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曼
当地时间4月13日，德国诺奖作家君特·格拉斯逝世，享年87岁，同一天，被誉为“拉丁美洲之声”的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逝世，享年74岁，很多评论家之所以把两人的逝世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写作与政治的紧密关系，而被称为“最政治”的作家，但两人究其文学主张与政治见解又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很容易与坚持“纯文学”写作者区分开来，比如前一周逝世的瑞典诺奖诗人特朗斯特罗姆，他是一位“零政治立场”的诗人，从而被称为“诗人中的诗人”，特氏因美学上的成就获得中国诗人、文学界人士喜爱，这也反映出当下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现实的两难处境。
格拉斯“剥洋葱”引出的争议
“你的小说写得再好有什么用？”作家朱天文曾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其实这也在回答当下所谓“纯文学”写作与文学作品中的政治性两类作家的社会价值，君特·格拉斯显然代表的是后者，他一直坚持文学的“启蒙”意义，但他的启蒙工作主要建立在文学回忆的基础之上，他的小说“总是关乎于历史和对历史的反思”。这主要体现在《但泽三部曲》中，包括《铁皮鼓》、《猫与鼠》和《狗年月》，这些小说是回忆和反思二战时期的德国历史，在叙述者们虚虚实实、似真似假、游戏式的讲述过程中，历史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显露无遗。这种荒谬和荒诞性不仅体现在个人命运中，它也体现在历史进程中，所以格拉斯说他的写作就是在于揭开历史的伤疤，这对于经历过二战，或者说是二战的发起国的人来说，政治已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二战后他们又继承了这一历史遗留物并生活在其中，如果他的写作剔除了这一现实性，他就是回避了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所以格拉斯说如果一个人的权利得不到尊重，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自由就不可能了。
格拉斯首先是作为一个公民在发出声音，然后才是一个作家，他同时也是一个雕塑家、画家，他也参与政治活动，写了不少的政论文章，他把写小说称为“撒谎”， 其政治写作的要义，则是真实与真相。
这是格拉斯为了不损害小说的“文学性”给自己的定位，因为他深知政治的运行规则是权力，而文学的归宿则是审美，但小说的政治性并不等于政治小说，政治小说是始于戈培尔、苏俄时期的“革命文学”，它突出的是文学的教化与宣传功能而有意压制它的文学性与审美功能。中国左翼文学也曾传承自苏俄“革命文学”，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乃是对这一传统的颠覆，而五四以来鲁迅等作家开启的“文学启蒙”则中断，近年来，也有作家以“修历史”的方式参与文学创作，其实与君特·格拉斯有相似性，他们都是要唤起集体记忆，虽然这一过程极其痛苦，但我们却不能无视这一伤疤。
在功成名就后，也就是格拉斯获得诺奖，他的《铁皮鼓》被公认为是欧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改编自《铁皮鼓》的同名电影获得奥斯卡奖，他甚至被英国评为“欧洲的良心”，他也被德国认为是德国的“良知”时，却“剥起了自己的洋葱”，在自传《剥洋葱》中，坦承自己的一段“党卫军”经历，他不曾作恶，只是普通的一位装甲兵，但却是一段幽暗历史。他本可以沉默，但他却选择了向世界告白，并不惧怕名誉受损，结果批判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有媒体直接问他：“其实你什么都可以不说，你为什么要说出来呢，没人强迫你去写。”
一些格拉斯的忠诚支持者，也对他提出了异议，有赞成他坦诚的，也有对他有意隐瞒这段历史发出虚伪等批评，显然，要从个人出发来审视我们的污点或在历史中犯下的罪过是如此之难，作为集体责任，随着二战结束，德国应该算是反省和反思最好的国家，但于个人还是有很多禁忌，而格拉斯的不松懈，继续挖掘二战伤疤的方式却也会引起很多人的不安。
