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雍君 长沙报道
从热血青年到化工专家再到管理专家，进而成为国家领导人，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的人生多姿多彩，他却坦言最喜欢的身份是学者，“希望大家叫我成教授”。
身为著名报人成舍我的儿子，成思危在16岁时即从香港返回内地建设祖国，“文革”期间遇厄烧了多年锅炉。改革开放后，成思危在46岁时赴美学管理，61岁当选民建中央主席，63岁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作为学者，成思危在经济领域著述甚丰，20多本专著涵盖社会保障、事业单位改革、住房制度、股市、金融危机、货币市场、农村金融、农村消费市场、对外开放战略以及保税区的改革等诸多方面。作为学者型政治家，成思危学以致用，对风险投资及创业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进行了拓荒式研究并做出奠基性贡献，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发展和中小板创业板的建立，他由此被称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和“创业板之父”。
7月12日凌晨，成教授病逝，享年80岁。
“功成名就应无憾，含笑扬眉对苍天”斯人已逝，“未因权位抛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风范长存。成思危逝世消息传出后，张维迎、吴晓灵、辜胜阻等经济学家都撰文赋诗表达怀念。成思危先生虽已远行，他的学术影响却仍将惠及长远。
“一号提案”
1998年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在成思危主导下民建中央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就是后来被认为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
成思危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顾了“一号提案”的由来。他说自己在化工系统多年从事乃至主管研究工作，却深感科技成果转化起来非常困难，全国一年有3万多项科技成果，仅有20%转化成产品，而建厂生产真正转化为生产力的不足5%。
资料显示，1981到1984年，成思危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生院开始做访问学者，并念MBA。当时他接触到风险投资，觉得用市场的力量来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个理念很好，就选修了一些这方面的课程。
1987年，成思危又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生院院长邀请去做了3个月的风险投资项目技术经济评价课题研究。此后，成思危开始在国内讲授和推广风险投资理念。
1996年，成思危在国家行政管理学院参加科技成果转化高级研讨班学习时，写出了《科技成果转化呼唤风险投资》一文。
1997年9月，已经担任民建中央主席的成思危，主持召开了一次以风险投资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美国花旗成长基金、穆迪公司等都派人参加。会上大家认为，中国发展风险投资的条件基本成熟。成思危把研讨会的意见和自己的思考综合起来，就形成了民建中央的一个提案——《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几点意见》。这个提案提交给了1998年3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被列为“一号提案”。
“一号提案”提出，明确把发展风险投资作为推动科技和经济发展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基本政策，风险投资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蓬勃兴起，并带动了第三次创业浪潮，成思危由此获得了“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盛誉。
一次精彩的演讲
风险投资在中国逐步成长过程中，成思危不但一直保持高度关注，还屡屡在重要关口为之奔走发声。其中，2012年5月19日，成思危在长沙全国PE（股权投资）峰会上的一次演讲给《华夏时报》记者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
彼时，“全民PE”、“PE暴利”等负面消息带来的压力尚未消除，又传出将对PE征收三至四成的“浮盈税”，全国创投行业一时人心惶惶。面对台下来自全国各省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30多家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协会负责人，成思危做了40分钟的精彩演讲。
身材高大的成思危一上台便表示歉意，“按道理应该站着演讲，但我已经77岁了，因此请主办方给我准备了椅子和讲桌，我坐着给大家讲，失礼之处请多包涵”。
随后，成思危联系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做了分析，点出了中国PE面临的人才缺乏、资金渠道狭窄、行业混乱松散、过于急功近利等不足的同时，也鼓励大家“中国转变发展方式会给PE行业带来机遇，要自信自律，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他的一句“没有风险投资就不可能建设创新型国家”更引发现场持久热烈的掌声。
《华夏时报》记者在现场注意到，成思危先生虽是脱稿演讲，但观点鲜明，逻辑清晰，一气呵成，各类数据信手拈来，时间把握恰到好处。曾聆听过成思危先生百余场学术演讲的辜胜阻评价说，听其演讲“场场都是艺术享受”。
时间虽已过去3年，当年长沙PE峰会的组织者，湖南股权投资协会会长、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明对当年“零距离”接触成思危的往事依旧难忘。
据黄明7月14日向本报记者介绍，当时在行业发展处于十字路口之际，业内商议筹划一次高峰论坛，“筹备的第一件事就是论坛要有高层的声音，最具代表性的声音，我们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成思危先生”。经人介绍，2012年初，黄明首次见到成思危，“在他办公室头次见面，就感觉他和蔼可亲，非常睿智，对行业发展了然于胸。他热情答应参会请求，并提出演讲题目他自己定，内容自己准备，不需要我们提供讲稿和素材。”
黄明表示，成思危“没有创新国家就不会进步，而创业投资就是创新的驱动器”这一句话极大地鼓励了行业，给业内吃下一颗定心丸。全国30多家股权投资协会签署了的《长沙宣言》，是行业一次里程碑事件，“成思危的到会指导和热情演讲对论坛取得成果起到了巨大作用”。
在黄明等股权投资业内人士看来，成思危不但推动了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也鼓励创业板在中国落地生根，“投资——募资——退出这一系列环节他都考虑到了，思虑深远”。
改革不能悔棋
成思危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除了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他在金融改革、虚拟经济、管理科学、绿色发展、社保体系、自由贸易区、创新经济、智慧城市等方面也多有建树。
此外，他还担任多年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呼吁重视教育，重视技能人才的培养。他在民建中央主席任上举办“中国非公经济论坛”，推动非公经济的发展。后来又担任国际金融论坛主席，推动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影响日益扩大。
作为学者型政治家，成思危结合自身体会，强调专家学者一定要说真话说实话，把论点论据相结合，用科学的态度来说话，要从探讨理论基础、评价国外经验、完善政策框架和分析实施难点四个维度来促进改革。
事实上，他本人也是坚持说真话，“居高位，敢直言”，他多年来一直提倡要“改GDP崇拜为劳动生产率崇拜”。今年5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研究金融问题需有战略观》，对社会盛行的“阴谋论”表达了明确的警惕和忠告。他认为，“一些人把所有的国际金融活动都当成阴谋，把国际金融活动比作你死我活的战争，主张要抗击国际阴谋。实际上，这并不符合当前国际金融的实际情况。”
他亦曾多次呼吁要重视加强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和综合监管。如今，在经历了A股此轮巨幅震荡之后，人们对成思危的这一呼吁或有更深的理解。
在2008年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成思危总结30年改革开放历程时表示，改革不能悔棋。他认为，在改革措施出台之前，一定要谋定而后动，要经过深思熟虑才去做。
他本人更是一直信奉“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并常以此告诫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