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岩鹏 北京报道
按照规定，2014年大豆目标价格补贴资金应于今年5月底前足额发放给大豆实际种植者，但截至目前，一些豆农仍然没有收到补贴款。
“我们作为租地方是大豆实际种植者，但我们还要和甲方（出租方，即土地所有者）签协议按照6∶4分成，我们只能拿到六成的补贴款，而不是全额。即使这样，地方相关部门到现在还没有把补贴款给我们。”6月4日，在黑龙江省加格达奇区承包千亩耕地的豆农李景娣向《华夏时报》记者不断地诉苦。
据李景娣所知，像她一样，加格达奇地区没有拿到补贴的豆农还有很多，涉及耕地面积有上万亩，另外嫩江和大杨树等地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对此，齐齐哈尔大豆协会会长陈彦贵表示，地方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对农民种大豆的积极性是个重挫。
迟迟拿不到补贴
李景娣已开始今年的春耕，但去年的补贴款却迟迟没有拿到。
她给本报记者出示了一份黑龙江省政府下发给大兴安岭地区财政局、发改委等行政职能部门的“红头文件”，上面印有《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全省大豆目标价格补贴发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的通知》字样，《通知》的签署日期是2015年5月4日。
《通知》明确了补贴资金发放的时间，即今年5月底前兑付给大豆实际种植者：“为保证农民春耕生产需要，省级财政将于5月10日前将补贴资金统一拨付给地、县财政；地、县财政要在5月25日前（最迟不晚于5月30日）将补贴资金兑付到大豆实际种植者手中。”
李景娣耕种的土地并不是她自己的，而是租别人的。据她介绍，2013年她与出租方签了一年的合同，合同中有一条款是“所租土地的各种补贴归甲方”，甲方就是出租方或土地所有者。
加格达奇相关部门以此为由迟迟没有将补贴款下发，李景娣和像她一样遭遇的20多位豆农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多次造访加格达奇区岭南管委会，但相关负责人要求他们先与土地所有者协商好方能下发补贴。
李景娣多次与出租方协商未果，土地所有者执意要求一切补贴归自己所有。
此间，岭南管委会相关人士建议李景娣等人去仲裁单位寻求法律援助，援助律师也表示，合同所签补贴事项并不包括目标价格补贴，因为承包合同签署时间为2013年，而目标价格补贴出台时间为2014年。
本报记者查阅资料发现，“目标价格补贴”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而《黑龙江省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下发执行已是2015年1月份的事情了。
所以，李景娣签署合同的补贴应为粮食直补、良种和农机补贴、农资综合直接补贴等，并不包括目标价格补贴。况且，中央和地方的文件均明确指出，目标价格补贴归大豆的实际种植者。
黑龙江省相关部门负责人在解读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时表示，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是发放给大豆实际种植者的，而非土地所有者，也就是谁种地谁受益。据李景娣介绍，岭南管委会也说目标价格补贴应该给种植者，但管委会仍要求种植者与所有者协商。
“管委会说要双方认可才能发放补贴，这段时间我们还去了省里面反映问题，但回复我们的结果还是协商解决。”李景娣说。
政策执行不力
无奈之下，李景娣与出租方达成六四分成的协议，他说双方都已签字，原则上属于双方的补贴会分别打到各自的银行卡中，但李景娣目前还没收到补贴款。
记者采访其他农户获悉，还有很多豆农并没有与出租方达成一致，有些要全额补贴，但出租方以合同签署条款拒不同意。陈彦贵支持要求拿全额补贴的大豆种植者，他说，谁种大豆就应该补给谁，岭南管委会实际在推卸责任。
过去一周，本报记者多次致电岭南管委会，不是无人接听电话，就是接电话的人说领导出差不能回答记者提问。而记者拨打管委会相关负责人电话，均无人接听。
多位农户告诉记者，加格达奇地区的补贴并非足额，而是当地相关部门“一刀切”地按照土地面积的87%确定为该地区大豆合法实际种植面积。李景娣说，她种植土地有1200多亩，而实际补贴的只有1059亩。
“也就是按理该补贴给大豆种植者100块钱，但豆农只得到87块钱，13块钱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陈彦贵称。
根据相关政策，目标价格补贴应该在相关部门调查、核实大豆种植面积、测算市场平均价格等项工作的基础上。而依据的应该是乡（镇）政府经过调查统计建立的种植面积花名册中的统计数据。这个数据由种植者据实申报，村委会（农场）负责登记、核实、公示，报乡（镇）政府核查。
但李景娣和其他豆农向本报记者反映，统计部门并没有对该地区大豆的实际种植面积进行测量。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全省大豆目标价格补贴发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县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真实反映农户补贴信息，严格按照政策、按程序、按规定标准发放补贴资金。
“对于弄虚作假、挤占、截留、挪用和套取补贴资金的单位和个人，要严肃问责。”该《通知》称。
据受访的农户介绍，除了加格达奇，嫩江和大杨树等地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多位农户反映，补贴款迟迟拿不到，影响到春耕的进度。陈彦贵表示，如果不把补贴执行好，农户的种植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不利于大豆种植面积的恢复。
“地方不能随意修改中央政策，这是不合规、不合法的。”陈彦贵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