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晓薇 北京报道
又一位强人离世。
新加坡总理公署3月23日当天公告了这一消息：“总理十分悲痛地宣布，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因病于今晨3点18分在新加坡中央医院平静离世。”
从1959年新加坡取得完全自治权后的首任自治邦总理，到1990年卸任，如果再加上其卸任总理后出任国务院资政和内阁资政的岁月，李光耀的政治生涯超过了半个世纪。事实上，直到离世前，李光耀仍在忙于为新加坡的未来奔走谋划。
作为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成功地将新加坡由“第三世界”带入到了“第一世界”；而在这一飞跃过程中，“发展就是硬道理”几乎涵盖了李光耀的所有执政理念。在这一执政理念下的李光耀，在世人眼中也许严格得近乎苛刻，强硬得近乎固执，现实得近乎“残酷”；但是，当这一切个人性格特点折射于他所执政的国家时，世人更多看到的是一个高效、廉洁、富有创造性和务实精神的新加坡。
时势造英雄，但对新加坡而言，也许是英雄造就了这个时势。
强者是怎样炼成的
1923年9月16日，祖籍广东大埔的父亲为这一天出生的家中长子起名光耀，本只是希望其可以光耀门楣。然而，李光耀却将他的光芒照向了整个新加坡。
作为新加坡的第四代华裔移民，李光耀的童年时代更多接触到的是英式的教育，在他35岁之前，都不能进行华文的书写和阅读。然而，教育环境在赋予李光耀英式思维方式的同时，中国传统家庭生活的氛围却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李光耀的性格。
作为有5个孩子家庭的长子，李光耀从小便受到了一种“长兄如父”般的尊敬。在2001年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李光耀曾表示，弟弟和妹妹之间一旦有什么事情需要决定，都会询问他的看法，而每逢传统中国新年或是公历新年，弟弟妹妹也会前去看望他。
“没有所谓的亚洲模式，但是东亚儒家社会同西方自由放任的社会有着根本的差异。儒家社会相信个人脱离不了家庭、朋友乃至整个社会。新加坡政府一向仰赖于家庭的凝聚力、影响力来维持社会秩序。正是家庭所传承的刻苦、孝顺、尊贤等美德造就了生产力，推动了经济增长。”李光耀在那次采访结尾回答家庭对于他有何影响时称。而“家长制”也成为了李光耀之后一生所坚持，同时被一些人所诟病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家长制”的其中一个表征就是为人处世严格，甚至是过于严苛。英国留学期间，社会学的人文启发为李光耀树立了反殖民统治的目标，而法学的严谨逻辑不仅为今后的执政理念奠定了基础，更是为其树立了鲜明的执政风格——严格、严苛、严酷是不同观察者对于李光耀执政风格的差异化评价，但是惟一的共性无外乎“严”。这从其演讲和行文中也可窥见一斑。在李光耀大量的演讲和著述中，几乎没有形容词和冗繁的句式，他喜欢用极短的句子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即使因为语句太短造成语境的误会，也从不解释。
正是在这种先天的家庭环境和后天教育经历的共同作用之下，李光耀被推到了历史前台。1954年，李光耀与其同仁成立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并出任秘书长，他的政治生涯就此开始。
“法家”思想
一般而言，评判一个政治家是否成功，是否值得尊敬，重要的是看他给国家带来了什么。而作为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最大的成功也许就是将新加坡带到了这个世上，并倾其一生心血为其筑造了一个难以复制的“新加坡模式”。
1958年，英国殖民当局同意新加坡通过1959年大选从半自治状态变为全自治。从开始争取自治，李光耀就一直在忙于通过“连横”策略来增加新加坡的“安全感”。1963年7月，新加坡与马来亚、沙捞越和纱布组成马来西亚联邦。
然而，这场“联姻”仅维持了一年就以新加坡被逐出联邦的方式结束。这让李光耀陷入到了人生的“痛苦时刻”，如何让自然资源匮乏的新加坡生存下去？如何让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所形成的不稳定社会族群找到共同的文化归属？诸如此类的问题让李光耀夜不能寐，甚至让一向在饮食上严格自律的李光耀不得不在晚餐时配以啤酒和葡萄酒，以达到镇定心神的目的。
“如果以事实为出发点，新加坡不应该存在，也无法存在。但现实告诉我，新加坡必须独立存在。我带着惶惑不安的心情启程，走上一条没有路标和漫无目的的道路。”李光耀在其回忆录《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中写道。
1965年8月9日，在一种因极力克制悲痛而略显颤抖的声音中，李光耀宣布成立新加坡共和国，李光耀担任共和国总理。独立之初，面对一片混沌的新加坡，律师出身的李光耀开始尝试如何将“法家”思想运用于其执政理念之中。而李光耀的华裔基因和全部源于英国的法学教育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则给李光耀的“法家”治国理念罩上了一层威权色彩。
在他的“法家”学说中既包含有东亚儒家理念的家长式尊严，也接受了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也正是在这种治国框架之下，新加坡开始走上了腾飞之路。
从1976年到2014年，新加坡GDP的平均年增速为6.9%，人均GDP增加了近50倍。新加坡也成为了亚洲惟一一个获得三大国际信誉机构AAA级评级的国家，还被《时代》杂志评为了亚洲奇迹。
国际交往的桥梁
除了将新加坡这一国土面积只有683平方公里的小国培养成经济体量上的巨人外，李光耀还凭借着个人杰出的外交能力将新加坡打造成为了东西方交往的桥梁。
2012年一本名为《去问李光耀》的书出版，在这本由美国国防部特别顾问、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等人根据过往对于李光耀的一手采访所编撰的书中，李光耀的解答范围早已超越了新加坡海峡，外延至了印度洋、大西洋乃至太平洋。无论是小国如何顺应国际形势的变革，还是大国应该扮演何种角色，都可以从李光耀的思考中找到答案。
在李光耀的纵横捭阖、长袖善舞之下，其实用主义的外交策略不仅为新加坡赢得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也成为了亚洲外交的一种新走向。
李光耀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见证者、中国台湾问题的“撮合者”，也成为了西方问询中国政策的“代言者”。在对华关系上，李光耀不仅将密切同中国的关系作为了新加坡未来外交政策的核心，而且还强调赋予中国应有的大国地位。在这一点上，李光耀再次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战略眼光。
虽然在李光耀的政治生涯中也不乏争议之声，尤其是2011年新加坡大选反对党成功获得6个席位，更是让新加坡的“优质民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这些变化也许会从另一个侧面倒逼以实用主义为治国理念的新加坡转向另一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