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晓薇 北京报道
前两任想做到但无法做到的事，最终由希腊150年来最年轻的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做到了。他不仅让希腊成为了IMF历史上第一个违约的发达国家，也让其成为了欧元区首个就紧缩政策做出全民公投的国家。
年轻、无畏以及愤怒驱使齐普拉斯拉响了希腊债务炸弹的“拉环”，但是这一具有“核威慑”的炸弹所爆发的威力也许并不是他所能够承担的。
在经济与政治的双重考量之下，齐普拉斯与欧元区的领导人都被逼到了“墙角”。齐普拉斯已表示，如果公投结果支持紧缩政策，他将辞去总理一职；而欧元区领导人则认为，如果公投结果反对紧缩，那么将被视为是对欧元区的整体否认。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频繁使用的“核威慑”已经给欧洲一体化进程刻下了互不信任的烙印，而为了搭建这种信任欧洲曾用了60年。
谈判破裂
6月28日凌晨3点，当参与希腊债务危机谈判的欧元区领导人已经疲惫不堪、昏昏睡去之际，身穿深蓝色西服的齐普拉斯却突然出现在了希腊国家电视台的画面中。一如他就任以来曾多次被指责的那样，与欧洲传统外交礼仪相悖的齐普拉斯不仅没有打上领带，还敞开了衬衣的领口。
果然，衣着随意的齐普拉斯给出了一个让欧洲领导人倍感“随意”的决定。他宣布希腊将在7月5日举行全民公投，让选民自己决定是否接受欧盟的紧缩提议。“我们应该冷静、果断地用民主对抗威权主义和严厉的紧缩政策。”齐普拉斯表示，“我们惟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我们不应该让它压倒。我们应该让欧洲感受到希腊人的尊严和它所遭遇的勒索与不公正。”
齐普拉斯的讲话瞬间惊醒了沉睡中的债权人，他们关闭了与希腊谈判的通道，切断了之前一直给希腊银行提供生命补给的“金援”，用最严厉的警告传达他们的愤怒。
“希腊在就其债务危机所举行的谈判中表现出来的利己主义是一种背叛。”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希腊危机的谈判并不是一场游戏，要么双赢，要么双输。”
事实上，上任5个月以来，齐普拉斯一直深陷于多种力量的博弈之中。
对外，作为希腊的总理，他担负着两个重任——既要将已经忍受了5年紧缩政策折磨、濒临崩溃边缘的希腊民众挽救于水火，但也同时承担一个负债近3000亿欧元的“杨白劳”所要经历的“屈辱”。
对内，作为一个激进左翼联盟领导人，他必须遵守双重底线：既不能违背党派立场做出加税和减少福利的决策，也不能让希腊民众不愿意面对的事情——退出欧元区成为现实。
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之下，以古巴革命英雄切·格瓦拉为偶像、性格倔强甚至还有些“书呆子气”的齐普拉斯扔出了他手中的最后一枚“炸弹”：举行全民公投，让希腊民众决定希腊的未来。
“核威慑”
虽然在欧元区领导人看来，齐普拉斯举行全民公投的决定是一种冲动且不负责任的举动，但是在这种冲动背后，齐普拉斯却有着自己的算盘。
5个月前，齐普拉斯成为了希腊150年来最年轻的总理，年仅40岁的他凭借着青年时代“学运领袖”的经历和对紧缩政策的严厉指责，成为了世人眼中的“愤青”，但是很多人似乎忽略掉了一件事情：在成为希腊总理之前，齐普拉斯已经有了长达十年的政治生涯。他或许年轻、冲动，但并非不懂政治。
在成为希腊总理的5个月中，齐普拉斯成功地将希腊违约的责任“转嫁”给了紧缩政策，并获得了大量的支持。齐普拉斯所坚持的欧洲的钱“应该用于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用于还债”的立场不仅赢得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内的18名经济学家的公开支持，还获得了美国财长雅各布·卢的默许。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支持更为激进，他在自己6月29日的专栏中公开劝告希腊政府面对无尽的紧缩折磨，应该勇敢地退出欧元区。
在扭转了舆论导向之后，齐普拉斯做出了更为大胆的决定，用公投的方式将希腊与欧元区捆绑在一起。
大约两年多前，作为希腊政坛未来明星的齐普拉斯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就曾谈及他对退出欧元区的看法。在出生于冷战胶着期的齐普拉斯看来，“退出欧元区”就是希腊的“核武器”。
“我认为，希腊现在的处境与美苏冷战时期美国的处境差不多。美苏双方都拥有核武器，都用率先使用核武器来震慑对方，但谁都不会轻易使用。”齐普拉斯表示。按照他的逻辑，希腊与德国及其背后的债权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共同毁灭关系（MAD），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种共同毁灭关系的“保护伞”下，齐普拉斯认为只要不退出欧元区，欧洲领导人就会无条件地答应希腊的要求。
因此，当希腊债务谈判再次走到僵局之际，齐普拉斯便祭出了公投的大旗，以便提醒欧盟领导人他手中拥有“核武器”。
虽然齐普拉斯的“核威慑”让欧盟领导人感到担心，但是更让其倍感压力的是，如果他们一旦屈服于这种“核威慑”，那么很有可能会在欧元区引发另一场“核裂变”。
首先，他们将无法面对各自国家的纳税人，继续劝说其向希腊这个无底洞投入更多的资金；其次，他们将在面对同样拥有“核武器”，并也同样深陷债务危机的其他欧元区国家时彻底失去谈判“砝码”。
最后，也恰恰是让欧洲领导人最为担心的是，如果一旦齐普拉斯的策略成功，那么很有可能会在欧洲全境内引发一次激进势力的狂欢，而这将有可能导致欧洲更多政府的更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