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江林
2015年1月4日是艾略特逝世50周年，他的绝望之诗《荒原》开一代之诗风，被誉为“西方现代诗的里程碑”。如今距《荒原》发表已过去了90多年，而我们当下世界，透过科技推动的进步、繁荣帷幕，其实是越来越繁杂和晦涩。这意味着，艾略特虽不是预言家，但他早已洞察到我们身处其间的现代生活之症结。
成为诗人
艾略特1905年进入哈佛大学，他参加了不少俱乐部，后成为《哈佛倡导》编委会成员，并经常去听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会。
1910年，艾略特到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哲学和文学，并接触到波德莱尔、马拉美和朱尔·拉弗格等象征派诗歌。之后，他重归被当时誉为哲学黄金时代的哈佛大学修读哲学博士学位。
1914年8月，艾略特到达牛津大学默顿学院学习。同行的艾肯将艾略特的诗稿送给意象派诗人艾兹拉·庞德，于是有了两人的见面。从此，两人在新古典主义诗歌的创作活动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庞德的游说下，艾略特的《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于1915年发表。2年后，《普鲁弗洛克及其他》由《自我主义者》杂志出版，由庞德夫妇匿名出资。该书为艾略特奠定了诗人的地位。
1916年4月，艾略特完成博士论文，但由于他拒绝回国而失去了学位。
1917年春，艾略特凭着学过一点外语而获得了语言学家的名声，在劳埃德银行找到一份工作。这样他白天上班，晚上写诗。1917年3月，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现在每星期赚两英镑外加十便士，我要做的就是每天从九点一刻到下午五点坐在办公室里，中间还有一小时吃午餐，下午还有茶点。这薪水固然谈不上丰厚，但随着我干活越来越麻利，加薪还是大有希望的。这话您听着可能会觉得惊讶，但我确实很享受这份工作，它完全没有教书那么累，而且相比之下更有意思。我和别人共用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我有属于自己的桌子，还有个文件柜。这文件柜就是我的职责范围所在，所有与劳埃德银行有业务往来的外国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都装在里面。我负责将它们制表、归档。”
艾略特一边继续发表文学评论和诗歌作品，一边在银行里按部就班地加薪升职。1923年，他当上了经济情报部门总经理，直到1925年离职去了费伯出版公司。
保守主义诗人的宗教皈依
1921年，艾略特染上了新流行的感冒，医生却诊断他精神失常，让他马上疗养休息。于是，艾略特前往瑞士，在马盖特海滨架起遮阳伞，开始写《荒原》。
《荒原》揭示了战后的欧洲已成了荒凉的废墟，人们丧失信仰、精神堕落，急于寻找精神归宿又一无所获，终而陷入绝望。这首风格绝望的诗使艾略特立刻蹿红，成了诗坛新的领军人物。青年人四处传诵着他的诗。诗中奇特的意象、晦涩的句子、精致的音乐感及暗含的神话背景成了批评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1935年冬，薇薇安发现艾略特在《星期日时报》举办的书展上演讲，便带着爱犬波莉找他：“托马斯。”他握着她手：“你好！”波莉认出了男主人，扑上去，他没有理睬。演讲结束后薇薇安上前问艾略特：“你跟我回家吗？”他答：“眼下我不能跟你说。”她递上了一本他的书，他在书上签了名，走开了。这年，薇薇安在给别人寄的圣诞卡上署名仍是：“自T·S·艾略特夫妇。”
1938年，薇薇安的弟弟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她于1947年去世，此前，她为看艾略特《大教堂谋杀》一戏，至少到墨丘利剧院去过7次。艾略特听了悲痛欲绝。
用艾略特式的方式
