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小曼 北京报道
尽管有王小帅“致《闯入者》的倡议书”，意思是《闯入者》受院线排片影响，致使票房不够理想，可自4月30日该片上映以来，各大院线都加大了《闯入者》的排片率，但《闯入者》的票房还是不够理想。5月10日，我基于力挺“文艺片”、“力挺小帅的倡议”，来到万达影院，却是生平第一次看了两个人的电影，也就是一场电影只有2个观众。《闯入者》为何票房如此惨淡，我觉得除了它定位不清，更重要的是价值观模糊，想说的东西太多，而不是“文艺片”之原罪。
王小帅的不甘心
“如果是观众都骂我的片子烂，或者真的没有人看，那我认了。问题是《闯入者》评分那么高，比我之前所有片子都高。而且影片宣发部门告诉我，场均上座人次我们也是最高的。凭什么呢？我的团队接受不了。”小帅这几天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一再表示自己“不甘心”，他不相信《闯入者》票房会这样低。但从记者对影院售票处的了解，《闯入者》的排片还算正常，而从豆瓣等观众点评来看，其好评的确不像《青红》。于是有记者问小帅会不会考虑转型，王小帅回应：“如果我想转，也没那么快，还要看很多商业电影来恶补。实际上，全国还有那么几个像我一样的导演在拍摄这种类型的影片，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继续走下去，不能总是拿票房来衡量一切。”
“的确不能用票房来衡量一部电影的好与不好，但一部好片子一定会有它热捧的观众群和相应的票房的。”像《色·戒》《霸王别姬》《世界》《白日焰火》等等，年前《黄金时代》毁誉参半，但它还是收获了与文艺片相应的票房，虽说它无法与纯商业片相比，但它积攒下来的口碑和导演人气足以影响到电影的未来。
“目前都是商业片与青春片的天下。”极目当下电影生态，的确缺少多元的电影市场，一部电影票房不是由生产质量而是由营销和粉丝群体的多寡来左右，于是很多优秀导演都在尝试转型，像贾樟柯、娄烨，王小帅也在文艺片中糅合商业元素，但却不如前两位导演成功。娄烨说他在转型中找到了一种“类型片”与文艺片结合的方法，而市场的检验也是可行的。
比如娄烨的《浮城谜事》、贾樟柯的《天注定》，且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关照，也保留了自己的人文情怀。只不过王小帅的“野心”更大，他不只讲述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还试图去厘清上一个时代对这个时代的入侵或者说干扰，同样是加入“悬疑”等商业元素，却让人觉得庞杂、缓慢，层次不清晰，不知这是不是观众与导演的脱节？导致在需求上无法匹配，也就难以达到观影中的精神共鸣，自然难以形成好的口碑和票房。
加害者与被害者
王小帅用一个“闯入者”，开启了一段“文革记忆”，也启发出一个从“加害者”的角度来回溯“文革”的故事。
“当我走过这么多年，会发现其实在一些事情上，我总是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我总觉得与己无关。但是当你觉得与己无关的时候实际上你应该是逃避不了责任的。其实我们每个人貌似是被动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潜意识里或者主观里你都是这个时代的组成部分。”
没错，每个人的命运既是时代的强加也是个人的选择，所以我们理应去承担选择的责任，这是很好的从个人角度反思“文革”的一个题材，从而避开了从受害者的立场出发的道德审判，但这样的时机和糅合着入室盗窃这样的商业元素包裹的故事却也削弱了反思的力度，虽然导演在最后强调了掷地有声，不妥协不和解，你却看不到任何道德力量，反而是一出个人轻喜剧，从而把我们带入价值的迷途中，所以这样的批判既是无力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我说的时机是，目前的社会经济已经覆盖了过去，而过去所谓“文革的悲剧”并非是个人的自我选择，而是被强力所蛊惑的，而历史并没有对施暴者进行清算，“和解”又从何而来，何况强者并没有忏悔又何来救赎？这就会出现《闯入者》似是而非或者说是语焉不详，致使电影前后两段像是错位。
电影前半部分有意还原当下时代个人生活与家庭的脆弱，特别是空巢老人，他们面对着传统价值与家庭的解体，不得不面对人生的孤独和落寞。电影的后半部分却因为入室盗窃少年，因无意闯入老邓的家中，从而掀起了“一段复仇故事”，并把老邓带入对“文革”的一段回忆中。
她最后回到曾经献身过的贵州三线城市，既是缅怀过去，也想寻求希望得到解脱。
她加害给老赵一家人的痛苦，老赵妻子的原谅，得知这个少年就是老赵的孙子时，她想保护这个孩子不让警察带走最后却害死了这个孩子。
这是谁的不“和解”？
看似和解却没有和解。
影片戛然而止。慌忙逃跑中的少年因手扶的窗框突然断裂而跌落身亡。王小帅说，这是他的“不和解”，创作贵在保持一股心劲儿，在这个糟糕的时代里需要掷地有声。
故事到最后我们不禁要问，这是谁的“不和解”？故事回到中途，我们看到少年入室认出了老邓显然就是写揭发材料让自己一家人无法回到北京的元凶，爷爷自此中风，一家人命运坎坷，父母不知去处，自己成为辍学少年，他本向老邓举起了“复仇”的刀，这个少年最后选择了和解回到了贵州的“家中”，最后却死在了老邓的寻求原谅上，这是对时代的“不和解”吗？让“复仇者”作为施害者（抢劫空巢老人）出现本就模糊了道德界限，致使最后老邓寻求原谅无非是得到一种内心解脱，这就是电影引不起任何震撼和悸动的原因。
导演本想说很多人有意遗忘，或者说现实物质生活掩盖了我们对历史的追问，我们再次陷入经济的集体无意识中，而过去的无意识会在无意中左右我们的生活，人是逃脱不了对我们内心的审视的，但缺少了自我主动审视的反思是没有根基的，最后就出现了一个没有道德力量的“复仇者”，这个复仇者究竟是因为自己的堕落还是命运的不公，一家人在疾病、贫穷、绝望中挣扎，他们最后又有什么资格对自己的施害者进行原谅呢？
或许导演想说过去的施害者依然还在作恶，因为他们没有从自身进行清算，而过去的受害者并不是单纯的受害者，他们也组成了那个时代，因为老赵与老邓一样都是工厂积极分子，组织工人批斗，还斗死过不少人，我们到最后也没看到老邓对斗死过的人有任何的愧疚，只是在“复仇者”面前有了一点还债的自然罪恶感。但故事设置小人物，或者说是生活中一个被凌辱的、被欺负的在经济改革浪潮中被抛弃的家庭来承载“文革”一个受害者家庭就很难说清时代的悲剧，反而会让人觉得每个“施害者”都是情非得已，都是为了自己的家庭、儿女，但是犯罪就是犯罪，小男孩入室盗窃是犯罪，集体无意识杀人、陷害也是犯罪，当历史没有有效地进行清算时，我们个人或者文艺作品上所做的开脱就是没有意义的，反而会让人觉得模糊和暧昧，这就是商业元素用不好，就会成为历史的累赘的原因，而不像讲述我们当下时代可以模棱两可，甚至可以反道德、不做任何价值判断。我想这也是《闯入者》不像《天注定》《白日焰火》等影片两面讨好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