新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众多机构预测，2020年到2030年，中国将再次超越美国，重新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中华文明在对外不断交流中发展壮大，无论是春秋战国，还是开辟丝绸之路的汉朝，直至与阿拉伯和西方交流达到高峰的隋唐盛世，都是如此。而在封闭中就会走向衰败，无论是明朝后期到清朝，还是现代与当代的封闭时期。改革开放给中华文明带来了重新崛起的复兴时代。中华文明既需要学习西方现代文明，更需要像当年的四大发明一样，为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自己新的贡献。
人类多元文明的发展进步必然是双向的。未来的中国与世界的融合，既不是单向流入、仅仅接受西方文明的单纯西化，也不是单向输出、简单的世界中国化，而是中华文明吸收其他文明的营养，并与中国传统文明融合而加以创新，形成“中国化”（Chinalization）的过程。 “中国化”（Chinalization）也不是特例；随着印度的崛起，也会有个“印度化”(Indialization)的过程。
新的中华文明，不能简单重拾儒家文化等传统古代中国文化，而应把其中的精华，尤其是包容与勤劳的风格、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以及演绎思维，与西方的民主与自由的思想、简单具象的归纳思维习惯相互结合。梅花、牡丹与海洋文明将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
中华文化追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史学家许倬云强调，“中国的主要精神在于文化中的宽大与包容，而非拒绝与对抗。我很希望中华文化所代表的宽大、包容的精神能继续传承下去，以促进世界的和平。”
和谐世界和文明进步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中华民族天赋使命就是以坚毅勇敢和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为人类社会灌注时代精神，帮助全球经济和社会克服暂时困难和挑战，重新振作起来。“梅花与牡丹”反映了中国文化独特的“双重性”，分别代表着自强不息、吃苦耐劳、坚毅勇敢和创新包容、大气庄严、雍容富贵。中国史前造就了以“梅花与牡丹”为最佳的形象化代表的中国文化，从而形成了路径依赖和强大文化惯性。梅花精神展示坚韧不拔与艰苦奋斗，是人类共同欣赏的品质；牡丹精神张扬人类共同的个性奔放和对多样性的包容，这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化”（Chinalization）的文化表达。
人类社会在“梅花与牡丹”文化资本的积累下，才能保持持续发展的生机与活力。经济的发展需要文化作为灵魂，文化的演化需要经济作为肉体。更具体地说，在全球债务居高不下的时候，强调梅花精神，就是要提高储蓄率和减少财政赤字，妥善去杠杆，是对世界有积极意义的。在社会冲突不断的世界中，强调包容的牡丹精神，也是有普遍意义的。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人类在面对危机时，将会发现自己有一股更大的能力，那就是带有中华印记的梅花与牡丹时代精神，她具有不竭的生机和活力；当这天来临时，人类文明将迈向一个崭新的纪元。
（作者姚余栋为央行文联副主席，金海年为中国新供给五十人论坛成员、诺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