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山
如果我们尝试对2015年中国社会文化的走势做一个趋势性判断，那么最好的做法，是将这一年放到十年背景下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更全面、更完整的结论——尽管就其本质而言，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任何对未来的预测都逃离不了盲人摸象的困境，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从技术上修正盲人摸象的游戏过程，以期结论逼近现实。
那么自2010年以来，中国在社会文化领域究竟发生了哪些重要并足以影响未来的变化呢？
认真梳理，下述三个事件或现象或许是最引人注目的：以微博、微信等私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表达工具的进一步勃兴及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大规模渗透；2008-2009年实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所释放的经济泡沫，透过房地产等领域的空前膨胀，我们看到了中国在一般商业生产、消费领域的深度裂变，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此引发普通民众价值选择更深程度的扭曲与蜕变，道德滑坡成为更普遍也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十八大以后，随着高层权力体系的更迭完毕，中国在政治生活领域似乎也出现了某些变化，至少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浪潮，已实际演变为一场影响中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政治运动。
以上三条线索分别将如何演进，实际并非笔者真正的关切，笔者真正关心的问题是，在上述三条线索交互影响的背景下，智性与常识究竟能否在中国社会有所增进？智性与常识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未来中国的社会共识，可能才是决定我们在可见的未来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关键性因素。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就目前的观察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悲观的。
首先在互联网领域，正如全球共同面临的课题，互联网一直是民粹主义、反智主义的温床，这一点在美剧《新闻编辑室》中有段生动的表达，于是，我们看到了大约从数年前开始，有关部门逐步加强对互联网的信息管制。然而，与其他国家情况有所不同，互联网在中国是少有的还存有足够表达空间的信息通道，除了民粹主义、反智主义，互联网在中国还更多地意味着知识、意见的自由流动，更开放的言路表达，以及时常有效的舆论监督，因此针对互联网的部分管制，可能不但不能减少网络空间中的民粹与反智主义成分，相反可能还制约了其中智性因素的成长和传播。
其次在一般商业生产及消费领域，由于房地产等财富因素的不均衡膨胀，分配不公的社会问题空前放大，民众普遍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财富焦虑的情绪中，其价值选择更是一边倒地、毫无抵抗力地滑向功利主义大潮，在中国数千年传统社会中有着格外凸显于其他族群的权力崇拜与拜金主义思潮，几乎成为我们唯一主流的价值观，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同样有着重要地位的尊师重道的智性传统则几乎全面削弱乃至瓦解。在汹涌的功利主义大潮下，我们根本无力抵抗反智主义的兴起。
究竟什么是反智主义，维基百科的解释是，反智主义又称作反智论或反智识主义，是一种存在于文化或思想中的态度，而不是一套思想理论。反智主义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
这两类反智主义，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均清晰可见，且城乡普遍存在。
笔者一位出版界的朋友，过年刚从老家返回。因为工作与家庭原因，这位朋友并不是每年都能返乡，今年是他相隔数年后的再次返乡。在谈到这次返乡感受时，这位朋友就提到了自己对当前在中国乡村普遍蔓延的反智主义倾向的担忧。
“过去，我们还能感受到村民对知识、对知识分子发自心底的尊重，而今这一切都荡然无存，人们普遍兴起的是对权力对金钱的无限崇拜与羡慕，走到哪里都能闻到一股浓厚的铜臭味，我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反智化倾向。”这位朋友说，显然乡村在他心目中再也不是那块淳朴的净土，“人们到处都在谈论谁谁谁又发了财，谁谁谁的儿子又当了官，如果你要跟他们提到谁谁谁在大学里教书，谁谁谁写了本书，根本就没人 你。”
这位朋友在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职务，应该说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代表，他所慨叹的不是自己在村民心目中社会地位的下降，而是忧虑在拜金主义与权力崇拜的侵蚀下，乡村文化变得日益庸俗、腐朽。
其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就是从省城到其所在的村落还有相当距离，通常他都是坐大巴抵村，这次也不例外，但奇怪的是，这次村民比往年多了一个问题，就是问他从省城怎么过来的。“坐大巴啊。”甫一说完，对方脸上立刻就会出现一种释然的表情。开始他还很诧异，不知道村民问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原来这两年村里开始攀比回村的交通工具，他们通常流传的是谁开了辆大奔回来，或者至少谁又包了辆轿车，只有这样的土豪才能引起村民的羡慕嫉妒恨。明知就里后，这位朋友有次故意装作不经意的样子透露：“哎，飞机整整误点了俩小时，真够耽误事的。”以此试探一下对方的反应。果不其然，对方脸上一定又会浮现出比先前更不自然的表情——对于那座相对偏远的乡村，坐飞机还是有点稀奇的。
“哎，屡试不爽，真的。”这位朋友无奈地苦笑着摇了摇头。
如果说权力崇拜与拜金主义推动了反智文化的兴起，那么制度建设的停滞、现代政治文明的缺失，则导致了常识观念在我们当前社会生活中的倒退，表象之一就是伪儒学的迅猛抬头。
事实上，以现代政治文明为主导的制度建设停滞不前已困扰我们多年，新的价值范式难以确立，而旧有的价值体系显然已缺乏足够的号召力，这样一种价值真空的背景下，各种反现代、反常识的说法趁势兴风作浪、鱼目混珠，其中尤以形形色色的伪儒学为烈，因为它迎合了我们当前复兴传统文化的心理需求。
根据部分学者对儒家传统思想的梳理，我们可以知道，相对于法家的“尊君卑臣”与道家的“绝圣弃智”，至少儒家思想在早期是更具智性色彩的。儒家思想一个重要的智性表现在于对政治批评所持的态度，孔子就承继了古代士、庶人议政的传统，提出人民可以批评政治。“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当然就对应了“天下无道，则庶人议”，孔子历来主张“庶人议”，他本人也一直身体力行。除议政外，儒家也一贯主张知识分子参政，但反对为参政而参政，为当官而当官，而必须是带着强烈的政治使命与批判精神，最终目标是敦促国家实现儒家理想中的仁政社会。
我们看到，当前兴起的各种伪儒学所回避和放弃的，正是作为早期儒家核心思想之一的批判精神，所发展和张扬的则是经过各种改良包装但万变不离其宗的等级差序、安分守己的消极成分，甚至包括由儒家进而儒教后的偶像崇拜，美其名曰“文教”，由此而甚嚣尘上的“扬中抑西”论是典型的现代反智、反常识论。
综上所述，回到上文设问“智性与常识究竟能否在未来几年在中国社会有所增进？”答案确乎不是那么乐观：我们无力遏制权力崇拜与拜金主义在中国社会的继续蔓延，我们也没有足够的理论空间抵御种种反智言论蛊惑人心的说教。
然而，对于任何一个现代社会，智性与常识都如此重要，其基本精神的丧失必将带来灾难性后果，对于我们这个现代启蒙尚未完成的国家而言，我们似乎在等待某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
（作者为本报资深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