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晓薇 北京报道
兵贵神速，这一诞生于2500多年前的中国兵法又一次成功地化身为现代国际关系的“交战守则”。
从3月13日到3月19日，仅仅一周的时间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便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了一次“突围战”：不仅快速将战线推进至乌拉尔山以西——这一欧亚传统分界线，甚至还渡过了地中海，越过了英吉利海峡，最终停在了大西洋沿岸，与美国隔海相望。
在此之前，在美国政府的频频施压之下，以为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为目的的亚投行行动范围一直被困于亚洲腹地。亚投行的此次“突围”，所冲破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界，同时穿越的还有美国人在二战之后一手筑造的“金融藩篱”。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意味着一个更加适合21世纪的全球经济秩序正在生成中。如果美国不采取有效的对策，它没落的速度有可能会比预想得还快。”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英国人的“任性”
“英国已经下定决心加入亚投行，这对于英国和亚洲来说都是一个共同投资和发展的绝佳机会。”3月13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却出乎意料地成为G7集团中第一个加入亚投行的国家，这一行为在其盟友——美国看来不仅草率而且还十分任性。“卡梅伦的保守派政府在基本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磋商的情况下就采取了行动。”华盛顿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然而，美国人口中的这种“任性”行为，对英国人来说则恰恰是基于现实与利益双重考量之后的理性选择。
“机会、利益是促成英国转变态度的主要原因。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已经向亚洲转移，而亚洲的科技创新、中产阶级壮大、消费能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都蕴含着巨大市场能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亚投行的这场‘突围战’不仅仅是一次扩大‘朋友圈’的游戏，更是一次对于亚洲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投票。显然，现在英国已经投出了它的信任票。”
而在黄剑辉看来，英国此次加入亚投行将在三个范围内为其赢得更好的发展空间。
“首先是密切与中国的关系。经过这么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分量巨大的蛋糕，面对如此重要的一次分享蛋糕的机会，更为现实的英国自然不会错过此次机遇。”黄剑辉说。
“其次，是出于英国对中国的需要。作为传统的金融中心，在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上，英国一直都希望可以拔得头筹；而亚投行的出现让人民币的国际化前景也更为广阔。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希望可以引入外部资金对其基础设施进行更新。”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黄剑辉认为，英国加入亚投行是一种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将帮助它继续发挥其在全球的影响力。
就在英国投下对亚投行乃至对中国经济的信任票之后，人民币便开始了一轮亮丽的攀升。截至3月20日14时，在岸人民币兑美元上涨了0.14%，至6.1875。在岸人民币兑美元近一周涨幅已达1.2%，创下2005年汇改以来最大单周涨幅。
英国人在亚投行上所看到的发展前景，欧洲其它国家也同样不会忽视。
3月18日，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政府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它们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至此，G7集团成员国已经有一多半踏入了亚投行的“门槛”。
一天后，又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卢森堡也向亚投行递交了申请，希望可以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也增至32个。此前受美国施压而拒绝加入亚投行的韩国和澳大利亚政府也在“回心转意”，两国政府均表示将重新考虑加入亚投行。
而美国的另一个亲密盟友——日本也三心二意起来。3月20日日本财相麻生太郎表示，如果（亚投行）妥善的融资审查机制得到确保，就不排除加入其中进行磋商的可能性，并表示“愿从外交、经济的角度进行慎重判断”。
美国似乎正在变得有些形单影只。
亚投行使命
