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山
前不久，一个朋友在淘宝上买了一件“鄂尔多斯”牌羊绒衫，购物体验令人懊丧。
这位朋友早知道这个商家卖的肯定不是正牌，她只求能买到真正由鄂尔多斯产的羊绒即可，因此在购买之前特地给商家打了电话，询问能否保证是鄂尔多斯产的羊绒，至于究竟是否是鄂尔多斯正牌倒无所谓。对方在电话中反复保证绝对没问题，有问题可退货。朋友随后付款下单，可收货后发现该物件不仅非鄂尔多斯产羊绒，甚至连羊绒本身也是假的，愤怒之余想要退货，商家却反复推脱，朋友最终因无暇纠缠而不了了之。
毫无疑问，作为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电商平台，淘宝上的部分商家制假售假给消费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和麻烦，然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信用管理的缺失与忽视，最终一定会伤害到淘宝本身——仿佛是一种针对性的报复，消费者曾经面临的困惑和麻烦如今也落到了淘宝身上。
2015年1月下旬，由工商总局一份抽检报告引发的阿里假货质疑，在随后的十余天里持续发酵，对此，阿里一度试图依仗自己强大的商业影响力和政府资源向工商总局叫板，诟病总局“情绪执法”，在被官方指责态度“傲慢”后，阿里又迅速服软，与总局达成所谓和解，但阿里的麻烦显然并未结束——发生在大洋此岸的阿里案，已惊动了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7家美国律师事务所以阿里巴巴集团涉嫌“隐瞒受到监管部门调查”等问题，介入了对阿里巴巴的集体诉讼。
看起来，阿里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而阿里事件的引爆，也提醒我们是时候真正反思我们在商业运行体系中由来已久、沉疴难愈的症结了，那就是信用与尊重知识产权观念的极度缺位。
奇怪的是，在关于阿里事件的诸多争论中，可以看到不少同情甚至支持阿里的言论，而这一立场的持有者并不在少数。显然，在一个信用社会里，这样的争论本身可能就是一大奇观——他们无法想象，一个虚假的事物有何为其辩护的价值，然而在中国，这却成为了可能，不仅成为可能，相关言论甚至还拥有大量拥趸，由此可见，虚假与说谎文化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已经是何等深入骨髓。
一个潜在的逻辑链条是：盗版、仿货、假货可以降低我的购买成本，如果它们存在，我就可以购买，而不必承担法律及道义上的任何责任，当然也无须对制假售假者追本溯源，如果制假售假者都无须追究，那么为制假售假提供商业平台者当然也无须追究了。于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阿里最初的“傲慢”，看到了阿里在网上的大量拥趸，也看到了我们在商业信用领域买卖双方集体沦陷的怪象，中国也因此成为享誉全球的“制假王国”。
事实上，任何一个信用塌陷的社会，决不仅仅是制假者、说谎者单方可促成的，一定是监管者、谎言与虚假的消费者及其他所有商业游戏参与者某种深度同谋的作用下，才可能最终造成信用大面积塌方的灾难性后果。
说谎文化在我们精神生活中灾难性地蔓延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因为一个谎言总是要用更多的谎言来圆谎。于是，生活其中的人会将谎言视为理所当然，进而将谎言视为自己一种必要的生存技巧。
这在擅长说谎的国家中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实。然而在中国，个人信用在商业领域的崩盘，主要还是在商业体系建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致。
我们缺乏有效的监管，我们有时甚至不但不监管，还会在各种地方与部门利益的驱动下，千方百计纵容制假售假；我们从来就无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任何精神创造于我们而言是比廉价劳动力更廉价的产物，我们只要由实物和钞票堆砌起来的可见但却短视的“幸福”与财富，于是我们看到了大量仿制的A货在中国大行其道，我们甚至有能力将这种A货的消费文化反向输出到世界其他地方，进一步坐实自己“制假王国”的盛誉；我们还看到无数盗版图书、唱片、影碟猖獗于地下市场，甚至挤压正版市场的生存空间，中国的传统音像市场就是这样还没等到互联网蚕食时代的到来就被杀死的，而位于这个文化市场上游的精神文化创造活动的空间与活力，也因此遭到摧毁性的打击和碾压。
曾有人呼吁我们要造就我们自己的文化大师，不幸的是，在谎言与虚假文化的背景下，这个呼吁显得多么苍白可笑——弄虚作假是不可能生产出大师的。
这又让人联想到另一个中国逻辑：一方面，我们在政治、经济、科学、思想、文化等几乎所有方面享受着西方在过去与现在创造的精神成果，另一方面，却有人大肆叫嚣抵制西方文化，他们忘了我们正是在对西方文化学习的过程中，才让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甚至我们今天所信奉的国家信仰——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究竟应该拿什么来抵制西方文化呢？难道是重操孔孟之类假道学的旧业？
这种有了伤疤就忘了疼的行径，在诚信缺失的中国是可以理解的，在国际上却实实在在是个笑话。然而，这不仅仅是个笑话。虚假文化的盛行，社会信用的崩坏，正严重削弱着我们这个族群的精神活力，也正削弱着我们的经济与商业活力，甚至可能全面摧毁我们的商业体系，我们至少应该在商业制度层面及早建立起有效的监管机制，彻底切断制假售假的源头与渠道，重建我们的商业信用体系，这其实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步。
（作者为本报资深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