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福蒙蒙 北京报道
中美BIT（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经过7 年长跑，历经19轮谈判，终于在今年3月完成文本谈判，进入负面清单谈判环节，并于近日首次交换了负面清单出价。
商务部6月12日表示，中国和美国在最新一轮BIT谈判中，首次交换了负面清单出价，并正式开启负面清单谈判，标志着谈判进入到新阶段。
事实上，中美关于负面清单的博弈并不顺利。美方指责中方所列的负面清单过长，内容宽泛，并给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准入上设置了障碍。中方则认为，美方在负面清单中列举的关键基础设施、重要技术、国家安全三项未作定义，并可能被中途叫停，给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一旦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将给互为对方最大贸易伙伴，但互相投资严重滞后的中美，打开巨大的投资空间。
博弈负面清单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庄园会晤期间，中方承诺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方式同美国开展投资协定谈判。在2014年奥巴马对华进行正式国事访问期间，以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始终是经济议题当中最重要的议题。
今年3月，中美BIT谈判完成文本谈判，进入负面清单谈判环节。市场由此认为，中美BIT谈判进入快车道，但中美在确定负面清单内容这一环节却并不顺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表示，归纳起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主要分歧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市场准入，即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问题，特别是中美负面清单长短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二是公平竞争，主要涉及中国国有企业以及如何保持竞争中立；三是权益保障，主要涉及金融服务、税收以及补偿标准等问题。显然，相对于后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美商会此前发布的《2015年年度白皮书》（下称《白皮书》）中指出：“一份过于宽泛的清单并不是好开端。”美方此前也多次表示，希望中方提供一份尽可能短的清单。
《白皮书》认为，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一份高质量、简明的负面清单将有助于降低美国企业在华经营的复杂性，同时为中国经济中具有高潜力的行业提供急需的外国资金和经验。为确保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成功，需要鼓励中国继续减少外商投资目录和自贸区的行业限制，简化外国直接投资程序，并用备案制取代审批制(限制和禁止行业除外)。
对于中方的负面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对记者表示，中国政府将重点扩大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开放，把外商投资限制类条目缩减一半。随着开放进程的推进，中国的负面清单会越来越短，中国市场也会越来越开放。
同样，中方对于美方现在列出的负面清单内容也不满意。
日前，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召开期间表示，中方对正在进行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美方列出的负面清单中的一些内容感到“不舒服”。
楼继伟透露，美方在负面清单中列举了关键基础设施、重要技术、国家安全三项，但对此均不作定义。此外，中方在美投资、经营的任何阶段，美国行政当局都有权中止项目，产生的成本由投资人负责。这样的提法增加了中国在美投资的不确定性。
据悉，官方并未透露此次交换负面清单出价的具体情况，但从此前的博弈来看，BIT谈判要想谈成并非那么容易。尽管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曾表示“BIT谈判可以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完成”。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中国已将上海自贸区扩展至广东、福建、天津等地，并已缩减限制外资投资的负面清单，但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负面清单将由两国谈判决定，这对于双方谈判团队来说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
中美投资空间大开
中美分别是对方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美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外资吸纳国，但中美对对方的投资占比却并不大。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存量占美国吸收外来投资直接存量不到1.5%。美国去年对华实际投资额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在3%以下。
中美之间的投资关系明显滞后，而制约中美对对方直接投资的基础性因素就在于两国之间尚缺乏双边投资协定。由于两国之间没有BIT，投资者在对方的投资缺乏足够的保障，也容易面临各种层面的风险。
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最近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中美BIT是潜在撬动改革的重要“杠杆”。该文章称，一份具有雄心的负面清单将重新点燃跨国公司在中国经营的热情。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表示：“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达成，最先起到的作用便是消除投资障碍，增强两国对于彼此自由的、非歧视的竞争环境的信心。高水平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也将会有利于中国的改革与制度建设，同时有利于中国参与构建当前世界经济新规则体系。中美若能在开放投资方面达成坚定承诺，将会遏制不断高涨的保护主义浪潮，增强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的信心。”
“有关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负面清单的谈判将是一条‘崎岖之路’。由于中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两国政府的监管方法存在差异，负面清单方面的谈判将会困难重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副研究员韩冰认为，但如果中美双方都能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原则，尤其是充分尊重彼此的国情，在负面清单谈判中给予更大的灵活性，最终必能达成平衡、共赢、高水平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执行院长屠新泉也坦言，负面清单交换的难度较大，“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已经完成的文本谈判涉及的多是规则性内容，负面清单则是给出市场准入的承诺，难点还是集中在负面清单的制定上，决定经济领域的哪些部门向对方开放是实质问题”。
屠新泉指出，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公布以后，从反馈来看，与美方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美方要求较高的市场准入标准是其一种谈判策略，以此为筹码来要求中国作出更大程度的开放。
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一旦达成，可能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影响世界贸易规则的最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