对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普遍的困惑与幻灭感，艾略特捕捉到表达这种情绪的方式，因此他比同时代的任何诗人都高出一筹。
《荒原》和《空心人》集中表现了西方人面对现代文明濒临崩溃、希望颇为渺茫的困境，以及精神极为空虚的生存状态。《空心人》中绝望的情绪十分明显：人是空心人，头脑里塞满了稻草，人的声音“完全没有意义，像风吹在干草上”，而整个世界将在“嘘”的一声中结束。空心人是失去灵魂的现代人的象征。《荒原》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两性关系”的不和谐。这使大地一片荒芜，失去了繁殖能力——艾略特在说自己。尽管《荒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声誉，但同时亦掺杂着恶名和诋毁，他必须经受各种精神的历练。艾略特做到了——在与薇薇安相处18年的不幸福生活里，他极为克制，而且，他渐渐成为以自我为中心、情感冷漠的文学大师。
1935年，艾略特回美国时，已经名满天下，受到热烈欢迎。他见到了十几年前的女友艾米莉·赫尔。当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艾略特曾经爱过她，但遭她拒绝。赫尔给艾略特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如果说在诗中，薇薇安代表了病态的女性角色，而赫尔则是他诗歌中温情、美丽的女性原型。《荒原》中“风信子女郎”这段唯一美好的场景就是来源于对赫尔的回忆。当年，他经常送鲜花给她。如今，赫尔已是一名大学戏剧教师，未婚，她认为自己会成为第二任艾略特夫人。可是艾略特告诉她，尽管爱她，但两人最好的关系应该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
艾略特还有另一位精神伴侣特里维廉·玛丽，她曾任职于英国外交部和英国广播电台，是一位家资丰厚的女性。他俩1938年初识于德文郡的一个基督教会议。同年，薇薇安被送进精神病院。玛丽更近地走近艾略特。在她帮助下，艾略特创作出了一些杰作，而且戏剧《鸡尾酒会》中的人物塞莉亚，也是受她启发而塑造出来的。
玛丽另一个身份是：艾略特的单恋情人。1949年，玛丽在一封信中向艾略特求婚，但遭到拒绝。次年，她再次向他求婚，又被诗人拒绝。像赫尔一样，她与艾略特也没有性关系，但他们却保持了20年的朋友关系。
1948年11月5日，《纽约时报》写道：“这位在20年代搅乱诗坛、其作品被大加挞伐与谴责的诗人，如今，20多年后，却作为文学领域的大师而获得国际声誉，这件事不免形成了一种令人懊悔的反讽。”《纽约时报》并非有预见力，而是诗人胜利了，艾略特凭借忧心忡忡的哲学思想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四个四重奏》，获得了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他被誉为“世界诗歌漫长历史中一个新阶段的带领人”。
本来艾略特想乘飞机前往斯德哥尔摩，但是大雾将他逼回到了西海岸的哥腾堡，他被迫坐船赶到音乐厅领奖。瑞典皇家学院评委对艾略特说：“作为一个诗人，艾略特先生，你对同时代人和年轻的同行所起的影响，也许要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深远。”
也许他还缺少一次真正的爱情。1956年，在没有告知赫尔和玛丽的情况下，68岁的艾略特突然与30岁的秘书瓦莱丽·弗莱彻在肯辛顿区举行婚礼。这位瓦莱丽在14岁时听到《三圣贤的旅程》一诗的录音后，一直迷恋着诗人。
这对其他人来说打击不小：玛丽中止与艾略特的交往，彼此不再说话。她写的信被诗人销毁。后来，她把自己记载暗恋史的日记全都烧掉，因为已经心碎。而赫尔则精神崩溃，住进了马萨诸塞州总医院。
不过， 艾略特的第二次婚姻是幸福的。瓦莱丽性格温柔，她安排着艾略特的日常生活，并且守护着他，给了他一种特殊的安全感。艾略特的性格也变得温和、亲切，一改过去的刻薄、紧张和拘谨。夫妻两人经常一起散步，看电影和看戏，或者在家里听听唱片。
（作者系诗人、《空中生活》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