在美国政府看来，亚投行的创立是为了与世界银行形成竞争，是为了对美国所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发出挑战。
然而，无论是从亚投行的定位、资金规模还是运行规则上，这种想法都似乎过于武断。亚投行从设立之初，就已经将为帮助亚洲贫困国家提供基础设施项目资金作为自己的目标。
“亚投行有自己清晰的定位，其主要扮演的将是投资银行的角色，而世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的主要目标则集中于扶贫。”黄剑辉说，“而亚行、世行与亚投行定位之间的差异恰恰体现了中国的一句古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扶贫，更类似授人以鱼，而基础设施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更类似一项重要的发展技能。中国提出亚投行构想，很好地适应了亚非拉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这种需要也是促成西方国家加盟的原因。”
而在陈凤英看来，即使亚投行在功能设置上会有一些与世行或亚行重叠的范围，但也并没有取代之意。“我们不会替代它，但我们要弥补它，或者与其互补。也许最后我们还要倒逼它的改革。”陈凤英表示，“融资能力欠缺、资金缺口巨大、效力低下已经成为了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通病，亚投行的出现就是为了搅动这一池‘死水’。”
据亚行预测，未来十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为8.22万亿美元，即每年需要新增投入约82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投资需求占到了全球GDP的11%，而亚行2013年提供的贷款额仅为210亿美元，即使把世行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扶贫贷款计算在内，资金缺口也依然巨大。
“亚洲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创造融资环境。作为世界金融秩序的主导者，美国也许更需做的是对其主导的金融机构的弊病进行改革，而不是压制新生力量的诞生。”陈凤英说，“美国认为亚投行是威胁就是威胁，认为是倒逼就是倒逼，亦敌亦友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美国怎么办？
盟友的“投诚”究竟是会促成美国改变其居高临下看问题的角度，还是会进一步激发其“斗志”？专家们则给出了悲喜两种观点。
陈凤英认为在顺利完成“突围战”后，等待亚投行的将是“持久战”，但最终还是会以美国改变态度“皆大欢喜”来结尾。
“我认为美国最终会加入亚投行，美国十分清楚亚洲对其在战略和经济上的双重重要性。它不会轻易放弃任何扩展其在亚洲战略空间的机会。”陈凤英说，“而作为一个开放、包容、透明的新型全球金融机构，亚投行也欢迎美国的参与。成员国的增加虽然会稀释中国的投票权，但是也会打消国际上对中国主导亚投行的质疑。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加入总是会带来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发达国家多属于规制下的经济体，它们对于多边机构的管理经验都可以为亚投行的运行提供参考。”
至于日本对亚投行的犹豫态度，陈凤英则认为，日本正在丢掉一根将其拉出“通缩陷阱”的“救命稻草”，“日本毕竟是一个亚洲国家，加入亚投行对于在资金和技术上都有优势的日本来说将是一个绝佳的发展机会。日本在错失良机。”
然而，黄剑辉则对美国会改变态度并不乐观。“我感觉很难，世界上其它国家都有可能改变，唯独美国以及其坚定的追随者日本改变起来都很难；因为它们和我们有着结构性的矛盾。”黄剑辉说。“美国所真正担心的并不是亚投行的创立、实际功能以及其‘朋友圈’的壮大，而是以亚投行创建为契机——一种新规则制定权的转换。”
陈凤英更是直接指明中美的亚投行之争其实质就是一种规则之争。
“中美关于亚投行的此次较量，其实质上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对于如何建立21世纪新型世界经济秩序的立场之争。守成大国不能接受新兴大国自主建立新的行为规则。”陈凤英说。“对参加亚投行成员的争夺只是这种博弈的表现，而规则之争才是核心。”
陈凤英认为，美国应该认真考虑参加亚投行，这将为亚太地区实现互利共赢提供一个更高的起点。“亚洲目前正在被多个区域化协定所隔离，而亚投行正好可以为打通亚太搭建一个重要平台。”陈凤英说，“无论是双边投资协定，还是多边自贸区谈判都可以成为这一机构的运行准则。初始成员国的增多是在形式上实现了亚投行的全球化，而随着高标准的运行规则的制定，亚投行将在实质上走向国际化。”
亚投行成功突围后，一个更重要的选择摆在了美国面前。
美国是应该顺势而为，参与到这一新型金融机构的规则制定中来，为亚洲乃至全球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丰富更有营养的“蛋糕”；还是继续墨守成规，成为旧秩序的“守护者”，将曾经让美国人深感骄傲的平等与创新精神抛诸脑后？
“也许美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战略性和建设性。”黄剑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