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山
1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当天下午举行的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上讲话，强烈指责新年之夜上海市外滩踩踏事件“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教训十分惨痛”。这一天正好也是此次悲剧事件的“头七”，很多遇难者家属来到悲剧现场悼念亲人，场面沉痛，气氛凝重。
一场意外而又惨绝人寰的悲剧深深刺痛了国人的心。被很多人认为只会在印度、非洲这样相对贫穷、宗教背景复杂的地区发生的拥挤踩踏致死事件，今天却发生在被众多国人引以自豪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这的确让人大感意外，这说明在我们的社会及城市管理中，还存在着极大却往往让人忽略的漏洞。
关于此次悲剧的反思性文章，在国内各大媒体及网站上早已是铺天盖地，这些讨论让我们充分意识到了这起悲剧背后的社会心理及制度根源，不过，在所有这些讨论中，关于公民意识的分析却鲜见提及，而公民意识的缺位却很可能是这次悲剧发生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究竟什么是公民意识？
对此，一般的解释是，公民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存在形式，是在现代法治下形成的民众意识，是公民自觉地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基础所建构的一种自我认知。它反映了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
总而言之，公民意识强调的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公德等基本道德意识。然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由于功利主义思潮的泛滥，由于灵魂信仰的缺乏，同时由于政治制度设计的缺位，我们看到的是公民意识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极度稀缺。
此次外滩踩踏事件的爆发，其实就是公民意识在我们社会生活中极度缺位的一次集中体现。
作为这个判断一个令人痛心的佐证，是有灾难亲历者亲述，在悲剧发生前一刻，也就是现场拥挤即将达到最高潮的那一刻，有少数已经占据有利地形的民众，向落在后面的同伴大声呼喊：“快点挤过来，这里位置好！”而他们挤占有利位置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更方便地观赏实际已经取消的4D灯火秀。
只图一己之私利，不顾他人感受甚至侵害他人利益，是公民意识缺位的典型症候。在今天的中国，类似缺乏公民意识的行为几乎随处可见。比如风靡神州大地的广场舞，那些广场大妈们在大分贝音响的助阵下，在公共场合兴奋莫名地跳着各种奇异的舞姿，浑然不顾这种行为可能严重干扰了同样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其他人群。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进入了一个充分竞争的商业消费时代，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儒家文化的礼让之风早已荡然无存，而现代人文精神不但远未形成，反而在上世纪90年代后衰退并失语，大众普遍感到的是生存空间日益逼仄，功利主义思潮成为这个社会实质性的主流价值观。在功利主义的煽动下，民众追逐成功、争夺生存资源的愿望空前迫切，内心也因此变得空洞、浮躁。由激烈的社会竞争、迫切的逐利心理所驱动，大众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个底线思维是：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个人事业经营，首先必须做到我不吃亏。
这种决不吃亏的心理，在地铁拥挤的人潮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每到上下班高峰期，中国各大城市的地铁里就人满为患。不独中国，很多国家的上下班高峰，地铁里都拥挤不堪，但景观最为无序的，恐怕除了中国，无出其右者。高峰时段的地铁发车频率其实很快，基本两三分钟就有一趟，很多硬挤上车者并非真的就非得要赶这两三分钟，而是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有这样一种价值计算：我排了这么长的队，我要不挤上这趟车我就吃亏了。
此次外滩踩踏悲剧发生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地铁挤车思维的幽灵在人群中发酵的结果。驱动无数人向前拥挤的一个简单原因，很可能仅仅是因为多数人都有这样一种潜意识：这么多人向前挤，我要不挤到前面去我就吃亏了，我不能在这里白耗一晚上。
关于这场悲剧的事后讨论中，很少看到关于公民意识的分析，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有论者认为必须顾及这场悲剧中死伤者的感受，觉得这种反思某种程度上隐含着对当事人尤其是死难者的批评和不敬。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因为关于公民意识的讨论并非针对个体，而是针对当下中国某种整体的社会心理状态。对灾难的反思是为了避免灾难的再次发生，而这种反思只有建立在更理性、客观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更全面、完整的结论。
在众多关于这场悲剧的分析文章中，网络专栏作者王如晨的《外滩悲剧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心理危机》是颇有见地的。
文章认为，从基础设施、城市管理等技术层面思考这个话题，不是没意义，而是不在痛点，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多年来，就是因为太依赖技术因素，导致我们的公共安全更容易出现大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它还是一个意识、心理、教育的问题。我们的公共安全意识，确实欠缺很多。主要涉及两层：一是政府与相关机构方面公共安全认知僵化。二是大众、群体的心理问题。我们的安防系统，危机预判与管控，思维侧重‘维稳’。它的盯防对象，整体像是恶的力量，像盯防坏人……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公共安全问题，开始集中在大众或普通人群的意识与心理层面。当外界过于渲染技术系统的优势时，这层因素反而被淡化了……我们习惯被行政、技术管控，习惯被管着，从而忽视了人群缺乏公共安全意识，缺乏自我管理，无法化解各种威胁。”
中国的社会及城市管理，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维稳”的思维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形成一个真正高效有序的公民及法治社会的基础之上。这种维稳模式应对危机处理，可能在事前预防环节非常有效，但在面对一个随机形成的庞大群体时却可能束手无策，因为此时外部力量的强制介入，可能会引发人群更盲目的躁动与不安。
“你不能把这个世界想象成一架精密的机器。人不是机器，被技术、基础设施轻松转移的公共危机，会朝人的心理层面集中。当它与一个大规模人群结合后，隐含的力量更深更重。维稳思维下的公共安全意识，已是僵化世界。”王如晨说。
真正的重点在于，不必也不能把大众都管理得像羊群一样驯服，而应该着眼于将每一位民众都培养成具有安全、公德及责任意识的公民。
（作者为本报文化版资深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