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小曼 北京报道
短发、红唇、黑衣、皮裙，铆钉背包，从她率直的话语与装扮依然可以看到“先锋艺术家”与美国范的影子，而不是一个已到中年，略显疲态与平和的母亲。
崔龄燕华语新片《简单·爱》将于7月3日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这是她在大陆拍摄的首部华语故事片，也是她的一次转型，从先锋艺术影片向都市浪漫喜剧转型，不了解她的人觉得她在顺应大陆电影市场，而在她看来，她一直在延续“女性主义”的表达视角，不过是从更内在的个人表达向更具有社会外延的亲情、友情转变，它们内在的生命却是一致的，崔龄燕诉说的依然是女人的情感困惑、婚姻实质与现实冲突，只是空间由加拿大、纽约向中国大陆发生了变化，她镜头下的女性都是处在社会剧烈变化中，个人的抉择与性爱悲欢，即使是《简单·爱》这一出浪漫喜剧，虽像“都市童话”，其背后却是苦涩的。
上周五，崔龄燕就她的新片与表达视角的变化与记者做了深度交流，并流露出她在中国极度商业化与审片制度下的妥协与无奈，有时必须要用技巧去突破天花板，将现实镶嵌在奇幻故事中。
都市浪漫童话
《华夏时报》：《简单·爱》是你在大陆拍的首部华语故事片，这几天海报都在宣传主演许韶洋，感觉像是一部单纯的“都市浪漫爱情剧”，一个单亲妈妈爱上歌迷，最后在孩子的撮合下成就“百年之好”，像是特意为90后影迷打造的“都市言情童话”？
崔龄燕：你说是“言情童话”也对，毕竟这样的爱情不太可能，一个离异的单亲妈妈最后嫁给自己的“偶像”？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故事不是没有，比如像齐秦、刘德华娶的就是自己的歌迷。但这样的故事的确是个例不具普遍性，所以你也可以说它是“都市爱情童话”，但我想表达的不仅仅是如宣传所说的单纯的爱情，更多的还是亲情，这是一个关于北漂的单亲母亲和她的小女儿在北京寻梦、寻爱的故事。
《华夏时报》：北漂、离异、单亲都是目前较热的社会话题，你写这个剧本是不是受中国社会现实影响或者影射现实？
崔龄燕：我写这个故事最早是用英语写的。之前，我也是个单身母亲，由于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照顾 8岁的女儿，就给她买了很多歌舞片，让她解闷、消磨时间。突然，有一天，女儿跟我说，她爱上了好莱坞影星、歌舞片之王约翰·特拉沃尔塔，她一定要他当她的爸爸。我当时很惊讶，就问李安，他说很对呀！其实孩子的想法很简单，她就觉得有一个妈妈就该有一个爸爸。而我感到非常内疚和感慨，就写了这个剧本：一个母亲如何满足女儿的梦想，为她找一个爸爸，而当时的故事发生在纽约，后来我把这个故事移植到了中国大陆。
这个故事的背景也发生了变化，中文版的母亲与前夫都是舞蹈演员，两人为了寻梦来到北京，后来他们发现怀孕了，丈夫为了事业不愿意生下孩子，女人却要生下孩子，最后两人只好离婚。母亲每天亲吻墙上的偶像，小女孩以为是自己的父亲就告诉学校老师，最后在为了圆女儿梦想的情况下，母亲就为女儿去努力寻找这个偶像，后来居然发现这个昔日台湾偶像成了过气明星，在情感打击下也只身带着儿子在大陆生活，最后假戏真做，这个昔日歌星完成了母女的愿望。
现实生活的情感往往充满遗憾
《华夏时报》：“相信爱情”是这部影片的主题，其实完全可以看出你自己生活的影子，你与前夫曾是事业上的搭档，是否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挣扎，目前还相信爱情吗？
崔龄燕：相爱容易，就如《简单·爱》里所说，相爱是很简单的事，但牵手并不容易，尤其是婚姻生活更需要理性，但我们年轻时不懂，大多相信自己的直觉。我与前夫张旗是在书店里认识，两人彼此吸引，然后就在一起了。相爱就这么简单，80年代我们是很先锋、叛逆的一代，当时觉得离父母越远越好，要去外面闯荡，然后我们到了加拿大。张旗很有才华，他很能说，但他英语不好，这就导致交流上的障碍，后来他就回国了。还有一点就是他希望在电影里表达他的哲学思想，而我更想讲故事。囿于图像的局限，很多思想其实是难以通过影像手段去再现的。而且他的思想总是超越于时代若干年，现今是一个好的机会可以有机会去表达他的思想、想法时，他又离开了这个世界。
