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小曼 北京报道
以“女人、戏剧、城市”为主题的第三届国际女性戏剧节日前在国家大剧院拉开帷幕，本届戏剧节戏剧演出和戏剧相关展览活动将持续到8月份结束，其间将有来自法国、比利时、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等不同国家和地区共9个剧目上演，戏剧形式包括话剧、形体剧等不同的舞台形式，参演剧目除了专业性外，它们最大的特点是女性艺术家剧目或“女性主义”戏剧，这些戏剧都旨在“回归家庭与女性之爱”。
事业与家庭回归？
“女性与家庭的争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女性逐渐成为生活主体，但困扰着女性的个人定位与价值争议则在近年来成为焦点，来自台湾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话剧《金花喜事》揭开了开幕式演出，它或许会为我们找到些许答案。
《金花喜事》改编自日本著名剧目《结婚》，它讲述一代人在日本经济崛起过程中的奋斗与牺牲，《金花喜事》则把故事背景移植到中国台湾80年代的一个小镇，母亲金花的离异与再婚，包括四个女儿的情感困境与抉择，无不反映出女性自我与价值的定位与确认，而最终的家庭回归是不是女性的唯一选择，话剧并没有给出唯一答案，这或多或少给予了职业女性一种价值肯定，但其中的模糊与情感压抑却又掩盖了女性的自我价值实现，这可能是为女权主义者诟病的地方。
单亲母亲金花与四个女儿，这是台湾现代冲击下的典型传统家庭模式。现代冲击的结果是父亲的出走，丈夫受年轻女性引诱重组现代小家庭，而母亲恪守传统与责任把四个孩子拉扯大，以致于忽略了自己的感情生活。大女儿为了过早承担起家庭责任进入职场而忽视了自己的情感生活，最后变成了老姑娘。
家中老二是典型的家庭“煮妇”，负责一家人的一日三餐，这就使得家中最小的两个妹妹可以享受好的教育，这与李安的电影《饮食男女》有相似性，他们讲述的都是传统家庭模式与情感模式的解体，但《饮食男女》更具戏剧性，剧中喜欢为一家人做“一日三餐”的老父亲却娶了邻居家的女儿，而自己最叛逆的二女儿则留在了家中，过起了单身生活，这是关于现代、传统与自我的寻找。
《金花喜事》最后由社会问题、情感困惑变成喜剧是家中寄予厚望的小女儿放弃高考过早做了母亲，三女儿本可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却选择了远嫁欧洲，没有学识、没有工作能力的二女儿则赢得了大女儿同事的爱情，乃至收获婚姻，却只有做出牺牲、努力工作的大女儿落单，这似乎呼应了我们当下的一个女性回归家庭的命题，母亲最后突破传统思想改嫁，只有大女儿被迫成了“剩女”，酗酒、颓废，追问自己的价值：为何女人追求事业就得不到男人的爱，而自己喜欢的同事反而更喜欢自己没有工作能力的妹妹？男同事的理由是自己前一段婚姻的破裂就在于夫妻两人都追求事业而无法兼顾家庭。
事业与家庭真的是两难吗？女人单身就是守护自身价值与事业的唯一途径吗？《金花喜事》显然不是做这些深层次的思考，而是在讲述一个母亲和几个女儿的情感归宿，“婚姻”这一皆大欢喜的形式无非是容易为大众所接受，但它却掩藏了对大女儿情感困顿的探讨。
什么是女性戏剧？
这就牵涉出什么是女性戏剧与女性主义戏剧的区分？从叙事和最后达到的效果来看，《金花喜事》是女性话剧而不是女性主义话剧，女性主义话剧一定是探讨女性自我与女性价值为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饮食男女》更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剧中二女儿看似叛逆的性格与生活中却蕴含着女性的自我实现心理。她一方面继承了父亲的传统手艺，对美食更加偏爱，但她也会大胆去追求自己的情爱与性爱生活而未受中国传统文化束缚，她最终放弃婚姻是基于她对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理性选择。
《金花喜事》里的二女儿，同样有对烹饪的偏爱，她对爱情的选择却是困惑的，最终进入婚姻生活也是基于女性对传统生活的渴望。
应该说，《金花喜事》是一部不错的女性情感剧，由台湾大开剧团演出，基本还原了上世纪80年代台湾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与城市风貌，剧中考大学的小女儿与农村进城务工的青年的爱情喜剧多少反映了城乡之间的差异，但它远没有如今我们城乡之间如此对立的矛盾，反映在择偶上面就是城市的“剩女”决不会与农村务工青年结婚，尤其是知识女性与白领女性，她们的择偶不仅受物质、职业、经济条件左右，同时还有对“感觉”的要求，这就使得婚姻匹配度降低，而远不是很多女权主义者认为的女性自我与价值追求问题。
这两天微信圈众多人痛斥西城区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广告，意思是女人要结婚进入家庭，不要与男性争抢社会资源，这显然是“政治不正确”，女性显然不足以与男性争抢资源，不过是从经济从属地位变成了经济独立，至于他们在工作中的待遇、政治地位等方面并没有做到真正平等，就无从谈真正的情感平等。
目前，很多人要求女性“回归家庭”不是从女性诉求出发，而是基于“男性中心”思维，认为社会资源是属于男性所有，女人的所有努力是为了与男人对立，这就暴露出传统“宗法思想”在市场竞争的还魂，这恰是我们女性主义戏剧应该思索的地方，著名话剧导演田沁鑫带来了《英雄24小时》，但这不是她导演的话剧，是由她监制的一部话剧，将作为闭幕展演。
这是一部关于“英雄主义”的话剧，田沁鑫在接受采访时说，之所以把这部话剧选入“女性戏剧节”演出，在于她的女性导演身份，但寻找中国式的“英雄主义”主题并不符合女性主义话剧，她讲的是“侠之大义”即男性英雄，这是中国对“英雄”的传统定义，它有别于西方的英雄多是拯救地球与人类，而中国式英雄则是对信义的坚守，如果说男人是外在的英雄形象，那么女性如同大地，她们一直承受着、隐忍着外力的破坏与蹂躏，但也有生命的孕育与新生，从这个意义来说，女人也是“英雄”，也是她将颠覆的“英雄”主题。
承受还是捆绑？
除了开闭幕式戏剧，另一出值得期待的戏剧是改编自斯特林保的名剧《朱莉小姐》，由大学生剧团以中国戏剧形式演出，这出戏剧演出时间与德国剧院排演的《朱莉小姐》几乎同步，《朱莉小姐》已成了目前戏剧迷的热议剧。
德国剧团用了多媒体方式重排了斯特林保戏剧，而且改换了角度，让戏剧更具舞台张力。
《朱莉小姐》在斯特林保时代无疑具有“革命性”，它时至今日也是一部很具先锋性的话剧，斯特林保讲述了伦理的模糊性，这是一部“似是而非”的话剧，爱情、伦理与社会现实交织，把人带入一种多元、灰色地带。
贵族小姐朱莉与厨师让偷情，传统戏剧肯定会再现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但这里的爱情则变成了一场控制与堕落，厨师唆使朱莉小姐偷父亲的钱然后私奔，朱莉小姐偷钱后并没赢得自己的爱情却遭到了谋杀，而厨师的女朋友则见证了他们的整个偷情过程，这里有伤害与被伤害，背叛与被背叛，最后爱无疑变成了承受与捆绑，这也是今天的爱情命题，女性如果缺少独立意识和对自我价值的确认也容易陷入爱的陷阱中，但什么样的爱又不是一种捆绑呢？这依然是未知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