他们为什么要杀犹太人？
法西斯在西方很难抬头，但对犹太人的看法却困扰着很多欧洲人，笔者曾接触过一些德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也很困惑希特勒为何要杀犹太人，还说多次去以色列寻找答案，其实这是一个历史命题。
君特·格拉斯毫不妥协的态度其实是要挖掘出我们生活中的极端现象，他其实一直在与极端势力作斗争，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极端分子，他都毫不留情，因为他觉得是他们在为虚幻的文化、主义、观念杀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他是人道主义中的“和平主义者”，这一点与鲁迅，与他同天去世的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不一样，他们虽然都是人道主义者，但赞成“革命”而非改良，格拉斯是改良派，也是理性主义者，他反对“理想主义者”。
他追述历史的细节，同时用小说去反观个人在历史中的价值与尊严，从而避免滑入历史的虚无中，这是格拉斯与法国很多后现代主义作家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反理性是不能解释曾发生的一切，就如同现代的欧洲人怎么也不明白“犹太人会像地图一样被抹去”，这一历史悲剧竟然是发生在近代欧洲，在上世纪20年代，希特勒以政党名义立法：剥夺犹太人的一切权利包括个人财产，格拉斯说当时犹太人以为天主教徒会反对，但当大多数人去剥夺少数人权利时，反对的声音往往很微弱，结果不受制约的权力就会成为脱缰的野马，没人可以阻挡，乃至给世界造成灾难。
由此可见，个人权利的重要性，历史远没有终结，历史也不能因记忆的消失而进入虚无的坟墓，君特·格拉斯“剥洋葱”，不仅是要追问历史的真相，也是在提醒世人专制主义的可怕，因为历史的过去也会成为未来。
妥协与不妥协
或许有人会说，历史的来龙去脉历史已经记叙得很清楚，文学介入历史是否多余，但历史的复杂远非历史事件和地点可以讲清楚，尤其是隐藏于历史深处普通人的情感和命运，而文学恰恰能弥补这一遗憾，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复杂性与戏剧性。
格拉斯的个人史就是德国的断代史，他出生于德国但泽自由市，父亲是德国新教徒、母亲则信奉罗马天主教，而但泽在600多年前，就成为德国与波兰反复争夺的城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但泽成为国际社会监管的自由市，但市民的文化认同还是德国文化，所以希特勒在鼓吹收复失地，重显帝国荣耀时，很多当地青年参加党卫军，格拉斯当年17岁，也加入了党卫军，这成为他60年后解剖自己的一个污点。但对于17岁的青年来说，他当时只是为了反抗过于乏味的“天主教家庭”生活才去参军。
他后来被送到美国战俘营，但泽后来被苏联红军占领，然后苏联吞并了波兰，苏联驱赶境内的德国人，格拉斯成为无家可归的人，只好在西德避难。
他的个人命运无不交织着大国间的权力角力，但泽的占领与被占领反复上演，这里的正义与非正义变得十分复杂与可疑。格拉斯在《铁皮鼓》里以一个拒绝长大的孩子的视角，反观权力、政治反复上演的戏码，揭示出历史的荒诞，小说中拒绝长大的孩子与格拉斯一样，他们都是“流浪汉”，这是政治作用的结果，所以格拉斯说他们本身就生活在政治的结果中，如何让他们的写作“去政治化”，除非排除自己的公民性，随后很多年，他一直是以一个“公民”的名义在抗争，以促进族群之间、国家之间的和平。
与他同天去世的加莱亚诺反抗的则是拉丁美洲殖民的历史和新的经济殖民主义，他认为过去的殖民主义掠夺的是拉丁美洲的资源、矿厂，新殖民则剥夺了非洲的经济、廉价工人，带走了财富却留下了贫穷，这与拉美其他的作家像马尔克斯、略萨等视角有所不同，后者也在审视自己的殖民历史，但更多的是与世俗的专制主义、独裁与愚昧做斗争，他们认为后者伤害了社会公平，践踏了社会公义，这才是拉丁美洲落后的根源。
其实不论是殖民主义者的权力垄断还是来自本民族的权力专制，一切剥夺个人权利的社会都不可能带来社会的稳定与和平，它必然会产生权力异化带来的少数群体与多数群体，不同政见者的纷争，所以政治是权力的妥协，而艺术则是个人的不妥协，如果说政治与文学有所冲突，用格拉斯的话说就是两者取决于妥协还是不妥协，这将决定它对个人的益处。
（作者系本报文化生活版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