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记者 沈山 北京报道
辛亥革命以后，一个现代中国已然隐隐在望。但是，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以清朝皇帝为首的皇权专制王朝，其官僚体制仍然未被摧毁；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革命果实也很快被封建军阀所篡夺，社会习俗和思想观念仍在因袭旧的一套，中国仍在改朝换代的传统阴影下循环徘徊。袁世凯利用这一现状，加快了帝制自为的步伐，使刚踏上共和之路的中国面临危机。面对这一局面，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起了“二次革命”，而一批年轻的新派知识分子目光更远大，他们认识到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必须先在国人的思想观念上来一次革命，于是有了《新青年》杂志的创刊。
问世就不同凡响
《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翌年随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而迁到北京并改名《新青年》。标举“青年”二字，说明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是把建立一个新的现代型中国之希望寄托于青年身上，也寄托于未来。这年夏天，从青少年时代就受康、梁维新变法思潮影响，多次东渡日本学习考察，寻求西方新学并有多年办报经验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目睹袁世凯复辟并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危难时局，准备从舆论上唤醒沉睡的国人，筹备创办《青年杂志》。他先是同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商量，在得知亚东图书馆无法合作后，又被介绍给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几人商议后由群益书社出版《青年杂志》，每月一本，每期支出在二百元。这样，在由旧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折点上的一份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杂志便悄然问世。
它一问世就不同凡响，因为它取了一个与旧思想、旧观念彻底决裂的姿势。陈独秀发表创刊词《敬告青年》，高张青年之于国家社会的价值、前途、命运的意义：“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这种与旧的一切相决裂，这种除旧布新的思想与勇气是空前的，不容妥协的。陈独秀对青年提出了六点要求，这实际上也是对“青年”这一称谓含义之诠释，曰：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并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也就是此后《新青年》杂志一以贯之，大力呼吁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此后，民主与科学分别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名风靡青年界乃至全社会）。这篇创刊词也就以崭新的语言、崭新的视角宣告了《新青年》的办刊宗旨，《新青年》也就遵照这一宗旨，揭开了中国迈向二十世纪的现代社会的思想解放的大幕，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思想家、政治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包括发表《体育之研究》的毛泽东从此登上历史舞台，演出了一出出社会转型蜕变的大戏，奠定了中国以一个崭新面貌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思想与文化基础。
当然，《新青年》创刊伊始，中国还处于内忧外患极为严重，社会上下因循守旧，政治十分黑暗的“子夜”，《新青年》同仁及其志同道合的战友面对的挑战和要进行摧枯拉朽的任务十分重大，所幸的是，他们是一批饱经忧患而又深具学识与理想精神的仁人志士！他们从旧的营垒里冲决而出，深知旧体制内部的黑暗，同时又受到西风东渐的影响，甚至大多留洋，亲身接受西方文明的熏陶，这一切决定了他们的视野是宏阔的、目光是深远的，他们看到了中国千百年来积贫积弱的要害，也看到了中国应当前行的方向，更重要的是，他们认识到了只有摧枯拉朽，中国才能获得新生，所以他们以空前的勇气，义无反顾的态度参与到一场又一场破旧立新的殊死搏斗中。
一场史诗般的启蒙运动
《新青年》创刊以来，从各个方面对旧中国的一切发起了坚决与顽强的反击，举凡中国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文化、习俗、文艺乃至语言文字等社会各个领域，《新青年》都进行了激烈的反思与批判，其在20世纪中国展开的是一场壮阔如史诗般的文化启蒙运动。
他们都受到达尔文进化论学说影响，认为“人类社会组织之进化，是不可以人力抵抗的”，而且人类社会进化无穷期，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政治、经济、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进行改革。
他们倡导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社会，认为革命是推进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有力的方法，是新旧制度交替的一种手段。他们对旧道德、旧思想之基础——孔学暨儒家的孔孟之道攻击尤为猛烈，因为它早已渗透进中国人的灵魂和社会各个角落。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上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认为，儒者“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所以他在《答孔昭铭》中说：“儒教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对儒教的虚伪性大加挞伐：“儒者作伪干禄，实为吾华民德堕落之源泉。宗法社会之奴隶道德，病在分别尊卑，课卑者以片面之义务，于是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答傅桂馨》《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这些言论简直是“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先声。
《新青年》强调一“新”字，这是这本杂志最为关键的地方，也是那一时代最为迫切的主题，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五号发表《一九一六年》一文，发出黄钟大吕般的呼声：“自开辟以迄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
怎么实现这一目的，他号召青年：第一，自居征服地位，勿自居被征服地位；第二，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第三，从事国民运动，勿为党派运动。何谓国民运动，陈独秀没有明言，推想大约是指国民教育与改造民族性，亦即“国民根本之进步”，这一目光是深远的。所以，《新青年》发表宣言称：“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进化的必要条件。”
在经济伦理方面，《新青年》也进行了启蒙工作，对儒家的“义利之辨”价值观做了重估，大力从事现代公民社会经济道德的建构，认识到物质文明为人类幸福的基础，崇尚勤勉节俭……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青年》同仁们认为新的时代内容必须有新的语言形式来表述，而新的语言形式也可以催生和促进新的思想内容的诞生与巩固。所以胡适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新文风须从八事入手。他们提倡白话文，“以手写我口”，开展文言与白话的争辩，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并采用新式标点。鲁迅先生的文学创作实绩显示了白话文的巨大生命力与远大前途，新语文新思想开始深入人心。
救亡压倒启蒙
以《新青年》创刊为发端的新文化运动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可以说基本达到了目的，从此以后，旧道德旧文化虽然总有复辟的逆流袭来，但是再也难以取得原有的统治地位。
随着时事的发展，中国的外患日益严重，启蒙运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救亡主题所掩所代替，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和取得一定的成功，也是由于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青年》似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转而成为一本纯政治刊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编辑部迁回到上海编印，从1920年9月的八卷一号起成为中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
回溯《新青年》走过的道路，我们说，如果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推开了现代中国的大门，那么，《新青年》的创刊与奋斗历程，恰恰是叩动了现代中国的门环。它是应运而生的文化阵地，是一群爱国的、有眼光的新兴知识分子大声疾呼以期唤醒中国的平台，是中国走向新生发出的先声与指引前行的旗帜，是新中国的第一缕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