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凯
“推出中国制造重点领域升级方向绿皮书目录指引……大中小企业配套推进，务求重点突破，取得实效、财税、金融、人才等政策都要给予倾斜。通过不懈努力奋斗，打造中国制造业升级版。”当3月2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一项这样的内容时，我感觉，中国经济获得第二次高速增长的机会来了。
而这个机会到来的关键，其实是政府产业政策的重新定位。
政府的产业政策要不要？其实不是个问题，问题是扶持什么？怎么扶持？“中国制造2025”将是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机会，而和第一次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产业如服装和组装电子产品一样，第二次升级之后的高端制造业，将充当起中国出口的增长引擎，继而充当起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3月25日当天，我曾在“地平线”专栏中写了一篇《制造业升级不止互联网+》的文章，说的正是中国经济更需要通过制造业升级来带动，而非仅仅依靠将制造业主导转型为消费业主导；同时，制造业升级应该依靠互联网+，但是不能依赖于互联网+，大制造业要走大制造业的路。
更重要的是，“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打造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的范围是广阔的，涵盖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十大领域。
会议当然也提到了这些领域与互联网+的关系，但是决不止是互联网+，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比我们通常理解的互联网+要深入得多，不能像哪家搞传统教育的，搞一搞线上教育就触网成精了，也不能像哪家开店卖药的，搞一搞线上销售也能股价翻番。制造业的升级，要依靠互联网+，但是这都不是升级成功的最核心因素。
你要问成功的关键在哪里，答案简单得让你觉得索然无味，就是这样的产业政策，是以国家力量才能办到的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这样的整合，是国家政策可以制定的“财税、金融、人才等政策都要给予倾斜”，是以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开道亚投行支持的市场开发。
在中国从一个贫困国家转向小康国家的30多年时间里，制造业起到的是核心作用，在今后中国从一个小康国家转向富裕国家的时期内，制造业仍将起到核心作用，因为中国是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在这样的国家，只有制造业与贸易才是经济快速发展之源。
当然，为了这个目标而制定的产业政策必须有严格的出口纪律，财税、金融、人才等政策给谁扶持，这些都是策略问题，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最优秀的企业家投身于高端制造出口领域，保证获得政策保护和补贴的企业不“寻租”。也就是说，“不能让企业家不注重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改进技术和提高竞争力，而是一味地寻求国家的保护和补贴”。按照亚洲经济发展的研究者史塔威尔的说法就是，“要找到某种有效的机制，在允许企业家为了自身谋求赢利的同时，也迫使他们变得具有全球竞争力，换句话讲，必须强制性地统筹国家发展的利益和企业发展的利益。”
史塔威尔的发现是，东亚各大经济体的政府在以前的发展阶段中都曾试图培养国内企业家，但是只有东北亚的政府成功了，而东南亚的政策却失败了，差别就在于出口纪律。而所谓出口纪律，就是政府连续性地评价、检验那些获得政府保护和补贴的国内制造企业，迫使企业发展出口贸易，参与全球竞争，依据企业出口成绩的高低来决定支持谁或不支持谁。
我的理解是，对于这种出口纪律，使用在民营企业家或者国有企业的领导身上是一样的，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国有企业家的纪律会更加严格。前提条件是，控制腐败在国企内的滋生。而这一切，现在都是正在进行时。
中国制造的升级，时间问题而已。
（作者为本报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