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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用爱情祭奠一个时代

严葭淇 2015-7-1 22:29:30

本报记者 严葭淇  北京报道

    在刚落幕的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有两部华语影片入围金爵奖,其中一部便是野夫编剧、霍建起执导的文艺片《1980年代的爱情》。

爱情与隐忍

    《1980年代的爱情》改编自野夫的同名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发生于1980年代的凄美爱情故事:大学毕业生关雨波被分配至一个名为公母寨的土家族偏僻乡镇,一次在供销社买酒时,他意外邂逅了自己中学时一直暗恋的女同学丽雯……但因为现实种种,这份爱情最终凋零。该故事一半源自野夫的真实经历。而将该故事搬上大银幕,野夫耗时近10年,其间经由剧本改至小说再回归剧本的转换。最后,野夫在德国科隆莱茵河畔追忆往事,完成了该电影剧本。

    每个年代的爱情,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野夫称自己笔下的80年代爱情,“不是为了抵达,不是为了占据,而是为了一种成全,是一种更有意义的爱。”他在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中写道,“事实上,每一个年代的爱情,都有各自的历史痕迹。50年代的单纯,60年代的压抑,70年代的扭曲,80年代的觉醒和挣扎……再看看90年代的颓废和新世纪以来的严重物化,大抵可以印证不同年代的世道人心。” 

    尽管这种隐忍无私的爱情,和今天的时代风貌相去甚远,有的观众也在看过影片之后表示不能理解男女主角那种“不表白的爱情”,但野夫并不担心观众能否理解这个“大时代造就的爱情悲剧”。男女主角的爱情不能圆满与那个年代有关。那时“文革”刚刚结束,许多方面还笼罩在“文革”阴影下,一切的矛盾冲突也与那个年代有关。野夫曾解释,“如果把这个故事放在今天这个时代来看,那会是假的,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可以说,是大时代的禁锢造就了这个爱情悲剧。在我们那个年代,表达感情就是这样的。”

    可以说,在走过80年代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心中,1980年代是一位值得永久追慕缅怀的美好伊人,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和深入骨髓的信仰。野夫也不例外。《1980年代的爱情》关乎年代、爱情、青春和故乡,而野夫也用它来“纪念一个时代”,纪念那个曾经非常理想主义的时代,它远不像我们今天这样的物质主义。其中承载着远比爱情更宏大的内核。

    “我们这一辈人从那个被淹没的年代穿越而来,即便桂冠戴上头顶,但仍觉荆棘还在足尖。多数的日子看似谑浪风尘,夜半的残醉泪枯才深知内心犹自庄严。一个世纪中唯一凸显干净的年代,让我辈片叶沾身,却如负枷长锁。每一次回望,都有割头折项般的疼痛。我知道,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最终是在薄奠那些无邪无辜无欲无悔的青春。” 野夫在《1980年代的爱情》里这样描写自己的80年代情结。而最终,他以一个亲历的爱情故事,再一次祭奠了自己珍藏的那座1980年代的精神花园。

    为了再现这个纯美故事,《1980年代的爱情》的拍摄地,也选在了故事的发生地——野夫的故乡湖北利川。利川山明水秀,风景清幽,用野夫的话说,是“一块比较干净的地方”。

跨越10年的写作

    《华夏时报》:这是你第一次亲自操刀当编剧吗?

    野夫:应该是吧。10年前写的就是一个电影剧本,后来放了10年,然后自己也觉得需要修改,再就是我也不愿意拿着剧本去找导演,就干脆把它改成了小说。

    《华夏时报》:听说故事是你的亲身经历?

    野夫:出版社从营销角度说是半自传体,其实我并不愿意将小说加上这些符号。但确实多数小说,还是来自我们自身的生活。当然小说需要虚构也允许虚构,这个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写的,确实包含了我自己真实经历的一部分。

    《华夏时报》:写剧本的时候是否考虑到票房?

