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晓薇 北京报道
7月28日-31日，包括美国、日本以及其它10个环太平洋国家的贸易谈判代表将带着他们本世纪以来最雄心勃勃的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齐聚夏威夷。
在经过近十年的辗转腾挪、进攻防守后，他们已经将该协定带入了最后的禁区，只剩临门一脚。
然而，面对着对手坚守“底线”的强大意志；面对着已经超越了贸易协定本身的“政治意图”；面对着场外数十亿观众的关切目光，在重重压力之下，他们有可能会“射中”，从而为TPP谈判画上句号，也有可能会“射飞”，从而为TPP谈判画上转折号，但最大的可能却是，他们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却输掉了比赛的意义。
最难啃的骨头
由于参与谈判国家各自所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同时也基于美国立法机构对于TPP审批与奥巴马任期之间的“时间差”，7月底成为了TPP能否最终达成的关键“时间窗口”。因此在这一“时间窗口”的驱赶下，TPP各成员国谈判代表又一次聚集在谈判桌前，但他们对于协定的达成并没有十足的把握。“等他们到达夏威夷时，会发现情况有多困难，画上句号比他们想象中困难得多。”曾任小布什政府贸易代表的克莱顿·尤特说。
虽然在公开的采访中，参与TPP谈判的12国贸易代表们大多数都将此次夏威夷之行视作是该协定谈判的最终回合，但是他们心里都清楚，在这一因时间所限，匆忙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等待他们的不仅仅是代表12个伙伴国的当地美食，还有更多“难啃的骨头”。
“最难啃的骨头”集中在了四个方面——知识产权、农产品市场放开、投资——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以及政府采购原则。在其中任何一个问题上稍有闪失，都有可能会导致TPP谈判失败。
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难点集中在对于药品专利的保护期限上。如果期限较长，开发新药的制药公司利润将扩大，因此拥有众多大型制药公司的美国一直主张将保护期限设置在12年，但是这却与以“模仿”新药为主的澳大利亚和依赖廉价药品的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意见向左。澳大利亚主张新药保护期为5年。据参与谈判的相关人士透露，澳大利亚有可能会让步到8年，而这一决定也得到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众多TPP成员的支持。但这一保护期却意味着要让美国的医药企业损失4年的“保护费”。为了推动TPP谈判，美国已经在包括汽车业、乳制品业和纺织品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让步，一直“受惠”于医药企业对其医疗保障计划支持的奥巴马政府也许很难再做出妥协。
与知识产权问题触及美国“底线”相似的是，农产品市场的开放问题也同样是包括日本、新西兰、加拿大在内的TPP谈判伙伴的“禁忌”话题。但是与只需美国让步便可解决的知识产权问题相比，涉及内容更为复杂，涉及成员更为错综复杂的农产品市场开放问题，一直都处于“无解”状态。
作为其中“对抗”最为激烈的双方——加拿大与新西兰在开放乳制品进口上一直相持不下。7月27日，在抵达夏威夷当天，加拿大贸易部长发言人罗思仍表示，加拿大并不会做出损伤国家利益的让步。加拿大对于乳制品的进口关税高达300%，此前在与美国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加拿大都没有放弃对于乳制品关税的坚守，而今年还是加拿大的大选年。加拿大的这一态度随即引发了极力希望在TPP谈判中赢得巨大乳制品出口市场的新西兰的反击。“若不放开乳制品市场，就不会签署协定。”新西兰总理约翰·基说。
然而，比加拿大与新西兰因国家利益问题在开放乳制品市场上相持不下更为棘手的是——已经将农产品与生活习惯、民族感情、国家认同度联系在一起的日本民众对于向外开放该领域一直怀有强烈反感情绪。日本消费者每年人均消费的大米超过60公斤，大约是美国人均消费量的四倍，但是很少来自进口。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稻出口国之一的美国一直希望可以借助于TPP敲开日本市场。美国要求日本每年完成20万吨的进口配额，而日本的心理底线却是5万吨左右。
7月24日-26日在《日本经济新闻》与东京电视台联合实施的舆论调查显示，围绕TPP谈判，41%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政府“如果需要妥协，就不应该达成协议”，超过认为“妥协是不得已”的受访者人数约五个百分点。
在局部矛盾之外，围绕ISDS所产生的分歧几乎引发了除美国之外的所有TPP参与国的反弹。
在这个由美国主导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允许外国投资者因利益受损起诉投资所在国。但是在其他伙伴看来这却是对该国立法和行政规则的侵犯。在ISDS的保护下，投资者将可以要求赔偿因政府为保护公共利益而受到损失的利润。换句话说，ISDS将从根本上改变公司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ISDS机制把投资者提升到了一个高于国家法律的地位。此前在与美国进行自贸区谈判时，澳大利亚就已经拒绝接受该条款。
为了能在最后期限到来前，让参与TPP谈判的伙伴加速奔跑，美国不得不抛出更多、更大的诱惑。
基建蛋糕
