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沈山 北京报道
醒来就是从梦中往外跳伞。
2015年3月26日，瑞典著名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去世，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位“21世纪最后的诗歌巨匠”给我们表演也许是世界上最惊人、最美妙的诗歌跳伞动作了。
诗歌履历
特朗斯特罗姆在西方现代诗坛盛誉隆盛，对中国当代诗歌写作也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重要的诗人，生前发表的诗作加起来也不过二百六十余首。
他的诗歌语言简洁、洗练，写作缓慢而沉潜，有时一年最多写三首诗，有些诗往往要用几年的时间打磨才完成，如《有太阳的风景》，前后耗时7年才最终完成。有人评价他是“像打磨钻石一样写诗的人”。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生涯开始于中学时期，1954年，出版第一本诗集《诗十七首》，尽管当时他还是一位在校大学生，但这本诗集轰动瑞典诗坛，被文学史作者扬·斯坦奎斯特称之为“一鸣惊人和绝无仅有的突破”。此后又陆续出版了包括《途中的秘密》、《半完成的天空》、《看见黑暗》等十余部诗集。
1965年，特朗斯特罗姆与夫人及孩子一起搬到斯德哥尔摩以西40公里处的小城韦斯特罗斯，此后一直住在那里，并在当地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以至于1997年当地政府建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特朗斯特罗姆文学奖。
特朗斯特罗姆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终于2011年10月6日获得该项大奖，理由是“他以凝炼、简洁的形象，以全新视角带我们接触现实”。
特朗斯特罗姆被誉为“欧洲诗坛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诗人”，批评界称其为“隐喻大师”，有人把他视作“深度意象诗人”，也有人把他看作“后超现实主义诗人”、“新简单主义的开创者”、“巴洛克风格的诗人”、“现实象征主义诗人”等等。
翻译家、诗人、特朗斯特罗姆最重要的中文译者李笠认为，特朗斯特罗姆通常从日常生活着手，擅长用精准的描述，让读者进入具体空间，然后更换镜头，将细节放大，变成特写，让飞逝的瞬息获得旺盛的生命力，透发出“意义”，展现一个可感可触的新世界。
20世纪80年代，《美国诗评》杂志已将特朗斯特罗姆和切·米沃什、布罗茨基、希尼并列，称之为“最杰出的欧洲诗人”，后三位已分别于1980年、1987年和199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特朗斯特罗姆甚至被排在这些人中的第一位。布罗茨基曾坦承自己偷过特朗斯特罗姆的意象，并称他是“诗人中的诗人”，后面这一评价成为许多中国当代诗人的梦想，那就是通过纯诗写作成为“诗人中的诗人”。
北岛、李笠、黄灿然、董继平、马悦然等，都曾将特朗斯特罗姆的作品翻译成中文。
中国缘分
2002年，北大《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发布研讨会，患过中风、行动不是特别便利的特朗斯特罗姆亲自前往出席。
因为各种机缘，也因其诗作本身的分量，特朗斯特罗姆在中国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力。
在诸多瑞典籍文学家中，特朗斯特罗姆作品的中文译本可能最多，远远超过他的三位文豪前辈——斯特林堡、拉格奎斯特、拉格洛芙，这其实有着一定的时代背景因素在起作用。
中国诗人从“朦胧诗”一代作者开始，旅居海外或是有过访问经历的人渐多，诗人从事诗歌翻译的现象渐成规模。而特朗斯特罗姆，因为其独特的意象诗写法，与“朦胧诗”一代所引发的汉语新诗意象美学阅读口味的亲近，以及中国文学界近20年的现代主义情结、诺贝尔奖情结这些大的背景性元素，而成为中文翻译者最易青睐的西方现代诗人之一。