    野夫:票房是每个写作者都会考虑的问题,哪怕写的是一个纯粹的文艺片爱情片,也希望它有很好的票房效果,写的时候肯定会有这方面的考量。

    《华夏时报》:电影的最终呈现是否达到了你的预期?请谈谈和霍建起导演合作的故事。

    野夫:我和霍建起导演合作,是很愉快的,虽然很多编剧和导演合作不那么愉快。我们之所以合作愉快,有几个原因:一是我们都是70年代末上大学的人,年龄差不多,生活道路基本相同,一路走来的生活阅历和经验也大致相同,基本审美趣味也比较接近,我是他电影的观众,他也是我一些文章的读者,所以彼此虽以前并未谋面,也算是神交,等到一见面谈这个事,基本是一拍即合。当然,这个一拍即合还包含他也是个性格温和的人,低调的人,这样我们都对彼此保持着一份尊敬,这种互相尊敬让我们在遇到问题时,都能很好地商量,谁也不会耍霸气。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因为是在我家乡利川拍,我都是陪着去的。

    《华夏时报》:听说利川风景很好?

    野夫:利川应该是中国风景很好的地方,一块比较干净的地方。没有过量的商业开发,因为它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少边贫地区。这种地方生态保护得较好,天然风景很美。

    《华夏时报》:该片成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入围影片,是否会鼓励你以后再当编剧?

    野夫:那是肯定的。首先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唯一被国际认可的A类电影节,而A类电影节在全世界也不过十多个。在这个A类电影节上,报名参评的电影总共2000多部,入围影片只有14部,能在2000多部片子中入围,而且此次入围国产片只有两部,能成为其中之一,即便没有获奖也是很高的荣誉。

    我以后肯定还会写电影剧本。入围上海电影节同时,还有一部我编剧的电影入围了第三届温哥华华语电影节,叫《将离草》。

理想年代的爱情

    《华夏时报》:该片讲述的是1980年代的爱情故事,那个年代的爱情特质是什么?

    野夫:我觉得那时的爱情是特别干净单纯的。我电影中表达的爱情,它不是为了抵达,不是为了占据,而是为了一种成全,是一种更有意义的爱。

    《华夏时报》:这多少有些理想化色彩。

    野夫:它当然有理想化色彩,80年代本来也是理想主义的年代,那时的人们本身也活得比较理想,没那么现实,我写这种爱情,其实也是在纪念时代。纪念那个曾经非常理想主义的时代,它远不像我们今天这样的物质主义。

    《华夏时报》:这种爱情在现实中也经常发生吗?

    野夫:这种爱情肯定不只是我个人的经历,现实中我的很多读者在网络微信上给我留言,还有很多我同时代的人,大家看完小说,都表示很理解,说唤起了他们自己的回忆,他们为之伤心流泪,这说明这个故事在我们那代人中,并不是一个孤例,还是有很多读者人同此心,心同此感。

    《华夏时报》:当下青春片盛行,但许多影片被质疑单调肤浅,你心目中好的青春片应该是怎样的?

    野夫:我只能说,我不大喜欢把青春片、爱情片弄得很无厘头,或者说很物质主义,大家在那里炫富比阔。我还是希望青春片中多一些理想色彩。我认为有两个核心,是好电影的传统:一是讲好一个故事,二是传递一个价值观。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包括好莱坞动作片,都传递了一个好的价值观。

    《华夏时报》:有评论认为《1980年代的爱情》无论故事本身还是讲故事的方式都比较过时,你怎么看?

    野夫:我认为讲故事的方式有一千种一万种,比如我们今天看《小城之春》这样的老电影,依然感觉它是中国电影的经典。它是一部40年代的片子,虽然它讲故事的方式是陈旧的,但它依然是具备教材意义的电影。一部好电影,不在于讲故事的手法多么花枝招展,多么炫技得让人看不懂,而在于故事的内核是否精良。《1980年代的爱情》从小说来看,也算是这两年纯文学的畅销书。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小说讲的是同样的爱情故事,完全是一个娓娓道来没有任何炫技的小说,它没有任何的玩魔幻、玩流派,为什么大家能被感动呢?所有好的电影不在于讲故事手法的新旧,因为新,并不代表好,旧,也不意味着落伍,最重要的是故事能否打动人,重要的是,塑造的人物能否被人们记住。全世界每年推出那么多新电影,人们一年看几十部片子,能记住的人物能有几个?我以为,好电影是要能留下些人物的,当然我这个片子是否达到这点,只能上映时靠市场检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