7月27日，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正在进行的TPP谈判中有可能会强制引入《政府采购协定》，而这一协定将有助于日本企业寻求到大量的海外订单。美国在TPP谈判中提出这一要求基于的原则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政府采购协定。该协定的基本规则是国民待遇。也就是说参与了该协定的成员国在承揽彼此之间的政府采购时，将享有不低于本国参与者的待遇。
目前在参与TPP谈判的12个国家中，包括日本、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在内的四个成员是WTO《政府采购协定》的缔约国。而在其他八个成员中，文莱、智利、新西兰由于与新加坡是TPP前身《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P4）的参与方，因而也间接采用了与《政府采购协定》相同的一种采购模式。与此同时，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澳大利亚、墨西哥、秘鲁也有着类似于《政府采购协定》的模本，TPP成员中只有两个国家——马来西亚与越南与其他国家之间不存在任何采购义务。为了让刚刚接触政府采购协定的越南和马来西亚有一个适应过程，美国提议在TPP版的《政府采购协定》中将提高符合这一规定的项目资金标准，而以大额预算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很可能会被包含在内。
如果一旦将《政府采购协定》纳入到TPP框架下，那么TPP协定不仅将对亚洲目前的自贸协定带来冲击，也将给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带来竞争。出于对国有企业定义的分歧，在亚洲目前已经达成的自贸协定中并不包括政府采购条款或是只包括简单的政府采购规定。作为《政府采购协定》参与者的43个WTO成员中，只有四个来自亚洲（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因此参与TPP谈判的12个国家中的任意一国在对政府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时，凭借着《政府采购协定》，它的11个伙伴都将获得国民待遇，从而在起跑线上它超过其它竞争对手。通过这一协定将进一步加强TPP伙伴国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为了坚定贸易伙伴的谈判决心，美国已经表示将考虑在TPP成员间取消掉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所设定的“购买美国货”条款。为了促使协定最终达成，美国不得不利用经济利益来“贿赂”其伙伴。据TPP的倡导者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14年发布的一份数据显示，美国加入TPP后，2025年国民收入比不加入TPP只高0.4%，但同时，日本却将多获益2.2%，马来西亚是6.6%，越南则是14%。
在巨大的利益让渡背后遮盖不住的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政治企图。
渐行渐远
2008年，当奥巴马首次提议就TPP协定进行谈判时，他将这一协定的意义定位为一个符合21世纪的贸易规则，并承诺努力创造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体，反对贸易保护。然而7年过去了，当TPP谈判即将进入尾声之际，这一切都已经变了味道。“如果我们不能来制定全球贸易规则，中国将会为我们制定。中国将以有利于本国企业和本国劳工的方式来制定这一规则。”不久前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奥巴马说道。
虽然一贯倡导自由经济的美国仍在积极地为全球贸易与投资制定规则，但是他却已经将实现规则的平台由此前多国构成的世界贸易组织转向了地区或双边贸易协定。美国在让自己更自由地穿梭于不同国界、不同贸易体后，却为这些贸易体竖起了篱笆，并上了锁。
原本应该成为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劳工环境改善的TPP协定却最终成为了跨国企业利益的“保护伞”；原本应该为从越南到澳大利亚这两个位于发展程度两极的经济体搭建沟通桥梁的TPP，最终却成为了美日联手遏制中国的武器。
在遏制中国的这个政治逻辑背后，TPP与其所原本应该承担的经济使命正在渐行渐远。邀请日本、越南加入TPP不再是因为这两个经济体需要更好的发展空间，反而是因为它们会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一种平衡；引入“政府采购条款”并不是考虑到TPP成员中的发展中国家会因此获得更物美价廉的原材料与服务，而是为了和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较高下。
在政治利益的驱动下，TPP在经济方面的收获将非常渺小。TPP存在的最高价值是为未来的世界贸易制定最高标准，为未来的全球增长做出规划。而一个缺乏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参与的贸易标准制定过程显然不具备代表性。
虽然TPP协定还在最后的博弈中，但是对于一个除了承担有搭建21世纪贸易规则重任还同时附带更多政治使命的自贸协定来说，它也许已经走得太远了。
围绕TPP谈判所产生的种种政治盘算已经让这一贸易协定失去了其原本应有的光环。事实上，在这场关于21世纪贸易规则话语权的竞赛中，能够舍弃越多的或许才是最后的赢家。