特朗斯特罗姆可能也是自普希金、泰戈尔之后，中文译本最多的欧洲诗人。仅在文坛享有知名度的诗人译者，已不下十位。其中，最早从瑞典语直接翻译的译者是李笠，稍后有翻译家李之义的译作发表，近年又有马悦然的译本出现。马悦然和李笠还因为相互对译作的不同评价，在媒体和网络上打起了笔仗，用词的激烈程度，溢出了特朗斯特罗姆作品的话题本身。知名译者为一位当时还健在的诗人打笔仗，在国内实属罕见。
特朗斯特罗姆在他人生的最后15年，逐渐成了在中国拥有“知音”和“诗歌亲戚”最多的欧美诗人。他大约也是接待中国朝拜者最多的殿堂级诗人。他的诺奖评委会同胞在投票时肯定也感受到了他在东方的这种知名度。这种知名度源于中国读者与作者对“含蓄”、“意境”等古典诗歌质素的追慕，也同时源于内地许多人对“朦胧诗”引发的意象诗审美、“1980年代诗歌黄金岁月”的怀念。
相关争议
特朗斯特罗姆究竟是不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诗人、批评家徐江对此持有相对保留的意见。
诺奖评委会对特朗斯特罗姆诗作的核心评语是 “他以凝炼、简洁的形象，以全新视角带我们接触现实”，其实，任何一个相对优秀的现代诗人，几乎都可用类似模糊的语言来称颂。而与特朗斯特罗姆几乎同时期，在欧洲范围内先后出现了阿伦茨、策兰、傅立特、特德·休斯、巴赫曼……这些诗人都是欧洲诗坛由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时段的宗师级诗人，在诗歌美学的开创性贡献上都要比特朗斯特罗姆大。“特氏与其说是一个面向未来诗歌美学的大师，不如说是一位整合现代主义诗歌美学并做出自己独特诠释的巧匠。”徐江说。
有中文读者因特朗斯特罗姆诗风中所具备的意象手法，以及部分的超现实主义因子，就认为他是当代最杰出的意象诗人，徐江认为这显得有些急躁和片面。“如果把‘二战’作为当代的起点，最杰出的意象诗人很可能是奥地利的保罗·策兰。意象也好、超现实也好，都只是特朗斯特罗姆风格中的一部分。”徐江说。
国内另一位著名诗人于坚则认为，特朗斯特罗姆的写作反照出中国诗坛的焦虑。
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写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有意识地拒绝任何政治立场，坚持超然物外的纯诗写作路线。特朗斯特罗姆这一诗歌立场和写作风格的形成，多少与他自称的“放弃西方雄辩传统”有关。对此，于坚明确表示“他的诗歌，我很欣赏，但不会去学习”，因为于坚认为，现代汉诗写作的特征恰恰不在精练，而在“雄辩”，对于我们的诗歌语境而言，“雄辩”才恰恰是陌生而具有现代性的传统。
“在不雄辩，以暗示和隐喻擅长的高度精练的古典诗歌中，世界的另一些感受，幽默感、机智、叙述的力量、语言的亲和力都很少能够呈现。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过去了，我的工作是开辟汉语诗歌的另一种可能，雄辩。”于坚说。
歌德说，法国大革命是他的遗产，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的诗人则应该寻找我们自己的、当代的、精神的历史遗产，这个遗产将决定我们的表述内容与风格。
在《特朗斯特罗姆是汉语的传统、西方的先锋》这篇长文中，于坚这样写道：
中国模仿者的困境是，他们既没有唐代世界的在场，又没有瑞典世界的在场。他们位于中国20世纪多灾多难的历史中。他们可能拒绝看到这一点，但这一历史遗产就像宿命一样，使诗人们的在场在本质上与特朗斯特罗姆养尊处优的生活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他们成为诗人中的诗人的梦想并没有基本的东西来支持——与生活和自然的真正关系。（纯诗写作）在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中，那是存在，是北欧充裕的物质世界和自由精神王国中，人们对自然和人生的刻骨铭心的亲和所产生的想象力以及无忧无虑，因此在精神松弛的状态下对自然人生的深刻感受。
对于生活在我们自身历史语境下的中国诗人而言，坚持拒绝任何政治立场、坚持意象写作的特朗斯特罗姆，或许并不是一位适宜的学习对象，单纯模仿则是一个更拙劣的诗歌表演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