《华夏时报》：《落鸟》是你们合作的首部获奖影片，很多人难以理解你的转变，从一个先锋导演向“都市浪漫喜剧”转变，但里面还是能看到你内在的逻辑。
崔龄燕：《落鸟》是我与张旗合作的首部故事片，我以前一直在拍艺术短片，而我在加拿大学的也是艺术电影。《落鸟》反映的是移民故事，其实与我们当时处境，还有与很多留学生的生活有关，而性又是表达人性最直接的方式，所以该片获得很多好评。它其实也是女性视角，而我一直觉得女性，尤其是当时中国女性她们的地位很低，所以内心里有很多不平要表达。
《简单·爱》讲述的其实是亲情，她们同样是“移民”，只不多前者是从北京到纽约，后者是从小地方到北京，在这个过程中，当人的处境发生变化，情感、婚姻肯定会面临冲击，所以我延续的还是“女性视角”。
《华夏时报》：彭丹在《落鸟》中出演女主角，这里有没有陈冲或者你们纽约追梦的一些导演的影子？
崔龄燕：她那个角色其实是以一个大陆女演员的遭遇为原型改编的，但她也代表了当时一批年轻貌美的中国女性的处境。以她们的姿色，在国内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身边不乏簇拥着她们的男人；但在国外她们充其量就是男人玩弄的猎物而已。
《华夏时报》：明显移民生活充满遗憾，如今以圆满的故事作为情感结局，是不是有“物是人非”当时已惘然的感慨？
崔龄燕：其实我更多的是想表达梦想一定可以实现。当年我们从北京到加拿大、纽约，为了电影梦，很多人的生活、爱情、婚姻都发生了变化。今天依然有很多年轻人为了理想来到北京，他们依然在追寻他们的梦想，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距离等现实原因，爱情在面对各种诱惑时肯定会发生变化，人性是很脆弱和复杂的，而唯有亲情、友情是牵扯不断的，这也是我在与女儿相处过程中，才慢慢体会到的一种情感变化。另外拍摄“亲情故事”，也得到了李安很多的鼓励。
喜欢“在路上”的感觉
《华夏时报》：我曾见过张旗，他有很宏大的电影叙事与文学梦想，他喜欢“在路上”的感觉，虽然历经了生活的变迁，但很少能从他的言行中体现出来，他依然健谈、锐利甚至尖刻。
崔龄燕：张旗不能接受任何平庸的艺术观点。他们那些搞艺术的男人都很自恋，总是爱他所爱，他不会仅仅因某个人可爱去爱，而是爱他自己的选择。男人与女人对待爱情不一样，婚姻中的落差自然会产生，所以相爱简单，而婚姻却不简单。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爱情，也喜欢“在路上”的感觉，为此李安常开玩笑说他喜欢在岸上观看别人游泳，而我总喜欢跳下去。
《华夏时报》：生活的变化，是否导致你在电影叙事上的变化，从完全先锋的艺术电影向讲故事的传统电影转变？
崔龄燕：其实除了生活经历与李安的影响也有关。我之前很不喜欢传统的电影叙事，所以做了很多艺术片的尝试。而当我见到李安时，当时我问他对电影的看法，他说他就是要为观众拍电影，这让我很惊讶，在我的观念里，电影就是一种自我的表达，以后与他交往多了，慢慢觉得电影讲好故事非常重要。而这个剧本刚写好时，李安也非常赞同，他说好的故事就是要先感动自己才会去感动别人，而他最早拍的“三部曲”讲述的就是亲情，后来的《断背山》、《色戒》李安说他讲的都是情感中的遗憾与后悔，这也与他和父亲的情感经历有关，所以他的影片才会打动观众。我的故事也是与我的爱情、与女儿的情感关系相关，所以我也希望与观众能有同感。
《华夏时报》：这样的题材在审片上也较容易，在大陆拍片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考量与经历？
崔龄燕：一般爱情喜剧片非常简单，报批连剧本都不用递。其它题材的项目比如惊悚片是一定要送剧本的，而且有时还要修改若干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